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南龙翼对杜诗的接受

朝鲜文人南龙翼积极学习杜诗,其对杜诗的接受主要体现在次杜诗韵、用杜诗韵、集杜诗诗句、仿作杜诗等方面,接受的对象多为杜甫思想性与艺术性较高的诗歌,如《秦州杂诗》《八哀诗》《秋兴八首》《北征》等。南龙翼的拟次之作与杜甫原诗在情感基调、典故运用、意境氛围、谋篇布局等方面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诸多不同点,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点,堪称中朝诗歌交流的典范。

从《壶谷诗评》透视南龙翼诗论的现实价值

朝鲜诗家南龙翼不仅编辑了朝鲜汉诗诗歌总集《箕雅》,更运用他的选诗标准,在《壶谷诗评》中对李杜优劣进行了审美观照,并对朝鲜唐诗学起到了桥梁作用,更提出了79格的诗歌风格理论,不仅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朝鲜南龙翼诗评中比较批评之运用——以对中国诗的批评为中心

南龙翼将比较批评广泛运用到他的诗评活动中,他对唐代诗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包括比较批评初唐诗、盛唐诗、中唐诗、晚唐诗,对宋诗、明诗也以比较批评方式论之,折射出了南龙翼古典诗学批评方式所蕴涵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朝鲜诗家南龙翼论诗方法初探

朝鲜诗家南龙翼《壶谷漫笔》以源流批评、风格批评、尚唐标准批评、比较鉴赏批评等建构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与研究,能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

朝鲜诗家南龙翼对摘句批评的承传

朝鲜诗家南龙翼的诗学理论,不仅继承了中国诗学的理论观点,更承传了中国诗学的批评方式,其对摘句批评的承传,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龙翼的摘句批评和中国诗家的摘句批评共同构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诗歌批评方式。

朝鲜诗家对“李杜优劣论”的解读——以南龙翼、金万重的诗论为据

李杜优劣在古典诗学史上的论争,反映出诗论家在诗学观点、审美取向上的差异。朝鲜诗家对"李杜优劣论"的解读,从域外的角度折射了这一论争所具有的美学意义,对此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壶谷诗评》透视朝鲜诗家南龙翼诗论的现实价值

朝鲜诗家南龙翼不仅编辑了朝鲜汉诗诗歌总集《箕雅》,还运用他的选诗标准,在《壶谷诗评》中对李杜优劣进行了审美观照,并对朝鲜唐诗学起到了桥梁作用;他提出了79格的诗歌风格理论,不仅揭示出了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朝鲜诗家南龙翼对摘句批评的承传

朝鲜诗家南龙翼的诗学理论,不仅继承了中国诗学的理论观点,更承传了中国诗学的批评方式,其对摘句批评的承传,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龙翼的摘句批评和中国诗家的摘句批评共同构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诗歌批评方式。

论朝鲜朝文人南龙翼使行汉诗中的华夷观

南龙翼于1655年和1666年分别以通信使和燕行使的身份出使日本和清朝,并根据沿途见闻分别撰写了使行日志《扶桑录》和《燕行录》,对两国的社会生活图景进行了逼真的描绘,其中的汉诗更是真切地反映了南龙翼的华夷思想。一方面,受传统华夷观及其衍生的"小中华"意识的影响,南龙翼对日本和清朝的人文风俗表现出轻视与排斥的情绪,并更加追慕明朝的中华文明;另一方面,日本在社会经济及自然风貌上所展现出的繁荣景象,清朝国力的强盛和礼制方面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他固有的华夷观和"小中华"意识产生了冲击,使南龙翼的华夷观有别于其他同时期朝鲜朝文人,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华夷观在朝鲜半岛的发展有一定助益。

中韩南龙翼汉文学的研究及其意义

朝鲜朝汉文学在古代朝鲜汉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中韩学界对这一时期汉文学成就突出的文人给予了相当高的关注,南龙翼便是其中之一。通过对目前中韩两国南龙翼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中国学者主要集中于对南龙翼汉诗总集《箕雅》和《壶谷漫笔》诗话部分的研究,韩国学者则从韩国汉文学和史学角度对南龙翼的诗文创作、文学批评和使行录等做了全面解读。然而,两国学者受彼此国家语言、文化、资料等因素影响,均存在不足,如研究深度不够、研究视角单一、重复研究较多、比较研究较少等。因此,两国学者应共同拓展研究视野,发掘利用新资料,推进文本数字化进程,并加强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使南龙翼汉文学的研究更加全面和系统,从而进一步完善两国朝鲜朝汉文学研究体系。

朝鲜使臣南龙翼笔下的中国和日本形象认知比较研究

17世纪朝鲜使臣南龙翼先后出使过日本和中国清朝,对中国清朝和日本的道路、供待、风俗习惯、日本人和满族人等方面持共同否定认知,而在经济产业、城市繁华方面持共同肯定认知。总之,受"华夷"思想和两国关系的影响,南龙翼对日本和中国清朝的否定认知多于肯定认知。

