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教育规模推演:2012-2025年中国为例

基于博士生教育链式反应规律,提出由历史数据估算学位授予率和退出率的方法,给出以实际或预测的指导教师、招生规模为输入,推演在学规模、学位授予规模的方法。以中国为例,实现“十四五”期间指导教师、招生、在学规模和学位授予规模的综合定量分析,数据表明:新时代“稳定规模”到“稳步扩大”调控已完成;“十四五”末博士学位年度授予规模有望突破10万,从而超过NCES传统统计口径下美国学术类博士学位数。建议重点改革指导教师选聘和直博招生方式,探索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模式,深入开展基于数理方法的规律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推动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新形势下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路向探析——基于强国建设的若干思考

加快博士生教育改革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必然要求。2012年以来,我国博士生教育在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质量保障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支撑了教育强国建设,但与美国相比部分指标还存在一定差距。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充分认识博士生教育在强国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关键作用,客观看待博士生教育的“度”与“用”,准确把握强国建设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引,坚定发展博士生教育的信心和决心,科学确定博士生教育的规模,不断优化博士生教育结构,努力为强国建设培养更多更好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

面向非学术性职业:比较视野下博士生教育改革与启示

基于美国、日本以及欧洲部分国家的官方数据,呈现近年发达国家学术型博士毕业生职业多元化发展,尤其是非学术性就业的整体特点和学科差异,分析国外促进博士毕业生职业多元化的教育支持策略。当下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博士生教育需培养各行业的高端人才服务于社会发展。面对非学术性就业增长趋势,我国博士生教育改革要持有更具平衡性的观念,继续扩大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丰富学位类别,整合性地考虑学术目标和国家战略、教育和职业、高校和外界的关系,促进博士毕业生职业多元性发展,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公共利益。

美国博士生教育:国家战略、资助制度与改革动向

美国博士生教育是世界上培养年轻一代研究者和大学教师的典范模式之一。博士生教育是美国学术研究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教育和研究相结合,美国将博士生教育成功纳入国家创新、研究和开发战略体系中,服务于国家目标和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保障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联邦政府和大学密切合作,建立了强有力的资助体系,尤其是经济资助和学术训练一体化、践行财政公平和体现学科差异。

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中美比较与思考——基于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视角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对于推进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尽管博士的称谓和专业教育的历史都很悠久,学术学位博士生教育也已实施200多年,但现代意义的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出现较晚,对此的认识也还不一致,且中国与美国的相关定义与分类、规模与结构均有所不同。加快发展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应坚定“四个”自信和坚持中国特色,深入推进分类发展,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加强立德树人和完善培养过程,提升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支撑引领强国建设的能力与水平。

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直博生的学术困局及破局路径解析

直博生已经成为我国博士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直博生在博士攻读期间易陷入学术热情衰减、学术信念缺失、学术表现不佳的学术困局。该文基于质性研究方法,探究直博生陷入学术困局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入学动机杂糅和科研基础薄弱的个体学术背景、角色过渡不顺和高期待难以回应的角色失配、导师和朋辈互动障碍导致的社群嵌入水平低以及学术职业不确定性和非学术职业的广阔前景的劳动力市场因素介入是导致直博生陷入学术困局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以入学动机为直博生招考遴选的重点指标;加强本科教育阶段与博士教育阶段的有效衔接,建立针对直博生群体特质的独立培养体系,建设拓宽直博生职业发展路径的职业发展教育平台的破局路径。

以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

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石。博士生教育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主阵地,是教育、科技、人才的最佳结合部,对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当前,我国博士生教育在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面临着培养模式和学科结构不完善、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程度不深、无法及时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等现实问题,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在创新博士生培养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优化人才培养规模结构、深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着力提升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发展新动能。

