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圣祖的遗民策略——以“博学鸿儒科”为考察中心

在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中,明遗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异己力量。他们眷恋故国,心怀恢复理想,对新朝采取敌视和不合作态度。清圣祖亲政以后,有鉴于顺治和四大臣辅政时期激烈的民族矛盾,以及遗民与新朝的紧张关系,调整政策,其中在对明遗民的争取方面,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遗民策略,这包括:营造相对宽松的政治生态,诏举“博学鸿儒科”,以及重开《明史》馆。在圣祖政策的感召下,明遗民整体上发生了深层蜕变,逐渐由敌视到认同,由反抗到亲附。

“博学鸿儒科”与晚年顾炎武

在清初遗民史上,康熙十七年诏举的“博学鸿儒科”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对于顾炎武而言,这是他晚年所遭遇的一次“政治操守”的严峻考验。尽管他最终守住了作为遗民的“不臣二姓”的道德底线,但其依凭的精神力量,主要不是历来支撑了遗民们的那些基本动因:本于君臣大义的“忠君”、基于民族大义的“夷夏大防”、源于怀旧情感的“故国之思”,以及出于人格道义的气节操守,而是对于嗣母王氏的“孝”和对于“先妣遗命”的庄严秉承。然而,将“不臣二性”的政治操守仅仅系之于“孝”,未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是故,经受了“鸿博”的温柔笼络之后,顾炎武在对清王朝态度上明显地表现出松动和软化,这说明遗民现象从来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

论康熙“博学鸿儒科”之旨在笼络明遗民

在明清更迭的历史进程中,“遗民因素”几乎始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变量,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就清初遗民史的演绎而言,遗民现象随明清易代而衍生,因满汉文化冲突而凸显,也谐应着清廷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整合而消解。其中,康熙“博学鸿儒科”的诏举无疑为遗民蜕变的枢纽。就主旨而言,博学鸿儒科既不在于粉饰太平,也不在于彰显文治,更不在于招揽人才,而在于笼络遗民士人。所以,是科虽有考试的形式,却只有游宴的实质;虽以“揽才”相标榜,却以“揽心”为归趋。

明遗民与“博学鸿儒科”

鸿博之征促成了遗民社会的严重分化。除部分志节坚贞者拒绝应试以外,亦有部分遗民一改从前之强项不屈,或出而应征,或先拒而后附。这种分化说明,明遗民已然发生深刻的观念蜕变。

康熙己未博学鸿儒科与明遗民心态的变迁

博学鸿儒科是康熙帝笼络明遗民的一项政治策略。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次特科考试在笼络明遗民这一目的上并未取得显著效果,但以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为转折,明遗民对清朝政权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明遗民心态的变化,使得大明江山丢失了最后的"领土",清朝最终统一了中国。

游幕与清初士人心态及诗风演变——以康熙己未博学鸿儒科布衣处士士人群为考察对象

以康熙己未博学鸿儒科"四大布衣"为代表的布衣处士士人群在清初大都有游幕乞食的经历。作为"谋食"之举,为人作幕被视为降志辱身之举,游幕在影响士人心态的同时,也促使其诗歌内容与诗风发生演变。另一方面,游幕为布衣处士士人群提供了相对安定的著述环境和广泛的交游范围,大幅提升了他们的诗歌创作和学术水平。通过游幕,布衣处士士人群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更清楚,对他们应诏博学鸿儒科起到了推动作用。

康熙朝博学鸿儒科略论

清代科举考试,多承明制,以常科为主,另外还有特诏举行的"制科"。清初最有代表性、最具有影响力,对清初政治稳定和学术风气起到很大推动作用的一个特科,是康熙十七年开设的"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科"使清初遗民的态度发生转变,在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深远意义。

傅山与博学鸿儒科

康熙十七年清廷诏举的博学鸿儒科是清初遗民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对于年已古稀的傅山而言,则是他晚年所遭遇的一次政治操守的严峻考验。作为一个清初思想文化界以反清复明为志向的遗民领袖,傅山以老病拒荐,誓死不仕新朝,虽然身心深受摧残,但最终捍卫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人格尊严,为后人敬仰。

故国与新朝之间:康熙“博学鸿儒科”征召与关中明遗民孙枝蔚的抉择

康熙十七年,清廷诏举博学鸿儒科,以招揽不与清廷亲近之山林隐逸。作为关中遗民,孙枝蔚亦属征召之列。本文将以康熙“博学鸿儒科”征召作为一个重要时间点和清廷文化政策之体现,以此来探讨征召前后,孙枝蔚之于清廷态度之变化以及在清廷文化攻势下个人之抉择。

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现实目的及历史意义

满清统治者创建王朝、入主中原的过程,是一个由武功主导走向文治主导的战略布局。到了博学鸿儒科的诏开,这一战略布局得以基本完成。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举办,不仅是吸收人才,也不仅是争取民心(士民之心),更重要的是争取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确切说,是满清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秉承正统、承续法统的历史迫切性所致;也是对已有的汉文人效忠者进行体制化、典范化,争取汉文士对新朝法理正统的认可与遵奉;从而促使汉士人心态/立场/身份的转型完成。

