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卜辞研读札记二则

本文由两则札记组成。第一则依据台北史语所数位典藏系统公布的清晰彩照,对《乙》9029重新进行释读,纠正《乙》9029+中“王”“丁”同版的错误;第二则基于一组甲骨新缀,明确《合集》24804的臼角方向,并对已著录卜骨中存在的几版正、反讹混例予以订正。

释甲骨文的“■”字——兼论卜辞中“■”地的地望

甲骨文中的“■”字,近来学者多据楚简中的“樊”字释其为“樊”。考察“樊”字的早期字形,可知“■”与“樊”当无关系。根据战国玺印中从“网”的“■”字及甲骨文中作“■”形的“■”字,可知“■”从“■”从“网”,“网”亦声,是为“网捕”这一词造的专字。“■”字的异体“■”“■”,在卜辞中用为地名,可读为“盟”,即古书中常见之“盟津”。

五论武乙、文丁卜辞——对《评〈四论〉》一文中提出问题的辩驳

“历组卜辞”的主体是武乙、文丁卜辞。上世纪70年代,李学勤发表“两系说”,将“历组卜辞”提前到武丁和祖庚时代。随后,林沄提出自己的“两系说”,对李说表示支持。对李学勤的“两系说”,我们过去作过评论,学界尽知。对于林沄的“两系说”,我们在《四论》中进行了批驳。针对《四论》,林沄进行反驳,提出了六个问题,即:历组中有“用侯屯”的“成套卜辞”,时代应提前;历组卜辞祭祀中没有武丁,不合理;“历组中的‘三且’不是祖庚、祖甲、孝已”,而是“阳甲、盘庚、小辛”;历无名间卜辞的下限不是武乙,而应在康丁初期;《屯南》中的中期二组早于中期一组;在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关系中,认为类型学可以独立于地层学之外;并以苏秉琦的“宝鸡斗鸡台”和“洛阳中州路”为例,证明自己的“两系说”照样可以成立。针对林沄提出的六个问题,本文根据卜辞内容与考古事实,一一进行辩驳,予以否定。因此,林沄的“两系说”同李学勤的“两系说”一样,均不能成立。

殷墟王裕口村商代贞人墓述论——兼论甲骨卜辞的断代标准

殷墟王裕口村商代贞人墓的发现与身份认定,对于检验现行甲骨断代标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殷墟王裕口村M103、M94两座商墓分属殷墟文化二期、三期,且同出“■”字。从青铜铭文与随葬器具来看,两墓墓主均属于贞人身份。■作为贞人异期异穴,合理的解释便是它代表族名。商代以族为贞人,说明卜辞中的贞人不是某人之私名,而是可以对应一族之内的若干人。将殷墟王裕口村商墓贞人视为服务于商王朝的龟卜世家,符合墓葬内涵的阐释及商代的历史特征。贞人以族为单位服务于商王朝,对甲骨学界立足贞人为私名基础上的断代标准提出新挑战,有利于推进甲骨卜辞断代的科学发展。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二题

战国楚简与殷墟卜辞对读可以互相发明。1.殷墟卜辞的“[册口]”,楚简中写作“册告”“册祝告”,传世文献中则写作“册祝”“策告”,书写形式和表述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以简册报告”“称册祝告”的意思仍然沿用。而且,从清华简《金滕》(《尚书·金滕》亦然)可见古人的册告仪式和背景信息,而卜筮简则可见册告的较完整句型。2.楚简中的“习贞”,对应殷墟卜辞中的“习卜”,二者均有重复占卜的意思,均位于前辞的位置。3.殷墟甲骨无名组“习卜”的最高次数为“四”,表明重复占卜四次,共占卜五次,与目前所见成套甲骨为“五”的情形相合,但有一版“六卜”午组卜辞和一版含序数“七”的师组卜辞可能是特例。4.与“习卜”相关的“三卜制”耐人寻味,“三卜”现象的确存在于殷墟卜辞,但承担三卜的人物是否分属于王(元卜)、右卜和左卜还值得进一步讨论。5.论文还对殷墟卜辞的“习卜”辞进行了辨析,去除了一些误解。

