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明心论”与荀子的“博学论”的比较

孟子和荀子都尊崇孔子,二者都从孔子那里寻找知识和道德资源,并根据不同的理解形成各自的教学思想和观点。二者的分歧源自前者尊"德"而后者主"知",首先表现为人性论的不同解释,然后由人性论的不同解释演绎出二者不同的教学主张。孟子假设人性"善",主张"明心论",较注重德性修养,重视"思"、"行"和"自然之教";荀子假设人性"恶",主张"博学论",较注重知识学习,重视"学"、"知"和"人为之教"。

杨慎的“博学论”及其在诗学上的体现

杨慎以博学著称于世,有明一代首屈一指。他早年供奉翰林,饱读诗书。入滇后,在艰苦的环境中,发扬古人"发愤著书"的传统,仍孜孜不倦的读书、创作。杨慎的学术观有明显的"博学论"倾向,并且在诗学上也有体现,进而又影响到其诗歌创作。

三选于吏部卒无成:韩愈三应博学宏词科考辨

韩愈自云“三选于吏部卒无成”,是指他曾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但均以落选告终。对此“三选”的详情,诸家所说不一,以致对韩愈相关生平和作品的系年混乱。结合唐代举选制度和韩愈进士及第于贞元八年春的生平履历,结合同期应试的李观作品《中和节诏赐公卿尺诗》,可知韩愈第一次参选博学宏词科冬集于贞元八年冬,考试在贞元九年春;从韩愈的《与崔立之书》和《上考宏词崔虞部书》的有关表述,结合洪兴祖《韩子年谱》考证此次试题《太清宫观紫极舞赋》的背景和具体内容,推断韩愈第二次参选宏词科冬集于贞元九年冬,考试也在贞元九年冬,著名的《颜子不贰过论》便为此次应试之作;从《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上宰相书》的内容和创作时间,结合试题之一的《冬日可爱诗》内容和韩愈《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的旧注,推断韩愈第三次参选宏词科冬集于贞元十年冬,考试也在贞元十年冬。

制度、学术与政争:从乾隆博学鸿词科看雍、乾之际的文化与政治

从获得荐举资格、入京考试,再到中式或落选,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的征士们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蕴含着这些亲历者对该科的理解。从征士角度分析,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正处在制度史、学术史、政治史三个脉络的交叉点上,研究者借此可以窥见乾隆初期历史的诸多面相。选士与考试过程展示了地方与朝廷的互动,朝廷可以驱使地方,地方也反过来影响朝廷。考试经史的新变化引发了征士与朝廷之间有关“博学鸿词”的异议,反证了词章之学在乾隆初年的强势地位。试后舆论出现的“抑张扬鄂”趋势,又使博学鸿词科成为乾隆初年朝廷党争的战场之一。

博学中学首任华人校长胡儒珍

私立汉口博学中学(今武汉四中)原名博学书院,1899年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创办,校址先在后花楼居巷(今花楼街交通巷),1908年迁到韩家墩新址。第一任院长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马辅仁牧师,自此21年共计6任院长全部由英国人担任。1929年8月,曾在博学书院就读的胡儒珍,出任私立博学中学校长,才结束这一历史。

厚德博学 经世济民 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是一个以工商管理、管理科学工程类专业为主的商科学院,商科教育办学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1907年成立的“湖北商业中学堂”。2002年学校合并组建后成立工商管理学院。学院秉承前人“课实报国”的优良传统。

我国油茶研究硕博学位论文计量分析

选用《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全文数据库》作为信息源，统计了2000～2013年我国油茶（Camellia olelfera）研究优秀硕博学位论文文献，并结合硕博士的特性，对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作者分布和内容分布等进行了简要分析，从优秀硕博学位论文的角度，展示出我国油茶研究的最新概况。

2005-2014年国内武术散打硕博学位论文文献计量学分析

以2005-2014年公开发表在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DMD中的武术散打硕博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应用内容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通过分析近10年武术散打硕博学位论文,了解武术散打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

2000—2013年我国部分高校硕博学位论文中残疾人体育研究述评

对2000—2013年间159篇硕博学位论文的完成年代、来源、研究的主题、方法等做了描述与分析。结果发现,论文数量呈现"波浪型"增长态势的同时,显现出论文来源较为分散、研究主题有所缺失、研究人群选择单一等问题。为此给出研究者应结合国际研究新动态,了解残疾人对体育的需求,把握研究趋势;积极增加相关学科知识积累,开拓多学科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深度;重视研究方法多元,避免重复研究,加强研究规范等建议。

论清圣祖的遗民策略——以“博学鸿儒科”为考察中心

在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中,明遗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异己力量。他们眷恋故国,心怀恢复理想,对新朝采取敌视和不合作态度。清圣祖亲政以后,有鉴于顺治和四大臣辅政时期激烈的民族矛盾,以及遗民与新朝的紧张关系,调整政策,其中在对明遗民的争取方面,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遗民策略,这包括:营造相对宽松的政治生态,诏举“博学鸿儒科”,以及重开《明史》馆。在圣祖政策的感召下,明遗民整体上发生了深层蜕变,逐渐由敌视到认同,由反抗到亲附。