“博学鸿儒科”与康熙诗坛

康熙十八年(1682)举行的"博学鸿儒科",堪称清初诗坛格局转变的关捩。很多遗民诗人纷然应征与出仕,使遗民阵营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从而引发了诗坛创作主体的消长、诗坛重心的迁移以及诗坛盟主的代兴。五十鸿儒,在其后的翰苑唱和中,极力地应和了统治者在诗学上潜在的诉求,倡导"宗唐抑宋"的诗学倾向,歌赞黼黻康熙盛世之音。但是,由于身份意识和客观境遇所制,在鸿儒的诗歌中并没有现出真正的"盛世气象"。尽管如此,鸿儒的诗学取向和创作得失,对当时同在翰苑的王士禛的"神韵"诗学——即康熙朝的"盛世元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己未“博学鸿儒科”与清代文艺交往风尚的变迁

从史料的显示来看,清康熙己未年的博学鸿儒科与普通科考的形制及意义都是不同的,该科的征召,深契清初政府对明末遗民士人的文化关怀,也是康熙皇帝"文治"的一项重要举措。客观上,通过此次特考的征集,使得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受举荐到京应试的文化精英们有机会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聚集、交流,从而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与艺术的集会。从应试者及当时在京的知名文人们在特考期间的交往活动以及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的论述与话题来看,这次文人集会不仅是在汉族士人中影响巨大,同时也促成了一次艺术作品及艺术观念沟通的绝好机会,这种由一流学者参与的文艺互动,对之后学界、艺术界发展的影响力都是极其深远的。

清初汉族士人认同的变迁及诗歌创作的流变——以博学鸿儒科为中心

满清以关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引起了满、汉之间民族、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认同的冲突碰撞,其中文化认同是各种认同的核心问题。满洲贵族向慕汉族文化,尤其是康熙帝亲政后,积极学习儒家道义和汉族传统文化,"博学鸿儒科"即传达了康熙帝的诚意和热情。最终,满、汉文化之间求同而存异,形成了汉族传统文化为主,兼容满洲少数民族文化,进而整合出大概念上的"中国文化"、"华夏文化"、从而实现了满、汉文化认同的和谐。"博学鸿儒科"促进汉族士人对满清政治的认同意义非凡,同时也促进了清初诗歌创作的发展流变。

“博学鸿儒科”与朱彝尊词坛唱和活动研究

朱彝尊是清代最为杰出的词人之一,其早年创作唱和于江湖,康熙"博学鸿儒科"的征召给了朱彝尊出仕的机会。通过京师词坛的唱和,朱彝尊成功地把握住了朝廷对词这一艺术形式的指向和期许,通过对"雅正"词风的倡扬,加之其它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朱彝尊成为清康熙词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清初博学鸿儒科与性情诗论的转向

博学鸿儒科是清初文学发展的转捩点。博学鸿儒的性情诗论,体现出清初性情诗论的多维转向。其一,强化诗人主体性的转向,针砭摹拟弊习与倡导真性情相结合,破立并举的论述方式呈现出自觉的批判指向与立论意识。其二,复归平和的基调转向,性情诗论的情感与审美基调因时而变,从慷慨激烈转向柔和平缓,蕴含着对清朝的政治认同。其三,凸显政教观念的转向,推崇"性情之正",依托《诗经》、杜甫诗歌宣扬礼义、忠孝等思想,与清朝的政治诉求相适应。博学鸿儒的性情诗论,既是诗学理路调整的内在需求,又与社会形势、政治环境、士人心态等变化密切相关,起到了形塑"本朝"诗风、促进庙堂之音的作用,并影响到后人对明代文学的认知。

“鸿博待试”期间陈维崧的文体选择与“应酬诗”

选择何种文体进行文学写作既受制于描写对象、创作背景等客观因素，同时也往往体现作者个人的文体观念，但文体选择的准绳却非一成不变的。康熙十七年（1678）人京与试博学鸿儒科前，陈维崧业已形成“无意不可人词”的词学观，并在创作上着力于词的创作，而较少进行诗歌创作。然而，这与此时京师内纷繁的文人诗歌应酬唱和活动相背离，对此科寄托颇深的陈维崧无法选择“逃避”，在“鸿博待试”期间写作了大量的“应酬诗”。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陈维崧对词体的坚持，以及应酬文学中诗与词的分野与融合，也作为特殊的个案展现出博学鸿儒科期间京师文人世界对征士个人创作的影响。

方象瑛佚著《松窗笔乘》考论

《己未词科录》《清史稿》《(民国)遂安县志》等均记载方象瑛著有《松窗笔乘》,方象瑛在多篇文章中也提及曾编著此书,并作有《<松窗笔乘>自序》一文。惜今已不见全书。李集《鹤征录》将《松窗笔乘》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加以征引,征引条目的内容均关涉康熙朝博学鸿儒科事。通过考察《<松窗笔乘>自序》及相关史料可知,该书还包含其他内容,且文献来源有自。这些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不仅对研究方象瑛具有整体关照意义,且于深入研究清初社会、文坛生态等亦有重要价值。

清代翰林院试诗制度下近体诗律观念的变迁

清代初期科举常科不考作诗,士人缺乏主动遵循诗学规范的意识。在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儒科中,与试者创作《省耕诗》时出现了不合平仄、出韵等诗歌声律问题。雍正至乾隆年间,翰林院朝考、散馆试诗制度逐渐建立并稳定下来,作诗合律成为进入翰林院的基本要求之一,诗歌声律的相关知识随之进入精英文人的知识系统中。到乾隆元年(1736)、二年(1737)的博学鸿词科,与试者的诗歌创作在声律上已表现出高度的规范性与趋同性。通过考察清代翰林院试诗制度下精英文人如何理解近体诗律规范,可以看出近体诗律作为一种诗学观念,是如何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而产生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