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与卢梭:他心问题域中的理解儿童探究

一般性的他心问题主要包涵他心是否存在以及他心能否被认识或理解两个基本问题。相应的,在成人—儿童的关系中,他心问题转变为儿童之心是否存在,以及成人能否认识或理解儿童之心两个基本问题。笛卡尔和卢梭代表着关于儿童之心的两种不同理解路径,笛卡尔催生了一般性他心问题,并怀疑儿童之心的存在,是唯我认识论的理性主义路径;卢梭在与笛卡尔“对话”的基础上,发现了作为身体感受之心与自然善好之心的儿童之心,是德性论的浪漫主义路径。不过,卢梭的发现依然带有笛卡尔痕迹。笛卡尔和卢梭是奠基并影响儿童观念的两个早期关键人物,他们对儿童观念的现代化与现代儿童教育影响深远。

卢梭获奖与学术竞赛

卢梭的《论科学与文艺》是1749年第戎学院的应征论文。在文中,卢梭立场鲜明地反对科学和文艺的普及。翌年,作为肩负传播科学和文艺之责的学术机构,第戎学院以“文采”为由授予卢梭头奖,这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事实上,卢梭之所以能获头奖,是因为与太阳王时代维护王室和宗教立场的学术竞赛不同,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学术竞赛推崇诉诸理性普遍认可而非以实践为准绳的求知模式。而卢梭获奖引发的争议也表明,一旦自由的学术探讨溢出思辨的范畴进入实践领域,人们往往容易将某些观点作为教条而用。启蒙时代,反对第戎学院的启蒙者如此;大革命期间,歌颂自由、人权的革命者同样如此。

卢梭的立法者难题及其中国解决方案

卢梭认为,立法者承担着塑造政治生活方式和塑造人民的职能,其行动原理是公意。不过,卢梭在其政治理论中引入独立的立法者,却产生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民和立法者关系的统一。立法者不是人民本身,如何确保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正是人民自己想要的法律或者确保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就是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卢梭并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中国的立法实践从实质上初步解决了卢梭的立法者难题,既能保证人民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又能保证人民制定的法律符合公意。

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应用价值

卢梭是法国伟大的启蒙家和教育家,也被称为“教学史上的哥白尼”,他在其论文专著里《爱弥儿》不仅包括此前的变革思路,还把这种思路应用于对教学课题的探讨。卢梭主张自由教学,并对新的社会产生了幻想。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然主义教育强调尊重儿童的天性,遵循自然规律,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本文以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应用价值为研究对象,解读其教育阶段论,分析当代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具有的重要价值启示。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域外思想参鉴——卢梭的“人民法治”思想论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和任务,阐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所能够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为了加快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我们不仅需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本土资源,也需要借鉴域外的思想成果与经验。卢梭作为西方思想史特别是法律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其法律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人民法治”意蕴。系统解读卢梭“人民法治”的思想,把握卢梭“人民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内涵,不仅可以全面深入了解卢梭这位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和思想,也有助于传承数千年人类法治文明的精华,从而以更广的视野、更高的起点,投身于全面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人类的祖国”:哲人卢梭的历史爱国主义

卢梭的爱国主义在众多解读者笔下呈现出多重面相。施特劳斯及其学派把卢梭塑造成反启蒙的爱国哲人,他所推崇的爱国主义政治德性是通向绅士统治的“钥匙”。卡西勒以爱人代替爱国,彰显卢梭坚定的现代启蒙立场,使其爱国主义在文化-符号体系中获得责任伦理的定位。卢梭的爱国主义蕴含着历史决定论逻辑,因而是一种历史爱国主义。事实上,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和卡西勒旨在沿用抽离了卢梭爱国主义的历史决定论逻辑,致使他们在解读卢梭时出现谬误并陷入困境。新罗马进路的理论目标由于与卢梭“人类的祖国”高度亲和,常常成为卢梭历史爱国主义的试验场。正因如此,新罗马的国家建构理论始终无法克服个人自由与法定义务之间的张力,且落入施特劳斯式的德性陷阱和卡西勒式的闭环有机秩序当中。

