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博学鸿词科述论

清康熙十八年已未(1679年)举行的博学鸿词科是清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关史籍,语焉不详。清人李富孙《鹤征录》和秦瀛《已未词科录》虽属专著,而所述未涉实质。其他清人笔记文集,亦属一鳞半爪,辨析为难。三十年代,孟森作《已未词科录外录》一文,虽旁搜博讨,又辑录了一些材料,但对词科的进行情况及其前因后果,亦未遑深论。本文试就所涉资料,略加钩稽分析,对有关几个主要问题述论如次。

论博学鸿词科对明遗民的影响——以王弘撰为例

康熙十七年圣祖诏举博学鸿词科,遗民诗人王弘撰入京应试,其间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从隐居寺寮,拒绝拜访名宦大员,到为冯溥写贺词,与王士禛把玩文物,赋诗唱和,变化显著。王弘撰是清初遗民诗人的代表,关中声气领袖,应试前后人生境遇、心态与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彰显了此次博学鸿词科考试对清初遗民思想、心态与创作方面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考证并阐释王弘撰应试之史实,也为解读清初遗民与官员交往现象提供了一种思路。

乾隆丙辰博学鸿词科研究

有清一代，所举“博学鸿词”者凡有两次：一为康熙十八年己未“博学鸿儒科”，一为乾隆元年丙辰“博学鸿词科”。学术界目前对康熙己未科的研究较为重视，对乾隆丙辰科的研究则少有涉及。本文旨在探讨丙辰科在开科、遴选、任用等环节的相关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康熙己未科与乾隆丙辰科之异同进行比较。

清代两次博学鸿词科对诗坛的影响——兼谈清代士人文化认同变迁及与朝廷的离合之势

博学鸿词科是制科的一种,该科的诏开对时局的影响包括方方面面,清代分别于康熙己未年和乾隆丙辰年举行了两次博学鸿词科,将这两次词科作一比较,可以看出清代士人文化认同变迁的轨迹,并以此总结清诗发展的规律。

乾隆丙辰“博学鸿词科”拾遗

20世纪90年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表了一些关于乾隆丙辰搏学鸿词科的档案资料,①笔者曾据此撰有《乾隆丙辰博学鸿词研究》一文.②近日,通过研读相关文献,又发现了一些有关乾隆丙辰科的遗留问题,以作为对前文的补充.

浅议博学鸿词科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封建文化最具典型的产物,它集中地反映了封建制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本质内涵.文学创作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深刻地反映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环境里的文化思潮.遑论前朝各代,就清代文学发展嬗变的轨迹而观,与清代开科取士,尤其举荐博学鸿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是科举考试推动了清代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特别是博学鸿词科考试制度的完善,给清代文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以下试就博学鸿词科考试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略作梳理,以辨证其源流.

康熙博学鸿词科中关中士人及其文学活动

康熙年间博学鸿词科既是清初的一项文化策略,也是一件政治事件,这次参加己未特科的在野士人近二百人,中进士者近五十人,它对于缓解当时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笼络在野的知识分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标志着清初统治者在文化统治方面的自信和成熟。参加此次荐举的十位关中士人大都在当时声名远播,对于此次荐举的态度和行为有别,其中李颙、李因笃、王弘撰、孙枝蔚四人以遗民身份被荐举,除李颙外其余三人参加了此次特科,在京城他们参与文事,相互延誉,扩大了关中文学影响,引导了士林风气,在明清之际关中政治文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论明史馆开局与康熙博学鸿词科的关系

康熙十八年明史馆开局是清代史学、政治、文化、学术、文学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就诗歌史意义而言,它与博学鸿词科考试、冯溥对诗坛的整饬一道,促进遗民群体分化,增强了文人的王朝认同,对文人思想心态与诗文创作、诗学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明史馆开局目的、意义及其与博学鸿词科关系的认识中,学界主要存着两种论断,一种观点以为明史馆开局是博学鸿词科考试目的,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康熙帝惩于后者收效甚微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明史馆开局是一种历史偶然现象,一些清朝官员企图用修纂《明史》的难度来削弱康熙帝对考试录用人才的器重,因而这两种论断均失之武断。虽然倡议者的初衷偏离了康熙博学鸿词科的宗旨,然而明史馆的开局客观上却有助于康熙博学鸿词科意图的实现。

论博学鸿词科对王岱的诗学影响

王岱为崇祯举人,清初诗坛宿将,早年就对诗歌史有一种清晰的认识,具有清醒的拯救诗坛弊端的意识。在明清社会变革的复杂历史背景下,他仕途不顺,历经坎坷,人生观也变得消沉,将诗歌视为消遣工具。康熙十七年圣祖诏举博学鸿词科,王岱是唯一的湖南籍征士,受到来自王朝的礼遇,人生态度与诗歌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走出诗歌自我娱乐的狭小空间,担负起整饬诗坛的使命。发生在王岱身上的诗学变化,是明清之际诗歌演变的一个生动体现,展示出诗歌演变的鲜活脉络。

清代博学鸿词科的诗赋取士及其它

清代博学鸿词科仅在康熙己未年间、乾隆丙辰年间开设,主要以诗赋取士,诗、赋文体并不是常用的取士文体,这种取士导向也与常科相异。清代开设博学鸿词科有其特殊的政治用意,而诗、赋文体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种诉求。但是,康乾前后两次博学鸿词科在评价标准上有所变化,同样是诗赋取士的背后蕴含了不一样政治历史因素。