博士生教育分流退出制度优化策略

“分流退出制度”作为一项复杂、系统而又影响广泛的博士生教育重要制度构成,直接影响并作用于博士生教育的质量、水平和声誉。根据“史密斯模型”的分析框架发现,我国博士生教育“分流退出制度”存在政策文件的内容表述与操作规范“模糊”、实施高校的规章立制与执行落实“走形”、博士生和导师的价值认知与责任意识“匮乏”、社会认识与公共理念的支持氛围“缺失”等现实问题。博士生教育分流退出制度的政策执行与制度落实,受制于政策内容供给碎片化、相关责任主体难协调、政策落实理念难整合、政策执行方式不适配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必须优化政策制度的科学设计,强化分流退出制度的操作执行;改善实施院校的落实执行,建立健全分流退出制度的运行机制;提高师生主体的理念认识,增强对分流退出制度的认可参与;加强向社会环境的理念宣传,塑造分流退出制度的适应生态,等等,以此改进并完善博士生教育“分流退出制度”的规范落实与全面推广。

北欧国家博士生教育改革的动因、举措与逻辑——基于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四国的考察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博士生教育越来越成为促进和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与强化国家发展可持续能力的重要引擎。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博士生教育改革,以提升自身全球竞争力和国家发展韧性。在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融入博洛尼亚进程和回应博士教育内部挑战的多重驱动下,瑞典、挪威、芬兰、丹麦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博士生教育改革。北欧国家博士生教育改革的举措包括博士生培养模式的结构化、培养导向的多元化、培养过程的国际化、培养资源的集成化、培养机制的协同化,遵循了提升过程质量、优化培养效率、增强发展韧性的内在逻辑,以应对全球化背景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多重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及其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研究

选取2012—2021年统计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及其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一是2021年工学博士生招生数与在校生数比重均高于毕业生比重,而医学则恰好相反;二是在2012年和2020年我国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历史演化过程中,理工类与人文社科类比重依然不平衡,招生数、在校生数及毕业生数增长率最快的均是艺术学,增长率为负数的均是军事学等;三是2012—2021年我国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与第三产业人力资本存量的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态势且2021年达到优质协调水平,而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下水平。为持续优化我国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需要重视发展人文社会学科,重点关注交叉学科建设,博士生教育产学研融合。

博士生教育对区域创新经济增长的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03—2021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分布滞后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别探讨博士生教育对东中西地区和重大战略区域创新经济增长的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博士生教育在推动创新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显著的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在时间效应层面,在读博士生能够对区域创新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短期促进效应,博士毕业生在就业后能大幅度促进地区创新经济增长,而后影响呈下降趋势;东部地区博士生教育对创新经济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长三角地区博士生教育对创新经济的影响大于泛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在空间效应层面,我国创新经济具有明显的高高聚集、低低聚集效应,这与博士生教育规模的空间集聚效应息息相关,东部和中部地区、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博士生教育对创新经济影响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负向指征及其修正——基于2019年《Nature》博士生调查的学生参与分析

作为博士生教育最直接的利益主体,博士生具备天然的“自评资质”.基于2019年《Nature》博士生调查数据,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为切入点,借鉴“I-E-O模型”,通过学生参与视角,从输入质量、环境质量及结果质量三个维度分析了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构成要素.发现多重角色冲突下博士生生活余力不足、功利主义驱动下博士生培养环境堪忧以及现代性隐忧下博士生意义空虚感倍增,是诱发投入质量条件约束、环境质量工具理性以及结果质量认同危机的重要因素.对此,应通过分割融合二元管理、多措并举三管齐下以及内核系统深度挖掘等措施,改善博士生对教育质量评价的负面情绪基调和悲观心境状态.

