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总体性问题的一个历史考察——从马克思、卢森堡到卢卡奇

从总体性问题的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能够发现在马克思、卢森堡、卢卡奇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理论关联,三位思想家构成了一条“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意蕴—卢森堡总体性方法—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理论发展进路。在这个考察进路中也会发现,黑格尔总体性因素在三者思想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具体而言,虽然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意蕴并没有在马克思本人那里得到明确阐述,但却孕育于他一生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之中,具有鲜明的特征和重要的价值,赋予了总体性唯物主义的基石。卢森堡基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发掘和继承了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意蕴,并在探讨剩余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凸显和运用了总体性方法。卢卡奇借助对卢森堡对总体性方法的凸显和应用,将总体性思维鲜明地转移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建构出颇具特色的具体的总体性思想,由此形成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特视角。

描写的政治:卢卡奇与朗西埃论《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过渡,其写作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于频繁的描写,这甚至影响到了叙述的进程。卢卡奇对于福楼拜及自然主义作家对描写的倚重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行动诗学”,且有损作品的有机性;在政治上,描写的泛滥则体现了资产阶级对于现实斗争的旁观和冷漠,对于前途的悲观。朗西埃从当代激进政治的视野出发,却对《包法利夫人》中的描写颇为赞赏,认为它体现了一种等量齐观的美学民主,是对亚里士多德暗含等级制的摹仿/再现美学的反叛,是对现有感性分配秩序的扰乱,从而导向一种新的差异政治。同样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朗西埃与卢卡奇的观点却针锋相对。通过对比,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二者的思想和福楼拜的创作。二者思想隐含的不同“摹仿观”,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西方美学和文学。

历史哲学的生成--重解卢卡奇的费希特批评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费希特的先验哲学视为近代主体性哲学的代表,并重点批评了后者实际上导致了世界的“非理性化”。从费希特本人的视角来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裂隙已经通过先验知识的再生–生产二重化机制得到克服,因而卢卡奇的这一批评并不成立。卢卡奇的费希特批评实际上受到了同时代新康德主义思想家拉斯克与路德宗神学家希尔施的强烈影响,拉斯克与希尔施都指出世界的“非理性化”问题的实质在于个体性问题,而解决个体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建构一种全新的历史哲学。从这一角度看,卢卡奇的费希特批评中所错失的维度也许蕴含着一种全新历史哲学的可能性。

浪漫派的“幽灵”:基于卢卡奇对浪漫主义复杂态度的考察

浪漫主义作为卢卡奇早期理论的重要来源,很快就遭到他本人的否定,尤其是在他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之后,更激烈地批判自己之前的思想。事实上,不论是在其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里,还是在30年代表现主义论争中,卢卡奇对浪漫主义都持敌意,甚至于到了50年代以后,卢卡奇仍极力抨击德国文化中的浪漫主义传统。然而,其早期所受的浪漫主义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这种影响或隐或显地仍出现在他后来的文学批评以及思想论争中。将其思想截然切断的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在卢卡奇前后期思想表面的断裂之下,实则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指向。

卢卡奇两种影响力间不协调现象的成因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卢卡奇的政治影响力与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理论影响力相比显得极不协调。两种影响力间的不协调现象,首先是由于长期从事专业学术研究,导致卢卡奇缺少革命家必须的理论准备;其次是由于他是沿着知识分子的进路来理解革命的,因而最终回到了知识分子的原点;最后是由于他缺乏职业革命家所必需的政治锻炼,又要面对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政治大厦,因而缺少在政治领域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马克思异化理论与卢卡奇物化理论之比较--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历史与阶级意识》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而卢卡奇则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为基点,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论述了物化理论,形成了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新论述。两者既具有相似性又存在着差异性。相似性在于两者的批判对象是一致的、理论建构的相似以及均与商品拜物教有关;差异性主要体现于两者在概念、理论起点和扬弃途径上有所差别。通过两者的比较,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在个人层面,要正确看待异化,认识到没有绝对的自由,自觉抵制拜物教;在国家层面,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正确对待科技的作用,保障人的个性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匈牙利知识分子”:卢卡奇身份问题之考察

