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博士弟子的政治使命和道术传播

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不仅是汉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政治事件,在经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深远的影响。博士弟子是一群年轻的具有鲜活思想和明确职守的政治宠儿。在承担国家所赋予政治使命的同时,经学沾溉的人文情怀促使他们高举着儒家的命世精神,或是积极进取,或是冷静退守,无疑都在承担着一种责任,践行着一种道义精神。

汉代博士与佛学的传播

汉代博士与佛学的传播葛志毅佛学输入，综合各种记载，与博士制度有某种关系。如《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牟子》：＂（汉明帝）遣羽林将军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部。＂又引《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虑受大...

秦汉时期博士制度对现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秦汉博士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政治与教育制度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的办学形态,具有官办教育的特征,是一种专制的政治教育制度。从稷下学宫到秦汉博士制度,其特殊的大学教育形式对现代大学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略论“公卿弟子不养于太学”》略补

近读《教育史研究》1989年第2期刊载的《略论'公卿弟子不养于太学'》一文(以下简称《略论》),其中论述了汉代兴建太学的'面向民间'、'平民化'以及'公乡弟子不养于太学'的特点,还提出研究'公卿弟子不养于太学'这一历史现象,有助于我们对于'那种仅仅将接受教育视为一种权利的传统观点'进行再思考。它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汉代特别是西汉王朝的教育有很大启益。但看来在史料上尚有不切当和论述上有不足之处。这里试做几点略补。

西汉五经博士经说分家问题刍议——兼与罗义俊先生商榷

以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为重要开端,儒家经学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主要来源,其传授规模迅速扩大。不仅经学传习者日众,而且经说愈趋纷歧,派别渐次复杂。此一现象的产生,对经学的发展,乃至学者人格、道德的建立,幸焉,不幸焉?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最近罗义俊先生先后发表《论汉代博士家法——兼论两汉经学运动》

汉代博士杂识(续完)

六、博士弟子队伍的扩大和儒者官僚群体的形成随着博士的增加和封建政权对读经者需求的扩大,博士弟子的数量也不断增加。昭帝时期,将武帝时期的博士弟子员增加到一百人,翻了一番。宣帝末年,又"增倍之",增加到二百人。元帝时期,猛增到一千人。成帝时期。

汉代博士杂识

汉武帝即位不久,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随后又根据公孙弘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并置博士弟子。《五经》博士的设置及其传经活动,使得战国时已经衰落、遭秦火更近于灭绝的儒学重新兴盛,并发展成汉代经学,儒术得以独尊。

郑玄的出现:永元改革与汉代学术形态之变迁

东汉中后期出现的马融、郑玄等人的经注,为后世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以经学注疏为主导的学术形态,正是形成于此时。若要了解这一时期学术演进的动因,不能仅仅关注平面的制度设置,还应深入汉王朝的行政实践,辨析行政运作与学术形态变化之间的关系。汉王朝的行政实践中,用于选拔官员的策问制度,对经学发展尤其具有影响力。汉和帝永元十四年的策问改革,因此就显得特别关键。这项改革是汉章帝时期崇尚古学学风的自然延续,其重视章句、家法的改革,推动了古学的流行,并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学术形态:其一是经书文本开始标准化;其二,新型的小章句形式的经注开始流行;其三,经注开始注重内在统一性和体系性。与此同时,小章句形式的经注书籍促进了新的经典学习方式的成熟,通过独立阅读注本来研读经典。许多经注书籍因其完备性而开始突破门派限制,在更大范围内流传,并逐渐经典化。这或许就是郑玄那一代人因何出现的部分原因。

文翁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建设的贡献

文翁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建设的贡献王鑫义文翁，西汉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人。“少好学，通（春秋）”，［１］景帝末年任蜀郡太守。文翁治蜀的突出贡献是，“教民读书法令”，［２］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文翁的办学措施，不但促进了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在蜀地的广...

汉代选官制度刍议

汉代时，对官吏实行所谓的“选举”制度，但实质上，是由地方少数权贵人物推荐，然后由主选官员进行“选拔”。表面上，汉代选后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和选举法则，但在选举过程中，主选官员或受权门请托，或受贵戚书命，或出于一己私利，往往违章背典、弄虚作假，以至选举不实...

