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南迁”史事考论——兼论甲申之际的明廷决策

甲申年间发生的“撤宁守关”“南迁”“太子抚军”三事与明廷存亡攸关,此三事以往被统摄于模糊的君臣矛盾和朋党话语叙事之下,难以反映当时的实态。在东西两线压力之下,“撤宁守关”之事悬而未决,对“南迁”的讨论则由非公开转向公开,衍生出时人认为更为妥帖的“太子抚军”之议。明廷对于三事的决策过程曲折且反复,并非崇祯帝或朝臣单方面的失策所致,决策机制的失衡和士论的矫激,使得秩序渐次失效解体,决策陷入僵局。基于此考察该时期皇权与士大夫的博弈,有助于解析明末复杂的君臣权力演进。

论北魏迁都后南迁鲜卑武人地位变化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为巩固政权,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遂从平城迁都洛阳,其汉化改革措施虽减少了民族对立,为南北统一奠定了基础,但仅仅几十年后的六镇起义便颠覆了北魏统治。在这整个过程中,鲜卑武人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随孝文帝南迁的鲜卑武人群体在这一时段地位变化显著,通过其社会政治地位变化的过程,可以从新视角反映迁都后北魏时局的变化与北魏中后期的政治进程。

鲜卑族乞伏部南迁时间与路线新考

通过对《后汉书》、《晋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古代文献的剖析,探明鲜卑族乞伏部等四部落自漠北南迁的时间为东汉安帝建光元年至顺帝永建元年间(121—126)。其时,北部鲜卑接南匈奴叛首逢侯之踵越过大漠迁至漠南草原,继而穿过狼山汉长城障塞,渡过黄河而寇掠南匈奴部落的牧畜。乞伏部等鲜卑四部落自漠北地域度漠南迁的路线应是循逢侯"亡还"之途行进,即自"涿邪山"(今蒙古国南部戈壁阿尔泰山脉西段)向东南行走,穿过大漠(今中蒙边界地带的戈壁荒漠区),再经由"满夷谷"(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哈鲁乃山乌兰布拉格峡谷)而穿过"大阴山"(今内蒙古狼山西段及其余脉哈鲁乃山);再间歇性地辗转游牧而南迁,经由"乞伏山"(今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石嘴子)、"夏缘"(今宁夏南部山水河上游),而迁入"高平川"(今宁夏南部清水河)流域。

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

论述了２０００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气候温暖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气候寒冷时期，游牧民族南迁，中原政权不稳，二者对峙，甚至建立了“牧者王朝”

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

故宫文物南迁为故宫博物院发展史上一段重要历史,其意义与影响极为深远。本文以档案资料、史实事件为基础,将其置于当时历史背景之中,深入探讨其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首先,将其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背景,故宫文物南迁是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壮举,其历时之久、迁徙地域之广、任务之艰巨均为世界罕见。其次,将其置于中国抗日战争之背景,故宫南迁文物得以完整保存是中国抗日战争在文化领域的一大胜利,其艰辛的播迁历程也使故宫文物与国家命运、民族精神紧密联系。第三,将其置于中国文化教育西迁的历程,故宫文物与其他文化机构共同开展的文物清点、典籍校抄、公开展览等工作,对西南诸省的文化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第四,将其置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背景,故宫先贤奋力守护故宫文物、积极举办文物展览、严格制定规章制度等项工作,不仅保证了故宫文物在战时的安全典藏,而且培育了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故宫文物南迁也形成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的局面。两个博物院重走当年文物南迁路线,温故知新,继承和弘扬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更感到历史赋予的重任。

炎帝与炎帝传说的南迁

炎帝族和黄帝族是两个互婚的同盟部落，最初活动于西北姜水流域和姬水流域。炎帝传说的南迁主要得力于阴阳五行说的广布。在阴阳五行说大体系中，炎帝被配为南方之帝，于是。

“光州固始”与中原汉人的南迁入闽

文章首先考述"光州固始"地名由来、政区沿革及其自然人文环境,然后阐明"光州固始"在中原汉人南迁中的地位,最后对"闽人称祖皆曰自光州固始来"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它既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西夏龙(洛)族试考——兼谈西夏遗民南迁及其他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聂鸿音教授连续发表了两篇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章；《勒尼一种未知的古代藏缅语》和《藏文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前者根据研究西夏文献《月月乐诗》的用词对应，提出西夏曾有一种所谓勒尼(lhe dzi)语今尚不为人所知；后者根据藏文史料《系谱表》考证了西夏几代皇帝的藏文称呼，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迁及其对南方士风的影响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下和融入南方社会,不仅改变了南方士人队伍的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南方士风。这一时期,南方士人对仕途的进取心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同时,在南方社会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士风的新风尚。

靖难之役与兀良哈南迁

洪武二十二年,明廷先后建立了全宁卫和兀良哈三卫。明廷试图凭借这四个羁縻卫所与大宁都司建成一个沿大兴安岭依次排开的隔绝北元与女真、高丽交往的防线。然而,四个月后,全宁卫崩溃,奉明廷之命招抚全宁卫溃散官军的兀良哈三卫进入与大宁毗邻的全宁地区。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将大宁都司迁入关内,兀良哈三卫顺势进入大宁等地住牧。兀良哈南迁对明朝北边重镇辽东都司的军事防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反对”文物南迁考辨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进攻热河，平津危急。为了不使珍贵文物沦人敌寇之手，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先后分批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历史语言研究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所存文物迁往上海、南京等安全地带。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在当时的北平引起很大风波。全面抗战之后，这批文物辗转于西南后方，得以在战火烽烟中完整保存。历史证明，古物南迁的决策是对的。否则，圆明园遭英法联军劫掠的悲剧可能会再度重演，后果不堪设想。