卢卡奇是20世纪西方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翻译成了中文,对国内现实主义文论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受限于苏联学界的影响,学界一直未能深入了解、发掘卢卡奇理论及其价值。改革开放后,国内对卢卡奇的研究热度逐渐上升并主要关注其哲学问题。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而忽视了其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身份。将卢卡奇的经历与思想,重新置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匈牙利社会思想史中,方能正确认识卢卡奇的身份问题。

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审美意识中的公众显现及突破可能

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父的卢卡奇认为现代资本社会是日益精细的分工社会,公众被看似合理地分配到自己所属的社会位置之上,仅瞩目于被分配的事物,无意识间变为庞大事件的部属零件,这种情状不可避免地导向商品拜物教的社会,且这种社会被看作是合理的,自律的。因此,现代社会关系充斥着“物的性质”,“物化”现象不断蔓延。与此同时,同质的状况在现当代的审美语境中也同样存在。当无言的艺术品被某种言语操纵了自由的精神,公众的审美能力就表现为过于关注局部而放弃主体认知,附加其上的多方话语便只能滋生一种扰人的嘈杂。它不但以对象性的量去掩盖主体性的质,而且将集体的事物打散为孤立的原子,致使公众陷入迷惘和混沌,也使美学遭受责难,审美活动本身成为一种迷思。“物化”的审美意识在艺术品与公众关系面临改写的过程中被指涉了出来。因此,基于卢卡奇观点的公众活动分析及突破可能探讨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

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探析

卢卡奇提出总体性辩证法的主要动机在于应对第二国际思潮带来的理论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现象对总体性的消解,卢卡奇强调了超越物化的重要性,并主张重新确立总体性原则,即在总体性辩证法的引导下,恢复无产阶级的整体意识,从而有效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体现了一种动态的辩证关系,通过将社会历史中孤立的事物普遍联系起来,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相统一,是具体的、强调人的主体性的辩证法。尽管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在强调主体作用时存在一定夸大的倾向,并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有一定误读,但时至今日,深入探讨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仍然对我们理解当代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科学和艺术在认识论研究中的不同意义——比较梅洛-庞蒂与卢卡奇对条件反射学说的思考

梅洛-庞蒂与卢卡奇曾先后在各自的著作中就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进行过完全不同的批判性阐释,尤其后者还从中发展出了全新的语言哲学理论,即第1′信号系统,并借此推进了自己的认识论和美学研究。尽管这两位思想家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但是通过梳理他们围绕这一共同课题所阐发出的不同主题和思路,我们仍然有可能在两者之间进行一种开放性的比较研究或交互阐释工作,由此重新审视条件反射学说对于当代认识论研究的意义,并进一步比较科学和艺术在认识论研究中可能带来的不同贡献。在这一过程中,现象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甚至也有机会实现一种真正富有建设性的争辩。

论卢卡奇物化理论及其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反思

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被国内外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等历史背景出发研究卢卡奇物化理论,立足于历史自然的角度对于物化的规定性、物化理论的内容进行深入阐发,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与意识领域出发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物化现象带来的深层次的弊端。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从理性审视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注重保障人民的主体性发挥以及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三方面研究卢卡奇物化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启示和意义。

基于卢卡奇物化理论浅析大学生“自我物化”心理及其策略

卢卡奇基于20世纪中期的社会背景首次提出物化理论,他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自身、人的劳动、人的社会关系物化成客观的无生命的东西,人成为可以被物衡量的对象,反映在人的意识中形成物化意识,丧失主体性、创造性和阶级意识。而在当今中国,物化必然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对于思想意识仍较为薄弱的大学生群体来说,物化对其心理的影响仍然存在,表现为大学生的自我物化心理,本文将基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探讨大学生自我物化心理的表现、原因以及提出几点策略,旨在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艺术地演讲——卢卡斯《演讲的艺术》评介

