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博托·施特劳斯戏剧作品的游戏性——以《癔病患者》《熟悉的面孔,混杂的感情》和《轻松的游戏》为例

博托·施特劳斯主要以其戏剧创作蜚声当代德语文坛。他总是一再尝试不同的戏剧表现形式:在空间上打破统一的空间方案;在时间方案上,长于运用表演时间与被表现时间之间变化的关系。时空框架、角色身份与关系、情节关联等显在要素的游戏性处理,一直以来就是施特劳斯结合剧本内涵与形式、舞台因素所做的探索,其间既体现了作家早年考察他人戏剧时所获得的艺术经验,也反映了其多元观展开的过程。施特劳斯对戏剧多有寄寓:在戏剧内容和功效上,他反对文学政治化氛围中具有主导作用的戏剧观——把戏剧理解为"文献记录器"和"启蒙的工场",期待戏剧能在偏离日常和现实的地方讲"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由此带来变革新风。他也坚持认为,戏剧作为"伟大记忆"的通道,在远离家、远离当代的同时,应当而且能够接近遥远的过去,向另一个世界靠拢。

博托·施特劳斯的语言意识

在媒体与消费时代公众语言的“衰败形式”里,博托·施特劳斯读解出贫乏、陈腐和人为的曲折。他在语言中追溯本源和超验,欲以语言诗性赋予当代话语被排斥了的历史深度。这一弃离当代话语而向始源回溯的姿态,同样展现了作家立身于理性批判传统的精英性。

博托·施特劳斯及其《年轻人》

博托·施特劳斯及其《年轻人》谢建文进入７０年代，德国作家对政治的兴趣日渐减弱。他们从政治上的直接卷入中脱开身来，开始与公共的政治生活保持一种冷静、理智的距离。自我和自我的主观世界又一次凸现出来，个体的感受与经验，个体外在与内在的经历，个体观照中的个体...

论德国浪漫派对施特劳斯诗学观与创作主题的影响

本文以博托.施特劳斯与德国浪漫派之间的渊源关系为题,分析该作家在诗学观和创作主题上如何接受和转化浪漫主义的影响。施特劳斯在科学和艺术相融通、提升艺术的作用、强调“记忆”的力量与图像的意义等问题上,同浪漫派诗学观遥相呼应,但显然并未接受浪漫派的“诗化”要求和“整体性”追求。在创作主题上,作家也像浪漫派那样,表现出对艺术和爱欲等主题的偏爱,然而这类主题的处理,同样也提示了作家区别于浪漫派的理解和姿态。

神话重述:论《奥德赛》背景前的《伊塔刻》

博托·施特劳斯的剧本《伊塔刻》与荷马史诗《奥德赛》联系紧密。施特劳斯甚至说过：“这是由阅读向剧本转换的一种翻译。”具体的相似性关系，主要见之于情节模式、人物个性、暴力主题和神定逻辑的处理。不过，施特劳斯的变异处理更有意味。其中，珀涅罗珀“人性的姿态”，把奥德修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神一般的”英雄来表现，暴力场面的间接化处理，对神谕之下和解之约的新解，颇值得关注。向神话靠拢，在施特劳斯这里，意在将理性逻辑之下的现代人至少是一时携往神话与本源，内中潜藏着与“当代的全面统制”相对抗的思想动机：从本质上讲，也体现了一种多元性价值与美学诉求。

20世纪80年代的德语小说

20世纪80年代的德语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从现代主义晚期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从70年代末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德国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态势。德语小说中最有影响力的几部后现代主义小说,皆产生于80年代,并集中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与此同时,处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作家和极端的实验小说,也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

献词

本篇是德国当代文坛最著名的纯文学作家博托·斯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了柏林一青年书商被情人抛弃后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活动:他整日沉缅于失恋的痛苦之中,试图用自我反省和回忆往昔的文字来感动出走的恋人,以求前缘再续。他通过写作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封闭世界并把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在其幻想中寄托给未来,结果却只是一场春梦。

国内、外戏剧动态

话剧创作的两种发展趋向李钦以此为题在《戏剧报》84年第10期上撰文指出: 近年来,话剧创作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返朴归真”,一种是“标新立异”。所谓“返朴归真”,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追求生活细节的真实性与人物、情节、语言的生活化,即“去其外饰,还其本真”,剧作要求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矛盾,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塑造各种各样的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在乡土气息浓烈的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中,显露出思想的渗透力和艺术的感染力。象《左邻右舍》、《小井胡同》、《昨天、今天和明天》、《红白喜事》等,是这种创作趋向的代表作。不要以为这类创作趋向的作品,仍是传统的戏剧形式。象《红白喜事》,虽然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但却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