浮士德的博学与虔敬——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与基督教伦理

克里斯托弗·马洛笔下的浮士德具有一种近乎哈姆雷特式的自省精神。在异教学识与宗教虔敬之间,黑色和白色魔法之间,浮士德做出了一系列艰难的抉择。《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以极富张力的戏剧表现形式,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博学与宗教虔敬之间的两难处境。可以说,如果浮士德只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渎神者或叛教者,该剧的悲剧内涵将会大打折扣。

“博学鸿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儒科是中国科举史上一个全新的制举科目,它不同于唐、宋作为吏部科目选的博学宏词科,也不同于乾隆博学鸿词科。这一有别于一般科举史和有关专题论文的全新结论,正是建立在对康熙己未词科相关文献资料、研究论著的全面占有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清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因为未能辨析康、乾两次特科之间的根本区别及其与唐、宋博学宏词科的差异,而笼统地用“博学鸿词”概称康、乾特科,康熙博学鸿儒科的独创性和特殊性被逐渐地掩盖遮蔽。于是分别从文献整理、专题研究等角度,对清代、民国以及建国后的“博学鸿词”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回顾,进而对21世纪的相关研究视域、研究路径等作理性的学术展望,成为了笔者的涵意所指。

论博学鸿词科对明遗民的影响——以王弘撰为例

康熙十七年圣祖诏举博学鸿词科,遗民诗人王弘撰入京应试,其间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从隐居寺寮,拒绝拜访名宦大员,到为冯溥写贺词,与王士禛把玩文物,赋诗唱和,变化显著。王弘撰是清初遗民诗人的代表,关中声气领袖,应试前后人生境遇、心态与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彰显了此次博学鸿词科考试对清初遗民思想、心态与创作方面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考证并阐释王弘撰应试之史实,也为解读清初遗民与官员交往现象提供了一种思路。

论博学鸿儒《明史》之独特价值

康熙朝的博学鸿儒集体纂成的《明史》初稿,在材料的搜集、编纂体例的设定、史实的考核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是今《明史》的基础。鸿儒史臣深受清初遗民史家的影响,加之朝廷为修史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秉公直书、坚持公论,使初稿有别于其它几稿《明史》,具有独特价值。

论康熙“博学鸿儒科”之旨在笼络明遗民

在明清更迭的历史进程中,“遗民因素”几乎始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变量,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就清初遗民史的演绎而言,遗民现象随明清易代而衍生,因满汉文化冲突而凸显,也谐应着清廷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整合而消解。其中,康熙“博学鸿儒科”的诏举无疑为遗民蜕变的枢纽。就主旨而言,博学鸿儒科既不在于粉饰太平,也不在于彰显文治,更不在于招揽人才,而在于笼络遗民士人。所以,是科虽有考试的形式,却只有游宴的实质;虽以“揽才”相标榜,却以“揽心”为归趋。

浅论西方史学史上的“博学时代”

"博学时代"处于近代西方史学的发轫成长阶段,上承人文主义史学之遗产,下启理性主义史学之坦途。它突出的成就在于,史学家开始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校订和考证,形成最初的历史批判意识,并尝试对历史发展进行规律性的解释。其中,尤以法国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博学时代"强化了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潜力,伴随着近代科学的进步,科学学的最初萌芽也出现了。

“博学鸿儒科”与晚年顾炎武

在清初遗民史上,康熙十七年诏举的“博学鸿儒科”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对于顾炎武而言,这是他晚年所遭遇的一次“政治操守”的严峻考验。尽管他最终守住了作为遗民的“不臣二姓”的道德底线,但其依凭的精神力量,主要不是历来支撑了遗民们的那些基本动因:本于君臣大义的“忠君”、基于民族大义的“夷夏大防”、源于怀旧情感的“故国之思”,以及出于人格道义的气节操守,而是对于嗣母王氏的“孝”和对于“先妣遗命”的庄严秉承。然而,将“不臣二性”的政治操守仅仅系之于“孝”,未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是故,经受了“鸿博”的温柔笼络之后,顾炎武在对清王朝态度上明显地表现出松动和软化,这说明遗民现象从来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

博学好古研究与西方史学

从古希腊时代到18世纪,博学好古研究以不同于历史学、以过去事实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而存在。它的专题论述、系统分析为主要特征的研究方法,增进关于过去的知识、力求博学的研究目的,将其与按事件顺序叙述历史事件,重视政治、军事,关注当代,以道德垂鉴为目的的传统历史学区分开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独立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博学好古者就与哲学家联系紧密,从文艺复兴晚期起又与自然科学家亲近。因此,博学好古研究较早地接受了新兴的近代科学精神的洗礼。18世纪,博学好古研究与历史学走到了一起,开始了融合过程。两个学科的融合标志着西方近代新史学的诞生。

清康熙博学鸿词科述论

清康熙十八年已未(1679年)举行的博学鸿词科是清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关史籍,语焉不详。清人李富孙《鹤征录》和秦瀛《已未词科录》虽属专著,而所述未涉实质。其他清人笔记文集,亦属一鳞半爪,辨析为难。三十年代,孟森作《已未词科录外录》一文,虽旁搜博讨,又辑录了一些材料,但对词科的进行情况及其前因后果,亦未遑深论。本文试就所涉资料,略加钩稽分析,对有关几个主要问题述论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