论梁启超对卢梭国家思想的容纳、拒斥与回归

在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卢梭的影响是深刻的,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的容斥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研究以及“卢梭与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然而,卢梭对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梁启超对卢梭政治思想的态度大体经历了由容纳、经怀疑、而后拒斥、最后又回归的转折,这一转折也与梁启超自身政治思想的演进紧密相关。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对卢梭国家思想的态度及其自身国家思想的变迁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梁启超国家思想的多变与两歧,既回应了急速迁转的转型期政治情势,也为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展开留下了多元的思想遗产。不过,即便梁启超对卢梭国家思想的态度及其自身的国家思想历经多次变化,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却在流变中保持着内在统一,他始终致力于建设一个公共性国家。

追寻“真诚”——卢梭与现代自我认同

现代人对自我的肯定和推崇、对如实展现自身的渴望,可以理解为一种“真诚”崇拜,后者作为一种现代产物,它的起源与卢梭密切相关。卢梭不满于18世纪法国社会弥漫的虚伪风气,对主流文化观念发起了挑战,他认为,人类主体性的真正基础是“对自我的存在的感觉”,这种感官真理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所拥有,然而在现代社会中遭到遮蔽和异化,换言之,“虚伪”是整个现代文明的必然后果。卢梭对“真诚”的追求、对资产阶级虚伪的批判曾经是一种“异端思想”,如今却被广为接受,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自恋文化”的盛行和“公共人的衰落”。尽管如此,卢梭对真诚的讨论依然具有重要价值,身为“最早的现代个体”,卢梭的追寻反映了现代人在这个混乱、无序世界的某种深层渴望,它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也值得我们深思。

卢梭教育思想在小学教育中的应用研究--以沧州市黄河路小学为例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杰出代表。他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爱弥儿》中。自由发展和自然教育的观点在当时算得上是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主张素质教育的21世纪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小学教育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对儿童身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爱弥儿》一书中的观点,将卢梭的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卢梭教育思想的价值及在小学教育中的应用,对小学教育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语言、意义与人的生存:卢梭儿童语言教育与现象学回溯

论文的目的在于,从现象学视角对卢梭儿童语言教育方法进行回顾和展示并揭示其价值。卢梭对于语言的基本观点在于,语词只是符号,其意义来自于事物,并最终源自于人的生存处境。基于这种观点,卢梭的语言教育要从语言符号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对事物的亲身感知,回到现实利益与有用性,回到人的具体生存处境,回到生命—世界的关联方式,并最终回溯到人的实际意向。在卢梭看来,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儿童对语言意义的本真领会。

卢梭自然法理论展开的内在逻辑——兼论卢梭在自然法历史中的地位及影响

卢梭自然法理论的展开分为三个环节:首先,基于对自然人内在统一的刻画,自然法的内容得到了显现;其次,基于对社会人内在矛盾的揭露,揭示了自然法从显现走向沦落的过程;最后,基于社会人重新寻求统一性的诉求,尝试通过转换的方式使自然法重现。从“人”出发的自然法理论构建标志着卢梭始终将个体幸福而非公共秩序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这样的一种展开使得卢梭的自然法理论在自然法历史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及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卢梭协调了自然法理论内部的公共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对个体幸福的重新刻画,卢梭扩展了自然法理论内部个体幸福的内涵,并回应了外部对于自然法理论的批评。

卢梭对科学及文艺的自然主义思考

卢梭的《论科学和文艺》批判了科学和文艺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其探索的范围涉及文明发展的多个纬度,被认为是卢梭启蒙思想体系的滥觞。“科学与文艺的进步不利于敦化风俗”的观点引发了持续至今的争议,反映了他自然主义思想的根源和复杂性。卢梭对科学与艺术进步和道德风俗之间潜在冲突的批判,为现代社会自然状态与文化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释视角,有助于我们探索出一条科学、文化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行路径。

融贯性的寻求——鲍桑葵对卢梭“普遍意志”概念的批判性阐释

在卢梭的“普遍意志”概念中,个别意志会与普遍意志相悖,个人利益可以违背共同利益,因为履行义务可能是一种负担,最终成为非正义的存在,长此以往将造成共同体的覆灭。英国观念论者鲍桑葵则用融贯性理论—有机整体国家观来阐释卢梭的普遍意志,认为普遍意志并非一种无法遏制的追求利益的冲动;相反,诉诸普遍意志是理性无法根除的冲动和需求,即使个别意志与普遍意志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但理性存在者由于具有趋向融贯性的理性冲动,仍然会将个别意志带向普遍意志、带向共同体,不同的个别意志需要纳入一个更加融贯完备的普遍意志中,才能保证自我完善的同时促进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完善。