甲骨卜辞“灾祸”义词语研究

殷商时代,先民生产力水平低下,灾祸的降临严重影响生活,殷商先民为防灾避祸而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和占卜活动。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记录着先民对各类灾祸的畏惧和重视。本文意在全面梳理甲骨卜辞“灾祸”义词语的使用特点和组类差别,找出其中的异同和使用规律。

卜辞“河东兆”与殷人东拓

甲骨文“兆”可训为“界域”,故“河东兆”即“河东域”,推测是指安阳以东的古黄河东岸区域,约当今以濮阳为中心的豫东北、鲁西、冀南附近。商王常前往“河东兆”及周边的“鲧”“微”等地田猎巡游,还会派遣臣属监视渡口关津,以巩固对河、济之间地域的统治,强化“小东”“大东”之间的联系。商人东进以“河东兆”为起点,或在今聊城、平阴一带渡过济水,进入泰山周边“大东”地域;或由濮阳转进东南方向,取道古大野泽周边,抵达汶水南岸。及至周代,“小东”的政治中心由安阳转移到“淇县—濮阳”一带,“河东兆”偏北的渡口虽然还在使用,但战略地位有所下降。

谈殷墟卜辞中的“同版异体分工”现象

文章利用六组见于同版甲骨却字用不同的异体字例,论证了甲骨文中存在“同版异体分工”的现象。这一现象与一般的“异体分工”现象不同,在用法上的分工,没有扩大到整个类组;在功能上的区别,也不仅限于记录不同的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异体分工”的发展阶段作了理论上的探讨。从而指出“同版异体分工”实际上是刻手用字情况的具体体现,存在个体性与复杂性。

卜辞中“帝”之内涵及其演变

有商一代,王权由弱变强,散发出无限活力,卜辞中“帝”之内涵演变为之注入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武丁至文丁时期的“帝”之内涵及其演变与商代王权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商代神权从有名有实到有名无实最终到无名无实的没落历程,也体现了商代王权由弱至强的加强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彰显着人本自我思想的解放,更是古代王权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殷墟村中村南田猎卜辞的初步整理与研究

《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是近期整理出版的重要甲骨资料,其中所见田猎卜辞设问简单,内容大多卜问田猎的时间和地点、参与者、采用何种狩猎手段、天气、收获、是否有灾等问题。经过初步整理发现,商王在田猎日的选择上是有一定倾向性的,田猎地点相对集中,参与者除商王外,还有尹、旅、某■等王朝官员和军事组织,这些内容进一步充实了以往的田猎研究。

甲骨卜辞“体用合一”的文体观念

甲骨卜辞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是占卜活动文本化的结果,具有固定的结构体式,并在占卜活动中不断重复,已初具文体“类分”意识;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占卜叙述过程中,卜辞的言说方式也呈现出类别化倾向。总体来看,卜辞属于占体,在仪式行为中具有强烈的探索“人神关系”的功利性目的,体现了“体用合一”的文体观念;又由于书写载体的局限和卜辞神圣性的目的,引申出了卜辞“辞尚体要”的文辞观。卜辞“体用合一”的文体观念客观上开启了后世“文以载道”“讽谏政治”等文章为王朝政治服务的传统;“辞尚体要”则成为了后来古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來艱卜辭”與殷商地理空間觀念補議

“來艱卜辭”是指卜問是否有來艱難情況的卜辭。通過甲骨文來艱卜辭的分析,可知殷商地理空間觀念爲“中——方”觀,“中”就是商,屬於“内”的範疇,“方”即是“外”,包含東、北、西、南。這種“中”與“方”、“内”與“外”、我者與他者的區分,即是殷商地理空間觀念的核心。

“生月又至南”:甲骨卜辭中的朔旦冬至

本文通過分析含“至南”語詞的花東159卜辭,結合其他類似句型的卜辭,表明其中的“生月”是定點月相詞語,並非如先前學者認爲的“下月”之意,並確定生月即朔,該卜辭貞問的就是戊子朔旦冬至。並且進一步分析了同樣含“其㞢(有)至”的《合集》10964卜辭,肯定其爲占卜辛亥朔旦冬至的卜辭。通過現代天文學軟件計算,分别確定兩片卜辭的年代爲公元前1210.12.31戊子朔01.01己丑初二冬至與公元前1240.12.31辛亥冬至01.01二月壬子朔。根據作者考訂的《商王年表》,確定爲武丁五十一年與二十二年,且武丁二十二年建子。

