燕窝贸易的三重世界南洋华人的价值理论、物质性与生产

活跃在环南中国海的燕窝贸易是中华晚期帝国、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南洋华人贸易三重世界互动和交融的产物。对燕窝的需求源于中华文明的本体论和世界逻辑,燕窝贸易网络则起源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在中华晚期帝国南疆的扩张,其实践运作依赖南洋华商的社会组织方式、移民模式和历史行动原则。而在当下,燕窝贸易和消费同时按照工业化逻辑、香港燕窝商人的价值理论及其对燕窝物质性的理解来运作。对多重世界交融历史过程及其当下状况的研究,需要拓展关于不同“生产”过程所代表的物质性与抽象整体之连接与交融的想象,将人群生产活动视为历史的结果和历史展开的方式。

有节日就有中华——南洋华人春节习俗的功能与价值

中华节日源于"顺天地之气与其数",即人们必须对应天地间气候与生态的周期性变化,按照节日变化配合相应的礼俗、饮食、衣饰等等,以"左祖右社"、"祀天祭地"的思想一以贯之,圆成"大礼与天地同节"、"君子合诸天道",趋吉避凶。再据清代文献,南洋华人身处热带,春节习俗根据温带农历大寒节气开始准备,由除夕守岁始,至正月十五终。可见其中有细节演变,却依旧延续着此中常"理"。南洋华人春节礼俗强调"祖"与"社",也即是以自身作为祖先文化结合土地资源之载体,表达"我在即中华"的文化意识与历史主权。

抗战期间中华基督教会与南洋华人教会关系初探

抗战期间,兵燹惨烈,教会损失惨重,经费来源隔绝,各项事工难以为继。为了应对时代诉求,戮力同心,对抗暴日,以中华基督教会为代表的华人本土教会,把更多的目光和精力投向南洋华人教会,以期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二者在人员、经费、信息等方面的交往一方面突破了地域限制,促进了南洋地区华人教会的自身建设,一方面加强了中华基督教会的经济基础,密切了海内外教会关系。探析二者关系也利于我们追求宗教与社会和谐相处。

信仰为界——19世纪妈祖崇拜与马来半岛南洋华人群体认同变迁

妈祖文化发展至当代,以其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妈祖文化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华人的移民浪潮以及现代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19世纪成为南洋地区妈祖崇拜群体从业缘、方言、地缘群体发展成为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族属群体的转折时段。本文通过19世纪早期赴南洋地区传教的伦敦传道会传教士的回忆录与其在当地创办的期刊、19世纪中后期南洋地区华文碑刻遗存以及19世纪末南洋华文报刊等不同资料,分析讨论19世纪马来半岛的南洋华人社会中妈祖崇拜群体边界的动态变化,发现在此过程中,妈祖崇拜所发生的变化与南洋华人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并且同南洋华人群体中逐渐形成的国家、民族意识相对应。

明清时期南洋华人社会的创建与转型——以马六甲青云亭为视角

入明之后,南洋华人社会的存在态势才逐渐清晰,民间信仰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马六甲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痕迹在其核心庙宇——青云亭体现得淋漓尽致。青云亭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发展,乃至转型,显示了马六甲华人社会的形成、发展与成熟。由此,亦可管窥明清时期南洋华人社会创建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17-19世纪南海华人社会与南洋的开拓——华人南洋开拓史另类视角的解读

研究南洋华人历史文化,绝不能忽略唐宋元明以来,南海诸国早已经存在的各自地方上的华人社会,通过对17-19世纪南海华人社会在开拓南洋的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组织、文化、信仰与经济活动的阐述,可以再现南洋华人在中华传统文化开疆拓土、延续祚命的理念下的经济活动、组织和社会生活;从而提出不同于西方殖民社会主流认知的历史叙述及话语系统,足以启发思考与讨论。

南洋华人的清明节:承先礼而成其理

南洋华人生存的地理环境与故土相去甚远,早已不符合节气上过清明的诉求,但清明节在南洋华人社会中却世代延续,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孝""恩""义"的价值观不变,以及以扫墓与祭祀先人的节日活动的传承。现代南洋华人过清明,是多元宗教信仰可以共同接纳的清明节,它传承先人之"礼"并一直维持到今天,表现出其珍视与固守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坚韧的一面。

家国情怀:民国以前南洋华人婚礼的“上头”仪式

"上头"作为婚礼前夕的生命礼仪,是由长辈带领新郎或新娘在出门举行婚礼的前夜身穿孝服,拜斗遥祀代表中华意象的北斗,以斗中事物象征内化心中价值观;同时,更重要的是由长辈带领新人祭祀神明与历代先人,为新人梳头变更发型,并在过程中叮嘱娶妻或嫁夫不能忘本,切记为家为中华开枝散叶。正当新人共同经历人生历程关键的转变时刻,"上头"仪式成为构建新婚夫妻共识的婚礼习俗,过去甚至鼓励新人身着仿制的明朝服饰,目标不外鼓励个人思考安身立命,也顾及家庭传宗接代如何与民族命运演变相融合,由此承先继后,也会影响未来儿孙家庭教育。

