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侨报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南洋商报》为中心的考察

论文以南洋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中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新闻报道为基础,考察了其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方式,分析了其编辑传播策略和历史意义。抗战时期,《南洋商报》通过宣传中共抗日方针政策、歌颂人民军队抗战事迹、介绍抗日根据地建设成就、展现中共领导人光辉形象、报道中共与华侨携手抗战消息等多种方式,成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正面形象。同时,《南洋商报》十分注重传播策略,通过真实权威的新闻源,主旨集中的议题设置,多样适当的新闻体裁,立场鲜明的语言表达给受众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赢得了海外侨胞的认可,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影响——以《南洋商报》为中心的研究

论文通过对《南洋商报》刊载抗战电影传播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梳理了自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新加坡沦陷这段时间内,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过程、接受程度及产生的深刻影响。结果显示,在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一批优秀中国抗战电影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新加坡本地出版的《南洋商报》刊载的相关抗战电影信息,生动纪录了这一段时间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历程。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鲜明呈现了中华民族海内外同胞同仇敌忾、全民族投身抗战的时代景观,同时也积极肯定了华侨对中国抗战胜利所做的历史贡献。

从《南洋商报》讣告文本看战后转型期新马华人家庭形态与社会网络

文章以《南洋商报》(1951—1976)发布的讣告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告知类、吊唁类、答谢类和周年纪念类四种,进而对讣告中所呈现的新马华人的家庭形态与社会网络进行考察分析。这些登载在华文报刊上的讣告,详实记录了20世纪50-70年代转型期新马华人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尤其对研究该时期新马华人家庭形态与社会网络提供了新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南洋商报》(1951-1976)讣告文本形态研究及文化透视

以《南洋商报》(1951-1976)采集的讣告样本为第一手资料,对讣告的文本形态进行分析考察,将其按性质分为报丧类、吊唁类、感谢类、追思纪念类四种,探讨新马华人通过将传统讣告发展成为"报、吊、谢、念"的讣告系统,透视其对传统中华文化进行移植与调试、再生为新马华人社会独有的文化形态的过程。

《南洋商报》的办报特色与社会影响

本文评述了《南洋商报》的四个办报特点和因坚持承续马华文化而面临的生存挑战，阐述了其作为社会大众媒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篇着重论述《南洋商报》对社会的影响， 以及是它发挥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为马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承传。

报人曹聚仁对1950年代两岸关系的观察与认知——以新加坡《南洋商报》为例

上世纪五十年代,爱国报人曹聚仁活跃于海外华文媒体。1953年至1958年间,他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任驻港特约记者期间,对台湾问题进行了观察与报道。特别是1956年后他经常来往两岸被视为国共两党密使后,在海外积极宣传中共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并以抢发独家新闻的方式,为大陆和平解放台湾释放了政治试探气球。总之,曹聚仁以海外报人和国共密使的双重身份,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从《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看马来西亚天公诞节庆活动的传承与发展

《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是马来西亚历史悠久的华文报纸,具有较高的发行量,是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重要媒介。而天公诞(农历正月初九)是福建、四川、台湾等地的民间传统节日,福建人有“拜天公、大过年”的传统,在马来西亚天公诞也是十分重要的节日。本文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2019年2月13、14日(即农历正月初九、初十)两天关于天公诞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观察以天公诞节庆活动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承与发展。

陈嘉庚创办的学校及南洋商报

华侨史上，陈嘉庚既是一位商人、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也有人称它“华侨革命家、教育推动者”。他靠商，累积了财富，但他说：“财是我辛苦得来的，亦当由我慷慨捐出”。所以他将所赚到的钱用于文教公益事业，也不把财富留给下一代，个人的生活也俭朴，自订每日膳费不得超过5角，衣着用具也都朴实无华。

近代南洋华侨慈善义演活动研究——围绕《南洋商报》为中心的考察

华人群体在近代新马区域文化构建发展过程里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尽管身处异域他乡的地域空间之中,却仍然保留着传统儒家思想仁爱待人的文化基因,近代南洋华侨从事的慈善义演活动成为延续此种民族品格的重要日常实践。本文以近现代新马地区重要的出版物《南洋商报》为考察中心,力求完整全面地揭示近代南洋华侨慈善义演活动的完整面貌。应急赈灾、济贫扶困与爱国救亡是近代新马地区慈善义演的三大主题,在义演过程中,活动组织者相当偏好采取京剧、话剧与地方戏在内的三种不同戏剧类型充当演出的载体。严密的组织管理、大众的广泛参与和浓重的爱国主义意识则成为南洋华侨慈善义演活动整体呈现的三个特质。可以说,近代南洋华侨慈善义演成为同时包含儒家传统精神与现代革命意识、东方戏曲文化与西方话剧艺术、游子乡愁情绪与救亡图存时代焦虑等多重矛盾体的文化场域,本质上指向的是新马社会现代转型过程里的某种文化症候。

浅析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的中国观——以《南洋商报》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为例

