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中国北方与南西伯利亚地区青铜刀的比较

商周时期,在晋陕高原、河北北部、辽西和内蒙古的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一批与中原青铜武器和工具明显有别的青铜刀,它们多以动物造型、铃等为柄首。大约与此同时,在南西伯利亚米奴辛斯克盆地,也正是所谓"卡拉苏克风格"的青铜器流行的时期;这些青铜器在造型和装饰等方面与中国北方青铜器具颇多相似之处,在外贝加尔和蒙古也多有发现,尤以青铜刀为最。通过对两地青铜刀形态上的比较,可以进一步肯定中国北方青铜刀与南西伯利亚出土的同类青铜器之间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

原始绘画——贺兰山岩画所见西域及南西伯利亚因素分析

史前岩画艺术有"人类童年,罗缕纪存"之美誉。岩画作为文字产生之前人类早期活动的遗迹,揭示了早期人类原始崇拜的奥秘,诠释原始巫术文化的形式。贺兰山岩画丰富的题材不但呈现出华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上古文明,还呈现出史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贺兰山岩画中,有着与西域、南西伯利亚地区文化诸多相似的造型特征。

论南西伯利亚及周边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月形器”

随着公元前四千纪末阿凡纳谢沃文化(афанасье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的兴起,以萨彦-阿尔泰为中心的南西伯利亚地区进入了早期金属时代。阿凡纳谢沃文化结束之后,大致自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开始,南西伯利亚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在安德罗诺沃文化(андрон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人群到来之前的青铜时代早期,即约公元前二十五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七八世纪,南西伯利亚及周边地区存在着一系列考古学文化(图一)。

西辽在西伯利亚南部活动觅踪

约在1131年春,耶律大石进攻喀什噶尔,失败后经由龟兹、塔尔巴哈台、阿尔泰山、曲漫山(萨彦岭)而至叶尼塞河流域黠戛斯之地,又被逐,最终落脚于叶密立地区。1175年阿尔泰山东西的乃蛮部叛附金朝,西辽在西伯利亚南部的活动被大大削弱。西辽建国之初,其疆域即抵达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耶律大石很可能是以谦谦州为基地进攻黠戛斯的。西辽在南西伯利亚一带的活动,在文献中仅有少量信息可以觅踪。例如鄂毕河源头的湖泊在16世纪的文献中还被称作契丹湖,另外,“契丹”一名还曾经出现在鄂毕河乌戈尔人的英雄史诗中。今希什希德河以北流入安加拉河的一些支流被称作契丹河,抑或表明西辽曾在南西伯利亚一带活动过。

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考古调查记

米努辛斯克盆地是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的山间盆地,在以往的考古学研究中被归入南西伯利亚的地理范畴。在西伯利亚甚至是整个俄罗斯的考古学史中,米努辛斯克盆地是最早展开科学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地区,也是较早建立自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考古研究圣地。三面环山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叶尼塞河中游丰美的水草资源,是这一地区诸多古代文化稳定发展的基础条件。

贺兰山名新考

本文从《元和郡县图志》说起,将"梓榆、树木青白、駮马"等关键词逐个考论实证,认为贺兰山的得名与隋唐时在西伯利亚建立的遥远的駮马国有着直接的关系。曾经的丁零人与中古的匈奴人所产生的双重认识,在记忆与存在中完成了贺兰山的命名。

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与南北文化交流

通过类型学研究和图像分析,推断下王岗遗址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或公元前二千纪初,其在长江流域的出现是南北文化交流的结果。明确认识此次文化交流,对于理解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从新近的考古发现看斯基泰人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

