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文学与法律之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以某个小城中一个家庭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弑父”的故事,涉及四个儿子:实际的“弑父者”——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修辞上的“弑父者”——长子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思想上的“弑父者”——次子伊万·卡拉马佐夫;信仰上的“弑父者”——最小的儿子、纯洁的圣徒却也曾经希望父亲死去的阿辽沙。小说由此引发出一系列颇值得关注的与文学与法律相关的话题:他们是否都有“罪”,“罪”如何界定,是法律意义上的“罪”还是思想、道德意义上的“罪”,如何实现公正的审判,法律如何对待那些有“罪”之人,如何在寻找真相,作“正义判决”的同时,倾听一下那些“不幸的人”的故事,如何让罪犯获得真正的救赎。“法律”与“文学”,“正义之剑”与“慈悲之泪”有时并不矛盾。文学视野中的法律,体现的是一种独特的视角,自有他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

原始回归与人性超越——从《卡拉马佐夫兄弟》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理解和对人性的超越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致力于研究人。他认为人性具有两极:一极指向原始性的回归,一极指向创造性的发展。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形象地将人分为四类:在原始回归之路上疯狂、在双重人格中异化、在创造性发展中涅 、在神性关照下超越。在他看来,疯狂与异化的根源在于信仰的虚无与上帝的缺席导致了恶的本能的回归与膨胀。他认为人性的超越必须建立在神性关照的基础上,而神性关照的前提是人性在创造性的发展中涅 。

二元论视野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

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可以发现,其中叙述的人物和事件都存在着一种矛盾的二元对立,诸如人性的善与恶,对法律、罪恶问题和宗教、救赎问题的对比叙述等。因此,揭示作品中的这种二元思想,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及其作品。

“一粒麦子”的哲学——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复活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复活主题,这一主题极其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小说的题词是摘自《圣经》的一段引文,它蕴含着小说的复活思想,反映了主人公们堕落(死亡)———忏悔———人性回归(新生)的精神复活历程。

弑父情节与上帝的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神学解读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弑父情节负载着复杂的哲学神学内涵。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基于"约伯的困惑"展开关于上帝存在的思考;以"假如上帝不在"的逻辑结果否定了对上帝的理性证明,反证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而昭示了通过爱、通过信仰超越生存困境的拯救之路。小说反映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最深刻的信仰危机与心灵焦虑以及寻求精神家园的苦恼。

诗意、灵魂和迷误:三部俄苏小说改编的舞台剧——评《叶普盖尼·奥涅金》《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静静的顿河》

里马斯·图米纳斯导演的、根据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改编的舞台剧,康斯坦丁·勃格莫罗夫导演的、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戏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俄罗斯导演格里高利·利兹诺夫导演的、根据肖洛霍夫的四卷本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戏剧《静静的顿河》,直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本文从长篇小说改编为戏剧的角度来分析这三部作品在小说思想与舞台呈现、人物形象与舞台表演、小说技巧与舞台手法等方面所蕴含的舞台艺术的美学价值,由此探究俄罗斯文学和戏剧中诗意、灵魂和迷误的美学意蕴。

《卡拉马佐夫兄弟》:复调小说的视角结构分析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故事与故事讲述者的和人物的视角结合在一起,故事并不由纯粹的“事实”组织而成,对象世界的描述充满了视角主体的主观价值判断。仔细考察视角主体附加在“事实”上的主观价值,可以看到这些不同价值如何构成叙述的“复调”,还可以得出与常规阅读不同的另外一个故事。

启蒙及其限度——《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的三重面相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复调式的侦探小说。其中,伊万这一人物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以侦探小说在现代的生成为线索,通过解读"罪犯",本文试图勾勒出伊万作为一名由启蒙内在传统而来的现代哲人的面目。这涉及到伊万的申辩。伊万的申辩具有三重面相,每一重面相都与形形色色的同面人相关。正是这些面相打开了死亡之上不朽的神圣空间。

耦合家庭:文学视阈下的转型社会图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例

所谓耦合家庭,缘于其家庭的组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带有即兴的享乐主义思想或卑劣的功利目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则是这种耦合家庭最典型的诠释。它延续了俄罗斯文学"父与子"的话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文学视阈下的转型社会图景,但它已超越了文学界限,作者进行的是革新生活的探索。