哈尼族口述史地名“谷哈”考及哈尼族南迁历史

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记载,又缺少汉文史籍相关记载,哈尼族古代历史一向模糊不清。本文通过对"谷哈"所指地望及相应历史时期的考证,清晰地提出哈尼先民与古滇历史的密切关联,论述了哈尼人进入元江、红河流域的时间,为重建完整、真实的哈尼族历史提供重要的时间线索和地理框架,为西南民族历史、藏彝走廊族群研究提供一种哈尼视角。重视与加强边缘族群研究,尊重其历史书写,我们才有可能重建边缘族群历史,并以此与华夏中心历史互证,还原中华民族历史真实面貌。

略论完颜亮时期猛安谋克的南迁

完颜亮南迁猛安谋克始于正隆元年 (115 6 ) ,是实现其统一中国雄心的一个步骤。南迁的猛安谋克分四部分安置 :第一部分 ,将太祖等四猛安合并为合扎猛安 ,也就是侍卫亲军 ,在中都路安置 ;第二部分 ,将完颜晏等八猛安迁到山东安置 ;第三部分 ,将完颜宗贤家族安置在金的北京 ;第四部分 ,将完颜按答海家族安置在河间府。这四部分南迁的女真人共计约 42万人 ,大大促进了女真人和中原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 ,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国都南迁与北平城市发展路径的讨论及其规划（1928—1935)

政治因素是驱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1928年北京"国都"身份被剥离带动大量政治资源转移,城市衰落的趋势愈加明显。面对此种变局,北平官方与民间都在谋划城市发展的新方向与新路径,提出了多种"繁荣北平"方案,具体内容虽然有所差异,但基本定位与目标一致,即建设工业区、文化区与游览区。不过,延续数百年的城市运行模式惯性强大,不易转型。加之华北区域政治环境异常复杂,地方行政机构变动频繁,并且外敌环伺,日军不断扩大侵华范围,民族危机日益逼近,北平重振之路异常艰难。

韩愈“南行逾六旬”考实——兼考韩愈南迁潮州的行程

本文通过测算道里远近 ,计算行进速度 ,并参考唐代左降官的行程时限 ,考证韩愈南迁潮州的行程 ,并对韩诗“南行逾六旬”

南迁艰旅与景颇族传统宗教文化的形成

在景颇族的文化发展史上 ,传统宗教文化与景颇族古老的历史同起并存。在景颇先民漫长而充满艰辛的族群南迁之路上 ,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 ,使万物之“拿特” (nat,精灵鬼魂 )在景颇先民的生存世界里幻化为一个无所不能的鬼魂世界 ;对鬼魂作用的巨大恐惧和祈福御祸的需要 ,促成了董萨 (巫师 )的历史性出场和祭仪的衍生 ;随着南迁中社会文化的衍变 ,映显现世的精灵鬼魂世界分化出了善恶、等级。漫长文化时空里的积淀 ,使原始宗教灵光成为景颇族传统精神文化的最基本内核。

中国古代北人南迁高潮的成因变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人口迁移是人口移动的一种形式,是指人口分布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一般指的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人口迁移又分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国际人口迁移是指人口跨国界并改变住所达到一定时间（通常为1年）的迁移活动。国内人口迁移是指在一国范围内,人口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移居的现象。

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考古学研究的文献反证——重读宿白先生《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

宿白先生以大体比定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魏书·序纪》,推定完工、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达茂旗墓群是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的遗迹。40年来考古界循此探索,方兴未艾,确定的南迁遗迹越来越多。本文以文献史料为反证,认为,完工、扎赉诺尔、达茂旗墓群是否是拓跋鲜卑的遗迹,或遗迹的“标本”,尚须论证;而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以及越来越多的所谓南迁遗迹的说法都是站不住的。

永嘉乱后河东薛氏南迁江左考述

永嘉丧乱之初,河东薛氏凭河自固,自保不迁。直到刘裕平关中后,河东薛氏部众开始分散播迁,总体而言,河东薛氏南迁江左共有三次,前两次在刘裕失长安时,一支主动避难南迁,一支以俘虏被裹挟南下。第三次即北魏太武帝年间薛安都反叛逃奔刘宋,史书关于薛安都南迁时间和事件记载不一,应以《魏书》为确。三个南迁房支中一支较早北归,另两支以薛安都为代表,在刘宋时期凭借军功成为孝武帝勋旧,为"义嘉之乱"核心人物,威震南境。义嘉之乱被平,薛安都举州降魏,薛氏大部北归,齐梁之世虽仍有薛氏成员活动,但已十分寂寥,梁代以后河东薛氏在南境几无踪迹可寻。

不安的边缘:羌人南迁与“蜀汉徼外”民族关系的递变

在秦汉政权强势威迫之下,原本活动在西北地区的部分羌民向蜀郡、广汉郡"徼外"地区迁徙,引起了这一地区民族社会的一系列反应。在此过程中,大量羌民"内属"。羌人南下引起原居地的"蛮夷"社会发生剧烈振动,羌、夷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大量夷民内属,同时也不断向南迁徙。"蜀汉徼外"民族关系的这种递变深刻地影响了西南民族关系史的格局变化,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