南洋华人的古城

我曾数次赴泰国,心心念念记录华人乘红头船漂洋过海出外谋生的强大与辉煌。前年寒假期间,我带着小孩来到泰国南部的宋卡古城,这里最初是马来人建立的古城,曾经是中国——泰国、中国——马来亚的贸易通商口岸。因茫范海水,被称为“双海城”,一旁是浩瀚的太平洋,一旁是偌大的宋卡湖。

南洋华人先民的忠孝观念与礼俗实践——回归中华话语的历史与民俗再解读

前言以“南洋、殖民、礼俗、经典、忠孝”作为交互探讨的关键词,审视各历史上牵涉民俗的各种案例,会发现南洋华人民间艰辛建设各地社会的进程,虽然罕见文人雅士热心儒学哲学化、学术化,民众日常生活却从来重视传承与贯彻儒学正朔观念,以本身历史记忆结合在地的资源建构脚下家乡,由此成就祖先社会在当下的延续与扩大,无改“忠孝传家”。

邱菽园诗歌的南洋地理文化底蕴

星洲大诗人邱菽园凭借着长期寓居南洋的经验,努力开拓南洋诗境。他的诗歌以新加坡为立足点,将地理空间扩展至与之相连接的马六甲海峡,并赋予历史文化底蕴,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此外,通过岛居生活的描写,邱菽园也传达了南渡诗人对中国传统审美意趣和生命关怀的坚守情操。

陈宝琛《南游草》的南洋人文关怀

本文从陈宝琛《南游草》的胜迹游览与名人交流题材中,发掘他对南洋历史文化与华侨生活的关怀,藉此体现其对20世纪初南洋华人古典诗歌的开拓和借鉴意义。

杨圻《江山万里楼诗钞》“南洋拓境”的特色

杨圻《江山万里楼诗钞》的南洋纪游诗在南洋华人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杨圻运用中国传说故事与文学母题,营造出南洋"桃源仙境",颠覆了"蛮夷瘴癘之邦"的既定印象。此外,杨圻从热带的昼夜温差中,发掘出契合中国传统诗歌审美意趣的境界,在闲散幽静的基本诗风上发展出清旷超逸的特色,印证了诗境之开拓得力于"江山之助"的观点。

《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前小说中的当地词汇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新马)华文文学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其中一大延续点,但是与中国文学不尽相同,其中一大差异在于华人方言与当地语言的渗透。本文以《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中的两册小说集为文本探讨对象,从华人方言、华语、马来语和英语词汇的搜集,探讨战前新马华文小说中非典型汉语的词汇使用。小说集的创作群是来自中国和新马当地的华人作家。研究发现大多数词汇来自粤语、闽南语、当地华语、马来语和英语。方言和地方语言词汇的穿插使用让新马华文小说呈现不一样的面貌,独具浓厚的南洋特色。

论清代马来亚之汉传佛教

自明末清初以来,最早在马六甲生活的汉传佛教僧众,都是冒着海禁之险,投身在化外之民斩荆辟棘的异域,照料开荒民众的生死大事。他们一代接一代,经历两百余年艰苦变迁,确保了汉传佛教在南洋华人垦荒的地区继续流传。今日回顾清代在马来亚弘法的汉传佛教僧侣,他们多数人默默无名,这些法师为了随顺文盲众多的垦荒社会,从赶经忏到提出开办佛教公司兴办实业,甚至有耍杂技和开动物园的,无所不为,俱是为了能深入民间广说妙法、建立汉传佛教在地方上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其贡献实不能以成败评价。后人可以为他们结论:"菩萨心肠是不能以著作等身评价的。"

福建人下南洋

下南洋是近代中国一次持续时间久、规模大的人口流动。与闯关东、走西口不同,下南洋的目的地是模糊的,涵盖了当时东南亚多个依旧是列强殖民地的地区(暹罗除外)。南洋华人依靠吃苦耐劳的性格和拼搏精神,在东南亚的莽莽丛林开辟出土地,靠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勤勉与精明,最终成为东南亚富人的代名词。在获得了稳定富裕的生活之后,他们还在家乡有需要的时候反哺家乡,成就自己的同时带动家乡的发展。

星洲风雅:邱菽园风月诗中的女性观照

"南侨诗宗"邱菽园(1874—1941年)于1922年由康有为出资印订的诗集《啸虹生诗钞》,共七卷。该诗钞是马华文坛第一部独立刊刻的个人汉诗诗集,也是新加坡较早的诗词作品,内容覆盖极广,包含历史人物、南洋风俗、作者自身经历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诗作多与女性相关,记录了邱菽园宴饮唱酬、冶游赋诗的南洋文人生活情景。《啸虹生诗钞》中的风月诗,既是地方风俗化图景的展示、私人空间的书写,又抒发了对边缘化女性的关切,表现出邱菽园诗歌中的文化建构意识。

橡胶林的呻吟

在马来半岛,到处可以看到郁郁葱葱的橡胶园。第一代华人闯南洋,大多在橡胶园里做工。当地华人的命运与橡胶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相依为命,共损共荣。可以这么说,有橡胶园的地方,准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准有橡胶园。华人或种胶,或割胶,或做橡胶生意,老一代南洋华人与橡胶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灵相通,秉性相似,堪称人与树浑然一体。新一代的南洋华人,大都搬到城市去居住仍在橡胶园里做工的不多了。但华人种植园主仍然坚守在自己的胶林中,他们的后代也不会忘记橡胶林对他们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