浅析己未博学鸿词科对清初唱和词的影响

清初唱和词有着时代的特殊性,它因“易代”而起,却也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的召开,拉开了清初政治统治的新序幕,这也为清初唱和词提供了转变的契机。博学鸿词科这场“文治”,深深地影响了唱和词的发展轨迹。

庚戌博学鸿词科流产与陈澧的科举教育改革理念

道光三十年(1850年)候补京堂张锡庚奏请开设博学鸿词科,此次制科旨在广揽通经致用之才与布衣韦带之士,然经礼部商议后并未施行。陈澧第五次参加会试,再次落榜。拟重开博学鸿词科的消息令陈澧满怀期待,但愿望的幻灭不仅使他和大批举子极为失望,这更是成为陈氏由“纯学术”到“经世致用”学术转向的关键。返粤后的陈澧着力论证“荐举”于历朝政治得失中的作用,以期朝廷重设制科。张锡庚、陈澧“向后看”的选才理念体现了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早期,士大夫专注于从历代政治得失中寻求救世良方的努力。

浅析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录取情况及特点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诏开博学鸿儒科,又称己未词科,此次词科是清廷为网罗奇才硕彦和笼络汉族士子而增开的制科,用来消弭遗民士子对清廷的敌对情绪,巩固统治地位.此次科考录取了一等彭孙遹等20人,二等李来泰等30人,理学、儒林、名臣、硕辅,皆出其中.此次科考在录取上有重视在野之士和明朝官宦子孙、优容遗民隐逸和布衣、已入仕的士子授职高、偏向江南士子和录取率高等特点.

制度、学术与政争:从乾隆博学鸿词科看雍、乾之际的文化与政治

从获得荐举资格、入京考试,再到中式或落选,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的征士们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蕴含着这些亲历者对该科的理解。从征士角度分析,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正处在制度史、学术史、政治史三个脉络的交叉点上,研究者借此可以窥见乾隆初期历史的诸多面相。选士与考试过程展示了地方与朝廷的互动,朝廷可以驱使地方,地方也反过来影响朝廷。考试经史的新变化引发了征士与朝廷之间有关“博学鸿词”的异议,反证了词章之学在乾隆初年的强势地位。试后舆论出现的“抑张扬鄂”趋势,又使博学鸿词科成为乾隆初年朝廷党争的战场之一。

论博学鸿词科对王士禛的诗学影响

博学鸿词科是清诗演变的一个转捩点,王士禛诗风转变与神韵说的提出即是其影响下的产物,是他对博学鸿词科认识深化后在冯溥整饬诗坛背景下出现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前后,王士禛对考试意图的理解有偏差。在明了考试意图之后,他对考试的态度秘而不宣。随着对圣祖文治政策理解的加深,他最终领悟到身世际遇与博学鸿词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冯溥诗坛整饬活动中,在冯溥弟子王嗣槐、徐乾学的影响下,王士禛的诗歌审美趣味由宋诗回归唐诗,并反思诗学实践,最终形成神韵说。王士禛诗风的变化和神韵说的确立,是诗歌史上政治、文学交互关系的一个例证,显示了博学鸿词科对康熙诗坛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演变的重要意义。

清末博学鸿词科与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振”

晚清以降,西学大昌,举世皆以发扬西学为图强之路。在此时代洪流之下,中国传统学术迅速衰落,在文教系统内逐渐走向边缘。与此同时,传统学术植根其间的道德伦理亦遭撼动,并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光、宣之际,清廷诏开第三次博学鸿词科,意图提倡"中国文学",扭转西学冲击下中国传统之学的式微趋势。主导此事者为张之洞,此举可视为其将"湖北模式"文教改革中重视经史文章的经验在全国的推广,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传统在面临衰微之际的最后一次振作。然而取径的狭窄与过于明显的政治目的难以唤起广泛的支持,加之背后的派系纷争,使得"词科"的筹办举步维艰,最终因张之洞的逝世而不了了之,这一传统"文学"的重振之举以失败告终。

康熙十七年“博学鸿词”科略论

康熙十七年“博学鸿词”科略论尹彤云一博学鸿词科，作为“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的一种特殊制科形式，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它一方面为封建统治者网罗“学问淹通，文藻瑰丽”的硕彦奇才提供了手段，另一方面也给更多期冀在宦海中得以升迁的士子拓宽了道路。有清一代将近３...

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政治变迁

(一) 博学鸿词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科举考试。唐宋以来,它是历代帝王点缀“盛世”、炫耀文治、笼络士绅的得力手段。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藩之乱战火犹酣。

金农“荐举博学鸿词科不就”考

金农(1687——1763年)是“扬州八怪”之一,诗书画印都有很高的造诣,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一席。如何认识金农“举鸿博不就”,是关系到如何正确把握金农世界观、艺术观的关键。

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史料(上)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首开博学鸿词科,不仅网罗了不少人才,而且对清初的政局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雍正十一年(1733),第二次诏举博学鸿词,但所举者寥若晨星,未果。乾隆帝即位后,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再次谕令京内大臣及各省督抚保举博学鸿词,乾隆元年(1736)九月在京考试。由于这次考试在丙辰年举行,因此被称作丙辰词科。丙辰词科无论在录取的规模、人员及其影响,都不及康熙朝,但它作为清廷统治政策的一部分,是有其研究价值的。这里刊出从馆藏宫中朱批、军机处录副、吏科题本、上谕档、起居注、吏科史书中辑录的一组史料,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