“卡拉马佐夫气质”的文化构成——俄罗斯文学性格题材中的特定类型

"卡拉马佐夫气质"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性格"题材诸多"性格"类型中的一种,它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在文学中的审美提炼,具有"所多玛的灵魂"、"阴郁的怀疑"、"迷失后的皈依"和"历久弥坚的信仰"等复杂的文化构成。它是俄罗斯深邃的宗教文化与原始自然力和欧洲文明疾患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刻地反映了俄罗斯民族在社会转型期间的价值危机和精神困惑。对于它的学理辨析将有助于理解俄罗斯文学所透露出的宗教精神以及俄罗斯灵魂所蕴藏的复杂质素。

苦难的史诗──论《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苦难的史诗，让人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苦难，并告诉人们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应该怎样克服世界的荒诞和"卡拉马佐夫式的气质"：那就是象基督一样为信仰受难。《卡拉马佐夫兄弟》并不是一部"复调小说"，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特殊方式写成的"启示录"。

《卡拉马佐夫兄弟》:巨大灵魂的战栗

从"巨大灵魂的战栗"入手,通过层层深入的分析,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尤其是老二伊万的性格特征,认为他们的内心充满矛盾甚至分裂。作家从这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深深切进了那个时代的俄国社会和俄国灵魂。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自然空间与审美意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结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空间场景纷繁多变,所涉及的空间有室内处所、自然环境、地理-文化空间,这些空间均为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服务。其中别具诗意的自然空间及审美意象,隐喻性地表达了作家晚期创作的情感向度和神性理想。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子对恶父态度之论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儿子们对待恶父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持三种不同态度:同流合污的、以恶制恶的、宽恕和爱的。对"恶"的问题的探讨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小说中的父亲贪财好色、堕落无耻,同时也体现出些许良心的存在,可见人的二元性在其身上也有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分述四个儿子对待父亲的三种不同的态度,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表明其关注的重心不在揭示"恶"的存在本身,而是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自己身边的恶人?澄清这个问题意味着人类对于自己未来的道路可以进行正确的选择。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奇迹问题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四段有关奇迹的情节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宗教奇迹的基本观点:东正教信仰主要体现为人的道德与精神力量,而不是对奇迹和彼岸世界的幻想;不是奇迹导致了人对上帝的信仰,而是对上帝的信仰给人带来的内在改变造成了人的精神“奇迹”。这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学与东正教人学在本体论基础和性善论方面的联系,也体现了两种人学在人道性和心理性与超验性和彼岸性、神圣教义与问题探索方面的区别。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气质”再探——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系列之五

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评论界的话题特多,尤其是新近的评论,评论者立足于己的角度,得出了许多新的话语,都是可资借鉴的。而笔者认为它的社会性主要还在于表现对"卡拉马佐夫气质"的揭示上。本文将对作品中的人物分三组(卑鄙无耻的丑恶灵魂——费多尔和斯麦尔佳科夫,处在美丑、善恶的尖锐矛盾中进行悲剧性挣扎的分裂内心——伊凡和德米特里,用基督的爱去拯救世界上的罪恶灵魂——阿辽沙)进行剖析,来看看他们各自是怎样共同表现"卡拉马佐夫气质"和"赎罪观念"的。

于人性之中体现的神圣性——《卡拉马佐夫兄弟》初论

《卡拉马佐夫兄弟》立足于俄罗斯文化的土壤,贯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信仰,反映出具有“卡拉马佐夫气质”的“俄罗斯人”的真实精神景观。在这一精神景观中,信仰为人与神之间建起了一座雅各之梯,人性之中或善或恶的因子皆折射出非实存状态的神性光芒。

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自由与罪恶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对"自由"与"罪恶"进行了深刻探讨,体现了陀翁的世界观与创作观。小说中的自由主题隐藏在人物个性之中,凸显于主角的思辨过程;罪恶主题则体现于人物内心的罪恶与全书的弑父线索中。两大主题在小说中的体现方式,彰显了二者间的潜在联系,即不同的自由观引发犯罪或赎罪。而这,正是陀翁对"自由"与"罪恶"的哲学思考。

《海边的卡夫卡》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借鉴与继承

《海边的卡夫卡》是村上春树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中有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影子。通过分析《海边的卡夫卡》在故事、叙事、小说主题这三个方面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借鉴与继承,发现村上春树并不是单纯地模仿他人的创作。他借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和叙事方法,并且将日本传统文化要素加入其作品中,形成了独特的"村上式物语",以此叩问现代日本人的心灵,探寻救赎之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精神上的契合之处。

评复调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

一、小说的描绘对象、思想、人物和对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描写的是俄国外省的一个贵族家庭。在俄国农奴制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贵族家庭原来的优雅的外观逐渐丧失,联结家庭的道德纽带已不复存在,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