从阿尔赞2号王陵、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洋海墓地等处的考古发现入手,可以发现公元前10世纪前后,由于全球气候变冷,斯基泰人(Scythians)从南西伯利亚来到吐鲁番盆地。到达吐鲁番盆地之后,洋海地区的斯基泰人可能为了追逐更丰沛的水源来到托克逊河流域,文明继续发展,发生了社会的分层和贫富的分化,终于在战国时期产生了国家——车师。在两汉时期的汉匈斗争中,斯基泰人同汉民族之间的民族融合已经开始。450年,车师为柔然所灭,斯基泰人融入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之中。吐鲁番盆地的斯基泰人在中西文明交流中发挥着中介的作用,其本身文明的高度发展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西文明交流的水平。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很可能受益于欧亚草原同内陆之间的文化接触和文化交流。

欧亚视野下的角壶与仿角壶陶器

在南西伯利亚至新疆一带公元前1千纪中叶至下半叶广泛流行着一类陶器,过去往往被称为“仿皮囊陶壶”,然而,根据新疆吐鲁番盆地和阿尔泰地区发现的角壶实物,显然这类陶器更可能仿角壶而制。由于多出自被盗墓,无从完整获取墓葬信息,新疆吐鲁番盆地发现的角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但从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文化墓葬的材料来看,角壶是当时最上层游牧贵族的身份象征物,具有非凡的仪式功能。它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吐鲁番盆地出土的角壶,以及角壶在苏贝希文化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仿角壶陶器的出现,源自游牧社会普通民众对上层社会的追逐与效仿,并很快地在南西伯利亚至新疆的广阔地域内流行、传播,最后演变为陶器的一种独特纹饰。从角壶到仿角壶陶器,向我们勾勒出公元前1千纪中叶至下半叶,南西伯利亚至新疆一带游牧社会上、下层之间的文化认同与互动,以及这一区域存在庞大的人群观念、审美和日常器用方面频繁的交流与互动网络。

奥库涅夫文化评述

一、引言史前晚期的南西伯利亚在欧亚大陆早期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18世纪,南西伯利亚的“库尔干”(kurgan)已被学界所知,但直至苏联时期才得以科学的发掘与研究。从1917~1991年,苏联学者每年进行500次以上的田野调查与发掘,发表6000余篇(部)考古论著,充分揭示出苏联境内史前及历史时期的文化面貌^([1])。苏联科学院及相关单位专门组织学术会议,探讨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框架与分布。

关于弓形器的用途和定名问题

自"挂缰钩"说提出以来,大多数学者都接受了弓形器用于绊挂缰绳,以解放御者双手的观点。"挂缰钩"说成立的前提是弓形器专属于御者,因为只有御人才掌握缰绳。但车马坑及墓葬的实例,说明了一车多器现象的客观存在。多件一组的弓形器,显然分属于车上包括御者在内的所有成员,而并不专属于御者。推测弓形器是一种"安全钩",系在腰间,用于钩挂绑缚在前阑或辕、衡上的"安全绳",以克服马车突然起动、加速时产生的惯性,防护驾、乘者的安全,其很有可能是金文中的"■",即传世文献中的"绥"。

奥库涅夫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公元前3千纪中期至公元前2千纪初期,是南西伯利亚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早期青铜时代(或青铜时代早期)^([1])。与之前的早期金属时代初期阶段相比,该时期考古遗存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诸考古学文化在畜牧业、冶金业和艺术等领域的突飞猛进和取得的非凡成就。南西伯利亚的早期青铜时代与中国的龙山时代大体同时,二者均属于"大变革"的时代,且已有证据表明,此时的南西伯利亚与中国北方地区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若想了解这些文化交流曾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区域历史的发展,有必要对两地的考古遗存进行比较研究。

呼伦贝尔鲜卑遗存中的西来文化因素——兼谈两汉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

呼伦贝尔南部及毗邻地区鲜卑遗存中的夹金箔玻璃珠、腹部近倒三角形的高圈足铜鍑、鍑形陶罐、飞马纹和奔马纹牌饰以及回首鹿纹带饰等是来自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图瓦等地的文化因素。南西伯利亚与呼伦贝尔及毗邻地区的文化交流传播路线,可视为两汉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