晚清论域中的卢梭式“民约”问题——基于“国民”概念的思想史考察

近代中国“国民”概念研究多追溯至晚清,学界主要沿着从臣民到国民的叙事路径展开论述。对于化臣民为国民的概念演进是否为晚清知识精英因应具体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思想进路,就需要回到“国民”概念提出的思想背景进行分析。卢梭民约论传入晚清中国是重要的思想史事件,其进入晚清论域后改变了知识精英对传统政治的理解。晚清知识精英吸收卢梭民约论中的“奴隶”论述,将“国民”塑造为要摆脱奴性争取自由的政治意象,挑战君民关系的传统基础,进而通过民约论述构建“国”与“民”之间的关联,由此形成晚清中国思考民约问题过程中不同于西洋的思想进路。然而,在晚清论域中,“国民”概念提出的缘由并不是针对“臣民”,而是一种告别“奴隶”的尝试。

论梁启超对卢梭联邦思想的容斥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近代中国政制设计的重要方面。作为新旧古今之交的政治理论家,梁启超为近代中国的国家结构贡献了初期设计方案,推动了中国政治思想的近代转型。在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形成过程中,卢梭的政治思想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卢梭的联邦思想符合梁启超地方自治的问题意识,故而梁启超曾容纳卢梭的联邦思想,推崇其为近代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但是随着对联邦制认识的深化,梁启超逐渐拒斥卢梭的联邦思想,由地方自治转向中央集权。其后,出于时势需要,梁启超再度回归联邦主义,提倡联省自治。廓清梁启超的联邦观及卢梭的影响,有助于探讨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早期方案,并追溯中国政治思想近代转型的思想渊源。

论卢梭与马克思平等思想的亲缘性和差异性——基于MEGA2的研究

卢梭的相称平等要求个人所得和社会地位必须与能力和贡献成正比;马克思则主张真正的平等还要考虑个人社会关系的差异。MEGA2的文献学成果证明了马克思对卢梭平等思想的“特殊关注”。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大量摘录卢梭的相关论述,认为卢梭关于“法律总是有利于扩大不平等”的观点很特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卢梭平等思想的“高度赞赏”亦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可。但不可否认,二者的平等思想存在本质区别。卢梭对不平等的批判属于道义层面,主张通过立法和教育解决不平等问题;而马克思则认为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要靠发展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

卢梭的第四种法律

法律分类是政治思想史上一个常见的议题。比方说,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列举了三种不同的法律分类,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先后采用两种不同的法律分类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单列一章探讨法律的分类。但与政体分类相比,法律分类虽然同样常见,却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卢梭的幸福教育思想视角下的“双减”政策解读

卢梭的幸福教育是指教育者在能够遵循自然规律的原则下,通过充分尊重儿童自由的天性,提高儿童解除痛苦而充分享受生活的能力,进而帮助儿童形成积极的人生观,最终实现人生幸福的目标的活动。教育与个人幸福存在紧密的联系,而“双减”政策的目的在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压力,旨在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本文旨在通过卢梭的幸福教育思想对“双减”政策进行解读,以期进一步推进“双减”政策的实施。

论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以培育“自然人”为目标,重视孩童的阶段性教育,遵循个性发展和启发教育的理念。直到如今,它仍是教育发展的思想核心。解读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可以发现它对当代的教育发展产生了宝贵价值,主要体现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两方面。依据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使我们对自然主义的教育理念有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并为我们今后的现代化教育工作提供参考。Rousseau centered his education on naturalism, aiming to cultivate the “natural man”, emphasizing the stage-by-stage education of children, and following the concepts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inspirational education. Until now, it is still the ideological core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terpreting Rousseau’s naturalistic educational thought, we can find that it has a valuabl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two aspects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schoo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we can have a mor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naturalistic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our future modern education work.

洛克的绅士教育与卢梭的自然教育之比较

洛克与卢梭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者,深刻批判了当时欧洲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他们共同认识到实现自由须建立在个人道德发展的基础上,教育则是必要手段。同时,他们的教育思想在许多方面也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洛克以“入世”思想贯彻绅士教育,为培养高素质人才,卢梭则以“出世”思想提倡自然教育,为塑造“自然人”。本论文旨在通过比较洛克的绅士教育与卢梭的自然教育,探讨西方德育思想中不同理念之间的异同,进而更加明确二者教育理念的价值,为当代教育实践提供借鉴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