演讲术是人类社会文明与智慧的结晶。斯蒂芬·卢卡斯《演讲的艺术》(中国版)全书蕴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内涵,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浓郁的中国特色,折射出作者浓厚的艺术素养及独特的分析能力。作者用平实的语言阐释道理,用经典的实例揭示演讲的本质,从而扩大了中国读者研究演讲学的视野。本文客观地分析了卢卡斯《演讲的艺术》的亮点及不足之处,也根据教学中的体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旨在使更多的读者和演讲爱好者能够受益。

卢卡奇视域下对理性主义形式语言的批判

形式语言是在近代理性主义的思潮中发展起来的,其自身也具有理性主义特征。形式语言追求精确性和确定性,强调词、句之间的形式逻辑关系,以此获得真值并连接起语言的意义。问题在于,过于理性主义的形式语言容易导致语义和真理理论变为空洞的形式理论,而语言意义的获得却要求经验的参与。形式语言在和理性主义互相发展的境遇之中,遇到了理性主义本身的问题:盲目相信工具理性导致虚无主义问题,并进一步更加脱离经验实践。卢卡奇在其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探讨了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内在矛盾,就近代理性主义的问题给出了回应。本文在卢卡奇对理性主义批判的视域下,梳理了理性主义形式语言的问题所在,并认为语言研究更需要关注语言的社会属性和实践特征。

卢卡·德梅奥谏言欧洲

3月19日,雷诺集团CEO卢卡·德梅奥(Luca De Meo)发布了题为《致欧洲的信》的署名信,呼吁欧洲主要决策者与利益相关人士,为欧洲汽车产业的电动化转型创造必要的协作基础,而非在“中国做战略规划、美国做强力激励、欧洲只要求越来越严格和复杂的监管”背景下,在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中被拉大差距。当前,这份公开信已发布在雷诺集团官网,并提供了十几种欧洲语言版本以供参考。

多元矛盾论的透视--论卢卡奇现实主义艺术观在中国画的应用方向及教学意义

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父的卢卡奇是现实主义艺术观的代表人物,他强调艺术的创作和审美都需贯彻整体性思维,关注社会的本质和总体性规律,而不仅着眼于现实中的某些片段。随着当代艺术品的表征转向多极化,与之相连的美学意识也走向多方发散,艺术自身便开始不断打破已有的界限,走出固定的场域,但趋于复杂的艺术含义也易使大众陷入迷惘和混沌,多元矛盾的呈现是当代艺术的组成要素。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也毫无疑问地会受到影响,艺术的转变使位于时代变革点上的中国绘画呼唤新的思想,以避免沉沦于历史的定规中。高校中国画教学也需应时而变,关于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艺术感知力、审美能力,以及把握艺术品核心概念的洞察力等皆是不可回避的命题。因此,探讨卢卡奇现实主义艺术观的应用方向,分析将其用于教学中的价值对解决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卢卡奇物化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卢卡奇以《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卢卡奇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以独特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开创性的理解和发展。他吸收了韦伯的合理化思想,批判技术理性引发的文化困境,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且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亦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意义。

卢卡奇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批判理论。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试图通过深入探寻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建构自己的理论生长点,即从多样化的视野理解、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卢卡奇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对于我们紧密结合当下社会背景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真内涵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卢卡奇对马克思商品思想的再阐释——基于《历史与阶级意识》文本的考察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的商品概念对于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卢卡奇明确指出物化具有客观和主观两重向度上的规定性:物化在客观向度上的规定性就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社会被扭曲为一个商品的世界;而物化在主观向度的规定性则表现为商品形式对人类劳动的抽象化。卢卡奇通过对于马克思的商品思想进行再阐释,为一种适应于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可能性。但卢卡奇尚未到达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其对马克思商品思想的再阐释陷入了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中。

历史的“中介范畴”——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探析

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之一,在青年革命时期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全新阐释。在其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通过对“阶级意识”这一概念的讨论,建立了“总体性”的辩证法,针对第二国际的实证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批判并通过阶级意识理论的“中介范畴”重新引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克服资本逻辑带来的物化现象。他在具体的研究思考中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统摄范围及历史领域应用界限展开论述,重新建立基于社会历史领域具有实践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