子卜辭所見生育問題芻議

子卜辭所載生育事宜的卜辭數量相對較少且零散,但一定程度展現出了殷人貴族的生育面貌。子組卜辭記録的生育進程相對完整,注重“有子”之卜,文例上傾向於專門占卜,家族生育之婦亦受商王貞詢。午組生育卜辭集中卜問“■生”和“生男”等内容,前者所祭對象除固定五妣外,還包括男性及■等祖先神,被■者得見具體婦名;後者呈現出集中占卜的特點,涉及的禦祭對象不僅數量較多並且在性别上表現出特定性。非王無名組生育卜辭則側重於婦女孕産前後的接生育養及嬰幼兒健康等事項。由於受占卜主體意願、占卜性質及占卜視野等方面的影響,各家族生育實態風格迥異,不過其在占卜用詞及文例方面又存在某些共性,承載着殷人貴族基於家族本位和宗法關係而建構的生育觀念和行爲準則。

釋甲骨卜辭“■”字

《甲骨文合集》第10405片“■”字曾有學者釋讀爲“冒”“面”“宦”等,該字核心問題在於對其所从“■”的理解,本文認爲“■”應當是“■(宀)”異構之形。《説文》中有“窅”字,从“穴”从“目”,古文字中“宀”“穴”義近形旁可通用,故“■”可釋爲“窅”字。在卜辭中“窅晦”二字同義連用,即突出强調格雲自東之後天空變得昏暗之義。

甲骨卜辭中“令王唯黄”結構補論

商代甲骨文中有一組特殊的“令王唯黄”卜辭,其釋讀存在争議,争論的主要焦點是“王”“黄”的指涉、“唯”的用法以及此類結構的斷讀等問題。我們結合時賢觀點,從分期分類、句法語義、字形分析等方面重新梳理相關卜辭,對此結構的釋讀作一些補論。

“武乙射天”與晚商政局之考辨——以“屯南”卜辭爲中心

在傳統商史研究中,商王武乙是一位具有争議性的人物。《史記·殷本紀》因武乙“射天”之舉而評之曰“無道”,後世文獻多因襲之,以武乙之暴虐爲商王朝最終走向奔潰的導火綫。20世紀70年代初,小屯南地發現大量甲骨卜辭,經考證屬武乙、文丁時期,其中尤以武乙時居多。小屯南地卜辭顯示,武乙曾頻繁發動針對西部方國的戰争,此爲武乙謚號“武”之原因。“天”爲西部族群共同尊崇的至上神,武乙“射天”,實際上是武乙針對西部方國所施行的一種厭勝之術,此爲商人神本思想之體現。武乙西征,實爲晚商政局發展之一大關捩,帝乙、帝辛之向北、東南地區拓殖疆域,商、周由結盟而反目,皆由此所致。

叙事学视域下的甲骨卜辞预叙探究

从叙事学视域考察,甲骨卜辞中的占辞可看作先秦时期萌芽状态的预叙,占辞虽体例短小,但所涉内容广泛,影响了其后中国史传预叙的内容;甲骨卜辞对未来的关注不仅影响了后世的叙事时序,还影响了我们民族的记事原则和叙事心理。

从“两汉析舞”到“甲骨寻舞”——彭松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取向述评

彭松(1916—2016)是我国著名古代舞蹈史研究家。在新中国首部《中国古代舞蹈史》编著中,彭松执笔“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部。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舞蹈的通史研究中,“两汉舞蹈”是他的研究主场。为此,他在汉赋、乐府诗与汉画像的融通研究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接着,他借“敦煌舞”之题拓展出“隋唐舞蹈”研究的新想象——不仅揭示出《西凉伎》与“敦煌舞”的文脉关联,而且从日本“唐舞图”和朝鲜“李朝宴乐”探寻唐、宋舞蹈在流变中的内质。再接着,他聚焦周代《大武》舞去探讨中国古代史诗性歌舞剧的叙事策略和诗、乐、舞结构。最后,他以“古稀”之龄倾力“甲骨寻舞”,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和有启迪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