魏晋南北朝时寺院地主阶级的形成与发展

乱世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痛苦和灾难,但也是宗教和寺院势力发展兴盛的温床。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佛教的广为传播和寺院势力的迅速上升,职此之由。 说到佛教的广为传播和寺院势力的兴盛,得先交代一下佛教的传入。或者为了神奇其事,谓周昭王时已知西方有佛出世,或言周穆王时已有佛神“化人”东来,或谓孔子已知西方有佛,或说秦朝时有沙门来化导秦始皇,这些都是荒诞不经之说,可以不攻自破。其次,或谓张骞通西域,佛教因之传入;或言霍去病攻打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置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金人就是佛身;或言刘向校书天禄阁,已见到佛经;这些说法,也在疑似之间。及至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宪,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

略论西汉的学校与教育

本文从公学、私学和重视学校与教育的实例三个方面，论述西汉的学校与教育，如何由不够重视到发展、繁荣，并为贯彻礼义、《六经》服务。作者认为，学校的形式多种多样，教育的方法各不相同，这有利于发展与扩大教育、快出与多出人才。而在办怎样的学校，如何教育学生，培养怎样的人才，教育与国家、社会、家庭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吏应该狠抓教育。学校制度必须法律化等方面，不仅有它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而且对于今天也有借鉴之处。

浅议石渠阁

档案库房的建设是保护档案长期存在的最主要的因素。我国现存的历史档案历尽沧桑流传至今主要与古代先贤们对档案的收藏与保护和聪明才智有着密切的关系。档案之所以能"延年益寿千万岁"造福后人,这与古人非常重视典籍收藏建筑的选址、设计、建造等相结合的有效措施也是分不开的。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人格的内在矛盾

关于《聊斋志异》,几乎所有论者都从艺术的角度肯定了它的价值。有人说:“《聊斋志异》一书,为近代说部珍品,几乎家弦户诵,甚至用为研文之助。”(王小隐《负暄絮语》)有人赞其“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十)有人誉“其运笔可谓古峭矣,序事可谓简洁矣,铸语可谓典赡矣。”冯镇峦更称《聊斋志异》是“诸法俱备,无妙不臻”。即便是对《聊斋志异》颇有微词的纪昀、俞樾等人,也不得不承认《聊斋志异》是“才子之笔”、“藻缋,不失为古艳”。然而对于其思想内容的评价,

王海松自述

30年前（1986年）,我有幸跨入了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大门。入学第一次师生见面,建筑系主任戴复东先生就带领我们引吭高歌,并告诉我们＂建筑＂与＂音乐＂是相通的。本科一年级,我有幸在莫天伟、陈患华先生手把手的指导下,接受了建筑学专业的入门训练,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本功;二、三、四年级,郑时龄先生、卢济威先生、项秉仁先生等大家先后给我上过设计课,让我获益匪浅,把我引进了建筑学的殿堂。1991-1998年,我投于卢济威先生门下,悉心研究地建筑设计,获得了不少参与实践的机会,并有幸作为卢先生的首位博士弟子毕业,顺利走上专业工作者的从业道路。

中国古典文献学家眼中的希拉里——重读张三夕著《20世纪的“最后性文本”》

张三夕教授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家。他是中国古典文献学泰斗张舜徽先生的第一个博士弟子。他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这本教材被评选为"国家级精品教材",同时被国内六七十所高校采用,并被十余所高校列入"研究生考试参考书目"。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大陆大学里学过中国古典文献学这门课程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张三夕的。我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张三夕这位古典文献学家与别的学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是一个很博学的人。

蒲松龄的医药科普杂著

蒲松龄自幼苦读经典,19岁以县、府、道连考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此后却屡试皆不第,终老于岁贡生。蒲松龄的一生,除了31岁曾经被江苏宝应县知县孙蕙聘为一年的幕宾外,大都在家乡设帐教书授徒,勤奋地著书立说。

教育家、理学家、“才子”牛兆濂

牛兆濂(1867-1937),字梦周,号蓝川,陕西蓝田华胥新街镇人,是近代关中著名的教育家、理学家.人称“牛才子”.从民初到解放前,“牛才子”之声誉满三秦,是陕西著名的社会贤达.牛兆濂9岁入私塾,l7岁补郡庠博士弟子员,22岁中举,后因父丧母病未能赴京应试,按清朝惯例应除去功名.陕西巡抚端方重其才学,以孝廉奏请朝廷,免于削名.1893年拜三原贺复斋为师,投身理学门下。

重评公孙弘

公孙弘是中国历史上以布衣封侯拜相的第一人。居相位时，上书请立太学，为博士置弟子员。还确立了公羊学的相对独尊地位，在中国儒学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公孙弘在其仕途中，有曲意阿上、投机钻营之嫌，但这些都是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不能因其过而掩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