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规模、学术生产与技术创新关系的门槛效应

博士生群体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而进行学术生产是培养博士生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博士规模的扩大和学术产品数量的增加,博士规模和学术生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愈发凸显。基于博士规模和学术生产已有相关研究,利用2010—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分别以博士规模和学术生产为门槛变量,分析博士规模与学术生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在博士规模与学术生产相结合的视角下分析学术生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博士规模为门槛变量,存在单门槛效应,博士规模能促进技术创新,博士规模跨越门槛值之后,博士规模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减弱;以学术生产为门槛变量,存在双门槛效应,学术生产对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学术生产跨越第二个门槛值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处于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区间时作用最小;从博士规模与学术生产相结合的视角看,学术生产与技术创新存在单门槛效应,学术生产对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各省份之间博士规模、学术生产差距较大,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也各不相同。为了充分发挥博士规模与学术生产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需要加大对博士教育和学术生产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扩大博士规模,鼓励学术生产,提高博士教育质量和学术生产质量,努力缩小地区间博士规模与学术生产的差距。

美国在学博士规模究竟有多大:测算模型及其应用

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学位授予数表征一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但该指标掩盖了培养过程中修业年限、入学率和辍学率等重要特征。当前美国教育统计中心也仅提供了博士学位授予数,而未提供在学人数,这严重制约了基于生均类指标所开展的比较研究。本研究在考虑美国在学博士生完成率和流失率的基础上构建了在学博士规模测算模型,该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15-2016年度,美国名义在学博士生48万人,实际在学博士生37万人,均显著超过我国当年的在学博士生规模32万人。在维持世界第一的在学博士规模的同时,美国博士生均R&D经费也居于世界前列,与在学博士规模约为美国1/4的德国相当。美国的博士学位授予规模扩张以学术类博士为主,职业实践类博士的学位授予数基本稳定在一定区间。

博士规模扩张的内外部约束与现实路径

中国博士规模从2017年开始重新进入加速扩张的轨道,但从近五年的情况看,博士规模扩张仍然存在明显的内外部约束。从外部看,社会宏观需求是博士规模扩张的关键驱动力。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社会宏观需求难以对博士招生产生直接影响,也缺乏对博士合理规模的有效预测方法,导致博士规模扩张不能跟随需求变动,只能走“存量决定增量”的轨道,造成结构性的过剩和教育管理部门对扩张的谨慎态度,反过来抑制博士规模的合理扩张。从内部看,博士规模扩张加剧优质生源质量、培养经费、培养理念、分流机制等方面的矛盾,严重制约了中国博士培养质量的提高,又从内部培养的角度抑制了博士规模扩张。从现实出发,当前博士规模扩张不能搞“吹气球”式的等比例膨胀,而是要基于结构调整的规模扩张。适度扩大规模的具体路径包括:依托资源配置名额,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扩大直博招录比例,配套打通分流堵点;提升专业学位比重,积极响应社会需求。

“三分之一”:美国博士生教育规模与质量协调发展的方略

分析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00—2019年博士学位授予20年的数据,发现美国博士生教育在规模扩张的同时能够保障高质量,重要的措施就是坚持了4个“三分之一”基本方略。博士学位授予高校占学位授予高校总量的比例略超三分之一,有效避免所有学位授予机构开展博士生教育的冲动;极少数研究型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约占总体博士学位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保证高水平博士学位授予机构授予的学位占据主体;学术型博士数量占所有类型博士数量的三分之一,以质量标准为前提促使不同类型博士学位分类发展;非STEM领域的博士学位授予比例相对稳定在三分之一,对标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调适博士生教育学科布局。

学术R&D经费与博士规模联动机制的实证研究

学术R&D经费是支撑博士规模及衡量培养质量的关键指标。测算发现,中美博士人均学术R&D经费存量差距显著,增量差距进一步扩大。协整分析和格兰杰检验的结果表明,美国学术R&D经费与博士规模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关系,短期学术R&D经费投入是刺激博士规模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长期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在中国两者尚未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据此提出我国要继续加大R&D经费投入,构建政府多部门的协同决策机制,平衡科研机构与高校系统的关系以及改革博士培养模式等建议。

中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增长预测分析——基于1996—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1996—2018年省际面板为基础,构建博士生教育规模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运用机器学习的网格搜索确定了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的最优阶数,预测到2030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13.82万人,年均增长6.44%,具有博士学历就业人员104.65万人,年均增长3.21%。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应逐步发展专业博士学位,加强博士基础学科建设,加大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博士生教育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自主培养,做好未来高层次的人才储备。

教育资源供给如何驱动美国博士授予规模扩张——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仿真分析

博士授予规模是一国创新力与竞争力的体现,教育资源供给是驱动博士授予规模扩张的主要动因。结合1979-2016年美国相关数据,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师资、经费以及制度资源供给对美国博士授予规模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对美国博士授予规模具有正向驱动作用的分别是招聘与遴选周期、任期年限、指导制度。晋升与离职率、学科规模、导师制度带来的驱动效应具有时期差异性。教师增长过快、修业年限延长会抑制博士授予规模的扩张。研究还得出高等教育研发经费投入和资助力度的有效区间。借鉴相关经验,为促进博士规模提升,我国需延长招聘周期,动态调整师资存量;发挥政策风向标作用,推进博导岗位化管理;在合理把控资助力度的基础上拓宽经费来源;在改革导师制度的同时有效推动文科发展。

重识美国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基于三种发展轨迹的分析

美国博士学位授予规模的数据有两个权威来源,即NSF和NCES的年度普查报告。前者针对研究型博士且只有一种统计口径,后者面向所有类型博士并有新旧两种统计口径,从二者的历史数据中可以勾勒出三种不同统计口径下的美国博士规模发展轨迹。对比我国博士规模分析发现,NSF统计口径下的美国研究型博士规模略高于我国,NCES原有统计口径下的美国博士规模明显高于我国,而NCES最新统计口径下的美国博士规模则远远高于我国。已有研究低估了美国博士规模,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一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