新世纪我国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变化的表征、问题和优化策略

2001—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日新月异,博士生教育亟须构建更加合理的学科结构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通过分析2001—2020年我国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变化的表征,发现我国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的调整未能精准匹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略微滞后于科技发展的速度,且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未能同频共振。因此,我国需要建立完备的市场监督反馈机制,依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并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大力发展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赋予高校更大的学科调整自主权。

推进博士生教育评价与改革的重要探索——评《博士生教育评价与博士职业发展》

科学评价博士生教育质量是我国博士生教育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重要议题;全面认知涉农学科博士人才的培养、就业与职业发展,是我国2025年形成人才支撑农业农村发展新格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博士生教育评价与博士职业发展》聚焦这一关键议题,基于六所涉农高校在读博士生和毕业博士的调研数据,对博士人才的培养、就业与职业发展做出了综合探索。这些探索对于转变博士生教育的评价理念、丰富博士生教育和博士职业发展的现状认知、重新审视博士生教育的价值、推进博士生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价值。

国际博士生教育研究的热点、趋势及启示

分析国际博士生教育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对我国博士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WOS数据库中与博士生教育相关的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国际博士生教育研究的热点、趋势等内容统计与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博士生教育研究正处于多学科协同发展阶段;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博士生指导、博士生社会化、博士生学术发表、护理学等健康科学博士生教育;研究趋势主要包括博士生社会化、博士生学术发表、护理学等健康科学博士生教育。要高度重视博导的有效指导,完善博导遴选、聘任等制度;深刻把握博士生社会化的双重属性,培养博士生的可迁移能力;尽快推行博士生代表作制度,健全博士生学术水平评价机制。

基于出国留学人员视角的博士生教育质量满意度研究

基于1018份出国人员对博士生教育质量满意度的调查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法研究在读博士生个体质量、博士培养单位质量、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和博士职业发展质量四个具体满意度与整体满意度的关系。结果发现,个体质量满意度和培养单位质量满意度对整体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较大,学位论文质量满意度和职业发展质量满意度对整体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较小。均值结果显示,学位论文质量满意度最高,个体质量满意度最低。结合得分均值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个体质量满意度是得分均值较低且对整体满意度影响较大的变量。博士培养单位可以采取加强个体能力培养、优化培养模式、加强教育管理队伍建设等措施来提高博士生教育质量。

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网络、现实问题及化解路径

国家权力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以国家政策为根本体现。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现已形成博士生与导师的微观层次,培养单位与学位授予单位的中观层次,国家学位委员会的宏观层次,三级层次网络。其中微观层次包括奖励型政策、惩罚型政策和责任型政策;中观层次包括命令型政策和奖励型政策;宏观层次政策为惩罚型政策。学位授予单位和培养单位作为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桥梁,将政策实施进一步落到导师与博士生,而学位授予单位和培养单位又以导师为中介,将政策落到博士生培养全过程。目前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存在毕业决定权的模糊与随机,对论文的偏颇追求以及助推导学关系恶化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博士生教育质量再思考,完善教育评估体系,保障博士生权利,加强政策实行的监督,构建良好的博士生培养环境,为博士生教育赋能。

我国临床医学长学制博士生教育招生路径和培养模式比较

围绕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关键问题,聚焦长学制临床医学博士生教育,比较分析临床医学八年一贯制、“4+4”模式、直博/硕博连读等长学制临床医学教育的不同招生路径和培养模式,提出创新发展临床医学博士生教育的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体系重塑与高质量发展

40年间,中国的博士生教育疾行了西方国家花费一个多世纪走过的历程,成为博士学位产出的大国。博士生教育主要关注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锤炼,是我国走向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进而在建国一百周年之际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决定性一环。通过概述我国实施博士生教育40年的发展状况,分析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剖析其缘由、瓶颈和突破方向,并列举当前可以付诸实施的四项改革举措,通过重塑博士生教育体系,促进博士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学理阐释与推进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博士生教育的核心主题和发展定位。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由以培养德才兼备的拔尖创新人才为指向的“高”目标体系,坚实厚重的学校培养系统为支撑的“高”培养体系和健全高效的社会教育治理机制为保障的“高”治理体系等构成。追求高深知识生产、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满足市场应用需求、促进人的整全发展是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遵循。我国当下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进,需要构建促进人的整全发展的目标体系,坚持走规模、结构、质量相协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提升培养体系核心要素的支撑能力,构建多元利益相关者协同参与教育质量治理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