十七世紀朝鮮文人對駢文的認識與創作實踐--以南龍翼的《儷評》爲中心

十六世紀明朝前後七子的復古主義傅入朝鮮,駢文在朝鮮的地位開始動摇,同時朝鮮也出現了論述古文概念的文學批評。到了十七世紀,朝鮮文壇出現了專門的儷文選集,一部分個人文集中也出現了“儷文”條目,南龍翼的《儷評》就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儷評》簡單概括了中朝駢文的發展史,認可了徐庾體和館閣體駢文各有其文學價值,並對兩種類型駢文的特徵進行了闡述。到了十七世紀後半葉,朝鮮文壇還出現了積極進行駢文創作的文學圑體。

古朝鲜文人南龙翼对杜诗的接受

古朝鲜文人南龙翼积极学习杜诗,其对杜诗的接受主要体现在次杜诗韵、用杜诗韵、集杜诗诗句、仿作杜诗等方面,接受的对象多为杜甫思想性与艺术性较高的诗歌,如《秦州杂诗》《八哀诗》《秋兴八首》《北征》等。南龙翼的拟次之作与杜甫原诗在情感基调、典故运用、意境氛围、谋篇布局等方面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诸多不同点,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点,堪称中朝诗歌交流的典范。

朝鮮後期駢文的兩個流派

壺谷南龍翼是朝鮮時期重要的駢文批評家,其駢文思想主要反映在《壺谷漫筆(三)·儷評》一文中。壺谷自幼年時期即十分喜愛徐陵與庾信的文章,創作過不少駢文,同時編有駢文選本《儷選兩體》,《儷評》即寫在此書的編纂之後。在這篇文章中,壺谷將朝鮮時期的駢文分爲"徐庾體"與"館閣體"兩派,認爲徐庾體的特徵是"以格調高華爲宗,以音響清楚爲主",館閣體的特徵是"以典重記實爲宗,以懇到寫情爲主"。同時將疏庵任叔英視作徐庾體的代表作家,將澤堂李植視作館閣體的代表作家。本文中選取任叔英的《統軍亭記》《練光亭記》,與李植的《甲申討逆後頒赦中外教書》《昭顯世子謚册文》《王世子册封後頒赦中外教書》等文,分别作爲徐庾體與館閣體的代表作品,對這些作品文體特徵進行了分析。認爲,壺谷提出的"徐庾體"與"館閣體"的二分法是可以爲我們接受的。

17至18世纪俪文选集的编纂及其影响——以徐庾体骈俪文爱好现象为中心

从文艺性的立场来看,一般认为骈文文学性不足。这是因为,由于骈文是出于公共目的写作、且按照固定格式写成以此传达内容的文体,缺乏对于个人思想与情感的表现。因此,骈俪文的功令文习气越少,就越能获得优美的评价。这种优美的骈文,就是徐庾体骈文。特别是到了17世纪,馆阁体骈文成为一时文章写作主流,出现了一些关注六朝时期文艺性骈文、致力于骈文创作的作者。这一时期,韩国文坛中骈文代表作家有任叔英(1576—1623)、赵缵韩(1572—1631)、南龙翼(1628—1692)等人。本文对俪文选集类文献,以及个人文集中“俪文”条的出现的情况及其意义进行了考察,同时考察了徐庾体骈文的美学风格。通过对骈文选本的编纂情况与“俪文”条的出现,以及南龙翼《俪评》中的骈文批评的分析,可以看出17至18世纪朝鲜汉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馆阁体骈文。其中,只有少数作家从事文艺性较强的徐庾体骈文的写作。在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以及仁祖反正之后,由于事大表文写作需求增加,以及朝鲜国王肃宗对骈文的特殊爱好,朝鲜前期以对策文为主的唐宋文写作,到了壬辰倭乱之后,转向以表笺为主的馆阁体文章的写作。因此,比起四书三经等经学著作而言,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左传》以及诗家文章的类抄或表文类抄等,学习文章写作技巧。此外,对于活跃在17世纪朝鲜文坛的南龙翼、李安讷、李端夏、南九万、申钦等人的徐庾体骈文写作,人们给予了“高华”“清楚”“遒丽清新”“清丽”“瑰丽清健”等评价,文中对于这些评价也进行了考察。总体上来看,上述诸人的徐庾体骈文写作风格为“清丽”,与“绮丽”略有不同。此外,笔者还发现,茶山丁若镛与南龙翼对于罗丽鲜初的骈文的认识有差异。基于此,笔者认为将17世纪,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这两个阶段的徐庾体骈文的情况进行区分考察十分必要。这是因为,徐庾体骈文与小品文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