南海问题的东南亚主要争端国媒体和美国、日本等国媒体,在涉南海问题报道时常常扭曲中国形象,渲染中国的强硬和威胁,把中国塑造成破坏地区和平的国家,给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带来挑战。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南洋商报》在“南海仲裁案”后关于南海问题的新闻报道,总体较为客观。该报认为中马在南海问题上没有明显冲突,但在报道中提及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演习、军事建设等情况,认为中国武器先进,具有一定“威胁性”;经济力量强大,有吸引力;外交上强势、强硬。总而言之,该报在一定程度担心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威胁”。作为华文媒体,《南洋商报》涉南海问题报道所体现的中国观在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代表性。中国应完善对外传播,加强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让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得到更多信任和支持,为南海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浅析《南洋商报》“回马呛”栏目的特点与不足

"回马呛"是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电子网站中的时事点评栏目,栏目会不定期对最近的新闻进行一句话式的点评,栏目语言风趣活泼,颇有特色,是该报较为独特的一档栏目。本文对该栏目2018年1月至2月发表的内容进行收集、整理,总结"回马呛"的栏目特色,指出"回马呛"栏目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改进意见。

热心为社会服务的《南洋商报》

由马来西亚《南洋商报》主办的第二届国际华文书展于1995年5月18日至28日在风景秀丽的吉隆坡举行。我省一行11人参加了这次书展。书展期间,我和《南洋商报》负责人及部分记者有些接触和交流,并翻阅了十多天的《南洋商报》,对该报热心为社会服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报社为什么办书展?”

试论20世纪50年代厦语片在新马地区的发展——以《南洋商报》(1953—1959)为中心

厦语片即厦门话电影,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并不被人们所关注。东南亚作为闽南籍华侨的主要侨居地,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厦语片的主要海外市场。本文通过查阅1953—1959年新加坡《南洋商报》所登载有关厦语片的广告、影评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梳理该时期厦语片在新马地区发展的概况,认为该时期厦语片在新马地区的发展繁荣,与闽南籍华侨的支持,广告宣传的针对性,电影公司增加资金、人员、技术投入以及发行网络的完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华文报纸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为例

本文选取马来西亚颇具影响力的华文大报——《南洋商报》作为研究对象,对该报2019年1月1日至6月30日为期半年的样本进行归纳、整理与总结,分析该时间段内涉华报道的总体数量、报道议题分布、报道倾向等,并且结合历史学、新闻学、传播学、统计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理论进行阐释,从中解读马来西亚华文报纸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以求加深对海外华文传媒的了解,构建适合中国的海外媒介话语体系,助力我国更好地进行对外传播,树立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正面形象。

战后马华文学场域的流动与影响——以《南洋商报》副刊为个案

在马华文学场域中,报章副刊的角色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1920年代第一份文艺副刊诞生开始直到二战以前,马华文学的副刊曾经历过一段蓬勃发展时期。二战以后,华社百废待举,华文报刊逐步复兴。然而时局已和战前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南洋商报》在独立以后,逐渐成为华文报业市场中的一枝独秀。1970年代至1980年代之间,一度盘踞华文读者市场之首位。《南洋商报》的副刊从二战前即树立了自己的传统。二战之后,其副刊也延续二战前的传统和专页版位。1965年新马分家,《南洋商报》将资本从新加坡转移至吉隆坡,不久后两地报馆的资本分离独立运作。吉隆坡的《南洋商报》副刊成为马华文学场域的重要支柱直到当下。本文尝试以《南洋商报》副刊的内容沿革,探讨文学的流动性现象,从另一侧面阐述马华文学系统的多元性和开放性。

文学场域的严肃与通俗——论马来西亚20世纪70年代《南洋商报》副刊

《南洋商报》于1923年由华侨商人陈嘉庚创办,其副刊呈现了马华文学与文化场域之特质——追求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兼容性,雅与俗互为表里,看似大杂烩书写的副刊实则展现了马华文学的原生态面貌。文学的原生场域如何影响了副刊的特质,雅与俗的分野,副刊书写的通俗性和严肃性对马华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尚待挖掘。基于1976—1978年三个关键年份的《南洋商报》副刊内容分析,可以展示马华文学中作为旁支学科之"副刊学"的可能性。

《南洋商报》刊载《知堂回想录》钩沉

《知堂回想录》乃是周作人晚年应时居香港的曹聚仁邀约而作，1962年11月底完稿后，发表与出版屡遭挫折。直到1970年5月，全书方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整体推出。而曹聚仁约稿之际答应连载的香港《新晚报》，尽管总编辑罗孚出于谨慎，等到审读过全稿才签发，但1964年8月1日开始的刊载，不过持续了一个多月，即被当时北京的中宣部叫停。随后爆发的“文革”，不但使周作人死于非命，其“汉奸文人”的身份，更使这部自传问世难度大增。

走出“国门”的文化使者——胡愈之与《南洋商报》

廖承志遣使南洋 1940年10月,香港。这是中旬的一天下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匆匆来到香港国际新闻社,急切地找到刚从桂林转抵香港的胡愈之。 一阵寒暄之后,廖承志单刀直人:“最近,陈嘉庚向周恩来提出,他在新加坡办有一份《南洋商报》。考虑到该报在南洋一带有着广泛的影响,他建议中共派遣一名得力的文化人去帮他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