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兴与途穷:《南部档案》所见晚清金商办矿研究

四川省南部县出产金矿,开采以山金为主,有民间散户开淘、厂夫办厂开淘、金商自办矿厂三种开采模式。清代光宣年间,县衙招徕四届金商经办矿务、谋求矿利。金商办矿后,形成了官督商办、商为主导的地方矿业管理体系,与厂夫、民众等人的互动中演化出了新的基层矿业关系网格。越境者承揽矿采、商人出资办矿准入资格限制的释放,反映出晚清地方办矿的松动。晚清四川办矿进程中,由于官商前期缺乏周密调查、地方政府监管不足、政商隔阂与商民争讼,导致广开利源、振兴矿政的预期效益难以实现。

清代道光南部档案俗语词例考七则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系统的清代县级地方政权档案,但其内容多为手写,且俗语词数量繁多,给档案的阅读、整理与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道光年间出现的“压头钱”“二比”“抱首”“大仑坎”“投契”“达”和“顺山田”七个俗语词,语义难以理解或容易误解。根据材料语境,结合权威辞书、传世文献,得出如下结论:“压头钱”指“押金;定金”;“二比”指“彼此;双方”;“抱首”同“抱告”,指“事主派遣与之关系密切的人为其代理诉讼”;“大仑坎”指“地势凸起且呈梯状的土地”;“投契”指“向官府交纳契税”;“达”同“搭”,指“连带”;“顺山田”指“靠着山坡并与山坡同一方向的农田”。

清代南部档案俗语词考释五则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语料新颖,是研究俗语词的好材料。不过,其中出现的“矜财”“口岸钱”“呩”“扫厫”“总役”这五个俗语词晦涩难懂,既对读者阅读理解造成困难,也为学者的研究带来阻碍。根据传世文献,结合语境,得出其释义:“衿财”即“乡绅家族和钱财”,“口岸钱”即“住店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呩”即“指示,口头发布的命令”,“扫厫”即“全部交纳”,“总役”即“衙役中的领导者”。

清代宣统南部档案俗语词例考五则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多由手写,其俗语词颇多,宣统年间出现的“措钱”“盗口”“睡熟”“衅因”“眼膛”五个俗语词,意思费解。根据语境,辞书的释义,结合传世文献,“措钱”即“筹钱、借钱”,“盗口”即“偷盗现场的痕迹”,“睡熟”即“睡眠的程度深,睡得深沉”,“衅因”即“争端是因为如何”,“眼膛”即“眼眶”。对其进行释义,有助于《南部档案》文本的整理与研究,同时可为大型辞书的修订提供参考,补充辞书未收词条或义项,或提前滞后书证。

在“耳目”与“蠹贼”之间——从《南部档案》看清季南部县乡约的废除

乡约作为官府的"耳目",发挥了"辅政补治"的作用,在传统农业社会扮演了上以承办官府公务,下以理息民间是非的联系角色。宣统初,因乡约赵宗清在贾南山案中作证激怒了知县,侯昌镇愤怒之下遂将该县乡约当作"蠹贼"全部禁革。尽管此案是导致废除乡约的直接原因。但从深层分析,乡约的官役化及其职能被保甲长取代才是被废除的根源。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县志的编修与征集

清代县志的编修、征集与纂修一统志、国史,以及整顿地方、加强治理、个别机构职责所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六十年一修志书的政策,对地方志的纂修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随着实践的深入,特别是清末急剧变革,在面对新问题需要解决时,清廷以征集旧志、上报舆图及调查事项等为主的行政运作模式,部分地取代了新修地方志的举措,但又为旧志的传播、新志的纂修创造了条件。清代方志编纂、征集动因很多,编纂内容、体例、方法多有可取,而社会治理的需要始终是编修与征集方志的关键。

南部档案俗字考释

本文考释清代南部档案出现的两个疑难俗字,对南部档案的解读与研究以及《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大型字典辞书的编撰和修订都有所裨益。

清代州县承发房职能考辨——以清代《南部档案》为中心

从清代《南部档案》及相关文献记载看,承发房是明清时期各级地方衙门普遍设立的房科,在州县行政中主要承担了处理文件、草拟文书、填謄状榜、管理代书、办理词讼、收缴词状规费等工作,这远比既有研究中以“秘书处”或“收发室”进行简单类比复杂得多,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承发房相关问题的解决已指日可待。

清代四川南部县民事诉讼中的妇女与抱告制度——以清代四川《南部档案》为中心

在元以前的律文中,妇女没有进入法律的视线,没有对妇女告状做出相应的规定。自元代以后,一直到明代,律文都规定妇女告状须有抱告,但在清代的律文中,妇女告状须有抱告的规定在律文中消失,直至清末又才出现。在清代,虽律文无规定,但在具体的诉讼中此规定却是一直在执行。之所以限制妇女告状,主要是传统社会的妇女观使然,其次是防止女性本人或他人利用女性在诉讼方面的优势参与诉讼。通过选取《南部档案》自嘉庆九年至宣统三年的406件妇女参与诉讼的案件,从年龄、抱呈与妇女的关系、以子为抱、夫在告状,及妇女与抱告在呈状、差唤、参与堂审等方面的考察,说明了妇女与抱告在司法诉讼中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律例规定、官方认识与实际运作之间多有落差。通过对妇女诉讼与抱告制度的研究,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清廷总体上是限制妇女参加诉讼的,但恐妇女有冤无处可诉,而始有抱告制度之推行,但妇女或他人竟利用妇女的诉讼优势反其道而行之,'恃妇逞刁'、'支妇兴讼'、'窃名捏禀'之事经常出现,并将诬告之风愈演愈烈——这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造成如此结局,制度上的疏漏、执行者的不力、民风不正乃是重要的原因。而这三种因素又相互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

