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自晋《南词新谱》集曲增订及集曲观研究

沈璟所订谱问世后四十年,集曲创作之风日益繁盛,出现了大量集曲新作。本文通过对比沈自晋《南词新谱》与沈璟《增订南九宫曲谱》的集曲收录,考察沈自晋的集曲观念和当时曲坛创作风气的演变。作为沈璟族侄和吴江派曲人,沈自晋继承了沈璟追索考证本调、建立曲体规范、匡正曲律的使命。同时,随着时代的推进和曲律的发展演变,其新谱中也存在着变通的一面。

明清曲谱改易明人散曲问题分析——以《南曲全谱》《南词新谱》等曲谱为考察对象

明清曲谱编纂者依据编纂目的与标准对所收录的部分散曲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易,这些改易既是出于规范创作、增强吟唱音腔效果的需要,也与编纂者的曲学主张、曲谱间的延承关系、区域内曲风的影响密切相关。曲谱对明人散曲的多数改易较为恰切,个别改易未能处理好音效与表意之间的关系。曲谱改易散曲文本的现象是具体实践行为,也是特定语境下的建构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清初曲学典籍《南词新谱》的家族文化元素

吴江沈氏家族是明清时期江南著名的文学世家之一。清初重要的曲学典籍《南词新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依托了整个沈氏家族在曲学上的实力而得以编著成的。该曲著收录了沈氏一门十几位曲家的作品,在曲学理论上也表现出家学传承的特点。沈氏家族数十位文人参与了这部曲著的修定,这些家族文化元素赋予了这部曲著比较明显的家族文化意味。这部曲学典籍或多或少可以使人窥见文化名门世家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文化的积累和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并由此领略文化史上的这种"中国特色"。

沈自晋《南词新谱》修订与明清曲谱演进

沈自晋修订的《南词新谱》是明清曲谱编纂史上最富家族气息的曲谱。在不违背伯父沈璟《南曲全谱》基本体例和立谱原则基础上,沈自晋主动适应晚明初清传奇创作的新变化,反映传奇曲体传承变异的新特点,斟体酌句,审音辨律,吸收更替大量曲文入谱。其间,高度重视冯梦龙对曲牌新词的见解,特别是把"集曲"现象放在曲谱重订的突出位置考量,使得曲谱编纂紧跟明清传奇创作的鲜活步伐。

沈璟及族裔与明末清初江南曲学格局的变貌

在明末清初的曲坛上,沈璟是公认的领袖,其尊崇地位的达成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曲学建树和人格魅力,沈氏族裔表现出的"家学"整体成就和家族文化凝聚力,以及以世族联姻为纽带对外传散曲学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沈璟"隐于词"的生存方式与"圣于词"的曲学理想,对家族曲学传统的开启具有重要意义,而以沈自晋为首的族裔在《南词新谱》编纂过程中阔大开放的纂谱思路和做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沈氏曲学的地位及影响。明末清初,沈氏族裔与其他江南世族的联姻则是"家学"向外扩散的新路向,助推了江南曲学活动家族化新格局的形成。

试论沈自晋的戏曲理论与戏曲创作

沈自晋作为明末清初的吴江派戏曲家,谨守词隐家法又依据戏曲艺术发展的实际,对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进行了扎实求新的认真修订增补,争取将沈璟的恪守格律和汤显祖的才思美藻合为双美;在戏曲创作中亦努力做到声情自然、词藻秀润且声依律和,写出了成熟的“场上之曲”,推动了戏曲艺术的进一步戏剧化、娱乐化和世俗化。

《范文若的生平与<博山堂三种>》一文的商榷

蒋星煜所著《中国戏曲史钩沉》中《范文若的生平与<博山堂三种>》一文出现了四处学术错误与论述偏差,笔者通过对《博山堂三种》原刊本研究、对《南词新谱》、《玄雪谱》、《歌林拾翠》、《媚幽阁文娱》等明末戏曲及小品文选集的辑佚与比较研究,对蒋文中的错误与偏差提出了商榷。

吴江派包括哪些成员?

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是明代极为重要的戏剧流派之一。但这一派包括哪些成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沈璟同时的王骥德认为,沈璟的忠实追随者仅吕天成、卜世臣两位剧作家。吕天成的看法略有出入,他认为叶宪祖、冯梦龙也应列入沈璟一派。到了明末沈自晋作《望湖亭》传奇时,被他列为沈璟一派者计有吕天成、叶宪祖、王骥德、冯梦龙、

论元明以来曲谱的转型

元明清时代的南北曲曲谱数量众多,虽然都称为曲谱,但详略不同,简单的只列有宫调名、曲牌名,详细的则不仅标明平仄、点板,连具体工尺都一一载人。以往的研究集中于对曲谱的个体研究,而对曲谱间的联系、曲谱样式的发展则研究不多。

胡介祉《南九宫谱大全》编纂考

胡介祉《南九宫谱大全》是一部在清初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南曲谱。该谱撰于《随园曲谱》之后。书成,大约先归山东孔府,后为百龄收藏。它对《南词新谱》的最大发展是调整了其宫调系统和曲牌分类,但在"求全"、"从今"的制谱理念下,对其中例曲几乎予以全部保留。

从一份名单看明清两代江南世家的曲学活动网络

《南词新谱》是清初一部由众多戏曲家共同完成编纂的著名曲谱,其卷首有一份《重定南词新谱参阅姓氏》九十五人名单,若将此名单核对各种家谱,则可勾稽出明清两代江南一带的几十个"曲学世家",描绘出一张巨大的地域曲学活动网络图。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明清之交的南方曲坛,单个曲家独自辉煌的年代已成过去,戏曲活动正在被不断地家族化,"曲学世家"成为主导潮流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地域文化和整个戏曲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曲牌研究的舛误及歧途——杨栋《<张协状元>编剧时代新证》之异议

《〈张协状元〉编剧时代新证》(下称《新证》)以"曲牌"证"《张》剧的编写年代不早于元初",然因其"曲牌论"既昧于曲牌之特性,又违背牌子歌曲的发展规律,故该文非但矛盾丛生不能自立,且其曲牌研究的"随意性",也给曲律研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现特列异议如下,予以商榷。

戏曲曲牌与宋元民俗

戏曲曲牌,是中国戏曲音乐的一大特点。由于曲牌的存在,中国戏曲中以昆曲为首的音乐体系,被称作'曲牌体'或'牌子体'。数以百计的曲牌名目,对于我们戏曲研究是一宗宝贵的财富。曲牌名目流行之初,是以这一曲调所歌唱的第一支歌的歌名。

《女状元》的南曲特征

徐渭作为戏曲大家,其创作虽然依循元人路数,以杂剧著称,但是检视其《四声猿》,已经蕴含了不少南曲的因素。尤其是《女状元》一戏,更是'南'味十足。《女状元》的南曲色彩表现在诸多方面,本文主从音律方面对此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