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与追求——以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中心

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进入中国,中国知识人士围绕“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级乎”“中国到自由之路”等议题,掀起了富有学理性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争论,由此对“跨越”理论进行了初步体认和考察。随着1921年前后罗素访华所作“中国到自由之路”的演讲产生广泛影响,李达、陈望道、袁振英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杂志为话语阵地,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的实际情形,对列宁、日本学者山川均关于“跨越”理论的阐述作了对比考察,开启了对中国步入现代化道路问题的深入探索。在此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民主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等各派人士基于对现代化道路的向往,相互之间进行了富有学理性的对话,逐渐形成观点对立的两个阵营,这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且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展以社会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创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革命行动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反映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追求,揭示其从初步考察到深入探索,再到不断升华的演进历程与基本逻辑,对于当前奋进新征程具有启示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跨越“卡夫丁峡谷”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主旋律。这个理论所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象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理论的历史前提是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表明对俄国农村公社前途命运的看法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他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本文仅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予以探讨。

马克思的“通过卡夫丁峡谷”用典引读——所谓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由此而来辨正兼评“跨越论”以及所谓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本文从马克思原著文本和语境入手 ,揭橥马克思用典“通过卡夫丁峡谷”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本义 ,辨正所谓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由此而来之讹 ,兼评有违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跨越论”以及所谓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哲学探究——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开始

晚年马克思致力于探索一个重大问题:东方落后国家如何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轭门之辱”。长久以来,关于他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学界一直争议不断。澄清此争论的关键在于,应从现实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来理解跨越的实质与可能。在此过程中,更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照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国家建设,并阐述科学社会主义政治新形态的规范性要求与实践性基础。人民群众、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机统一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民主权、彰显了人民主体地位,从而为驯服资本、克服“物的统治”创生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正是建立于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建设与完善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始终立足于实践,并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共同富裕作为基本准则。这一系列努力促使世界历史及其演进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唯物史观阐释及当代价值

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以终结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开辟真正的人类历史为最高价值追求。“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开辟了一条独特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发展之路。坚持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为基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将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昭彰真理力量、焕发蓬勃生机。

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创新成果

为帮助东方落后国家探索通向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这一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实践验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新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成功破解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难题,还以其内在的创新性拓宽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场域,为落后国家迈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心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定将赢得更伟大的胜利和荣光,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

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创新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在东方国家的确定性实践。马克思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创设了东方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系统回答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内在缘由、条件及目标,为开辟一条根本异质于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提供了理论先导。在开创现代化的创新实践中,“中国式”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道路,树立起现代化发展的成功典范,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全新选择,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光辉。

“跨越卡夫丁峡谷”争论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跨越卡夫丁峡谷”是讨论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经典议题,但过高的理论期待造成了问题意识的放大以及对“跨越”主体和“跨越”条件的混淆。在回归俄国农村公社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事实后,马克思的超前设想为我们探索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可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展现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我国的农民集体具备了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下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经济基础、制度优势和社会基础。基于这些现实条件,我国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创造性发展出以新时代农民集体为媒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验证和丰富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现实可行性,也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卡夫丁峡谷理论的中国实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确认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来的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避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化解了紧张对立的人与自然关系,擘画了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图景;它借鉴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益成果,吸收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既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破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出西方式现代化困境提供了新的选择。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对东方社会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是对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实践确证。

“卡夫丁峡谷”理论视域下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历程

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卡夫丁峡谷”揭示了一条不同于西欧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实现了“跨越峡谷”。邓小平把握住了“跨越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症候,通过改革开放填平了峡谷的生产力鸿沟。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它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是在“跨越峡谷”“填平峡谷”后对更高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重塑,是“峡谷再造”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秉承马克思主义真理,在继承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价值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社会形态的发展具有跨越性。在早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过程,并没有提及历史的跨越性,但马克思晚年总结俄国革命实践经验后在丰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并逐渐形成理论体系,对社会历史的跨越性进行了系统阐述。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构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文章在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构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条件即理论价值进行概述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从探索、创立到发展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是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构想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并总结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构想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

中国式现代化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为开辟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验证了走“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和正义性,完成了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破题、解题。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基于本国国情,找准自身发展历史阶段,借鉴现代文明成果,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参与世界市场和改革经济体制等方面,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这些独创性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跨越”理论,历史性地回答了“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何以可能”这一世界之问,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贡献,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践验证

马克思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通过深入研究俄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结构,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想,从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创新性阐发,这一路径的成功开拓,既检验了马克思“跨过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构想,又对其进行了创新性的丰富与发展,为我国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寻求现代化道路这一重大科学问题提供了历史答案,也能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并为探索新的人类文明形式提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相关问题辨析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多年来的研究在取得颇多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矛盾、分歧,尤其是在“卡夫丁峡谷”的含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这三个问题上存在着误解。“卡夫丁峡谷”的真实含义应当是指资产阶级专政、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并不是与唯物史观相区别的新的社会历史理论,它是马克思将唯物史观与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产物,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应用。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并不是与东方社会主义革命毫无关系,东方社会主义革命是对这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澄清这三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的实践

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是指生产力落后国家如何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从如何立足本国国情实现传统现代化、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和现代化应该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发展等方面,成功实践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中国式现代化从为发展中国家开辟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选择、为当代科学主义发展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和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大创新成果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

马、恩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之我见

马、恩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之我见徐博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论述，在我国理论著作和报刊上曾广泛被用来论证我国和其他经济落后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可以避免或跨越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