南部档案俗字考释

南部县衙档案是清代四川省南部县衙保存下来的官私文书档案,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俗字。本文考释清代南部档案出现的"?""?""呌""?""?"五个俗字,以冀对南部档案的解读与研究以及《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大型字典辞书的编撰和修订有所裨益。

清代《南部档案》中的土地量词考释

《南部档案》中有大量的土地纠纷案件,颇能反映出该县的人地矛盾。档案显示,当时官、民常用不同的土地量词。有的量词全国很多地方普遍使用,有的量词主要在南部县域使用,这可能与该县独特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密切相关。通过考释《南部档案》中的土地量词,不仅揭示出官方对民间实际控制的无力,使得不同地方在计量方面各显神通,而且反映出基层社会的复杂性、多歧性、区域性特征。

清代《南部档案》“兵房”资料整理概言

在1965—2002年间先后四次整理的基础上,本次对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的"分房"整理自2011年10月正式开始,其中精选了1597件"兵房"资料。以具体内容为据,对现存件数做了增减,并尽力保留了档案中罕见的文种、戳记、印章等细节。从现有材料看,"兵房"通过文书书写、收发、批阅与知县发生直接关联,继而影响其判断与决策,职能范围包括办理军务、非军事应役、维持治安、经管驿递系统、管控衙役系统、管制乡村社会代理人、管理武科、审处相关讼案、房内管控等9大类31小项。

三十年来四川鸦片问题研究述论——兼论《南部档案》中鸦片史料分布及价值

清季民国四川鸦片泛滥,对四川社会造成重大影响。三十年来,学界对四川鸦片问题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从时间来看,偏重民国时期;从地域来看,偏重考察四川全省;从内容来看,偏重研究民国四川烟祸与禁烟问题。要之,缺乏清代四川区域鸦片问题个案研究。幸《南部档案》保存鸦片史料卷宗较多,为研究清代南部县鸦片问题提供可能。

清末四川南部县乡镇巡警创办研究——以《南部档案》为基本史料的考察

清末州县乡镇巡警制度的创办,既是清政府试图用近代警察制度代替旧式的团练、保甲基层组织来维护乡镇治安、稳定地方秩序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部档案》保存了清末四川南部县乡镇巡警制度创办的相关史料,从中可见南部县乡镇巡警制度创办的地域特色:巡警道统一部署与知县二元领导;警员以当地壮丁为主,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警费以各种税捐为主要来源,且入不敷出等,后因专业警官人员匮乏、普通巡警文化水平低下、地方官消极怠慢等致南部县乡镇巡警制度创办效果不佳、成绩有限。同时,清末四川南部县乡镇巡警制度创办中还呈现出领导权限不明、警察职责混乱、管理机械僵化、分割州县职能等一系列新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基层官制改革的破产。

晚清童生群体生活实态考察——以《南部档案》为支撑

清代,最底层科考士子童生作为失语者比附在科举行伍之列。大多数童生终其一生都难以仕进上达,学界对失语者童生关注不够,如何使失语者童生发出声音显得必要。《南部档案》中童生档案卷宗较多,从籍贯、住地、年龄、生计职业等方面可深描出晚清南部县童生群体生活的实态,同时对认知晚清南部县地方知识大有裨益。

清代州县印信制度浅析——以《南部档案》为中心

印信制度是清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对清代的国家机器运作起到了很好的维护作用。《南部档案》中保存了大量与印信有关的档案,反映出清代南部县及周边府道的印信使用情况。从《南部档案》的记载可以看出南部县并没有多少自身权力和滥用印信的行为,严格遵守了国家使用印信的有关规定,将清政府中央权力最大限度地延伸到了县一级。

清代清明会活动考察——以《南部档案》为中心

清明会由来已久,它是家族在清明节开展祭祖活动的组织。在清代南部县,它不仅是一种家族祭祖活动,更是合族聚会祭祖基础之上的家族组织。清明会通过措办祖先祭祀及会内聚会活动以增强家族凝聚力和家族认同感。同时,在面对来自国家的各种差事带来的沉重费用时,它又能通过抽出会资帮助百姓度过难关。

《南部档案》清代州县诉讼中的“中证”考察

"中证"是清代州县诉讼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大多来自身份多有交叉的宗族系统、乡里组织以及士绅阶层。除在堂审阶段作证外,中证还可以参与调解纠纷、勘验案情,并于堂审结束后为当事人作保。中证参与诉讼,为知县对案情作出裁断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清代“招夫养子”与“带产入赘”的利益诉求考察——以《南部档案》婚契文约为例

在国家成文法对"招夫养子"的认可与各地习惯法对其反对的夹缝中,寡妇迫于生存压力试图冲破重重阻碍选择再嫁以维持生计。"招夫养子"作为寡妇再嫁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寡妇在亡夫之后欲转嫁生活压力、寻求当前依靠以实现照看家庭、携子成人的愿望,立足于解决当前家庭落魄无助的困局;而独身男子甘愿"带产入赘"则立足于解决晚年养老送终的难题,所带财产的有无和多寡决定其在妻家社会地位的高低。因此,"招夫养子"与"带产入赘"是男女双方各自利益诉求博弈的最终结果。宗族成员对"招夫养子"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各自对财产觊觎的不同心理,出于追逐自身利益诉求而对嫁娶双方进行干涉,成为这场博弈迅速结束的重要因素。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