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龙自然保护区珙桐林下资源调查初报

为了解卧龙自然保护区珙桐林下乔木、灌木和草本的资源情况,2021年2月至11月,采用设置样方的形式进行珙桐调查,综合参考文献,本次调查发现珙桐林中乔木层物种48种、灌木层物种34种和草本层物种56种,研究其种类及隶属科、属,分析珙桐天然林与日本落叶松人工林林下群落生态、优势属种间的差异,以期为保护野生珙桐资源提供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

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植物群落多样性研究:丰富度、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

根据64个植被样方调查资料,分析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植物群落多样性特征。结果表明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不同植被类型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值H′、D和均匀度指数Jsi基本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常绿落叶阔叶林>温性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温性针叶林>亚高山针叶林,而物种丰富度S变化为温性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林>亚高山针叶林>温性针阔混交林。在不同的植物群落中,由于地形地势、坡度、土壤、水热条件等原因,其物种多样性指数不同,但其多样性测度指标除物种丰富度外均呈现出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随海拔的升高,大熊猫栖息地物种丰富度、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变化先增加,然后下降,最后趋于平稳。坡度不是影响卧龙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因子。不同的坡向其物种丰富度S变化为西>北>东>南,物种多样性指数H′、D呈现西>南>北>东的递降格局,均匀度指数Jsi呈现南>西>东>北的递降格局。在不同的群落中,物种丰富度变化表现为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且42·9%群落中乔木层大于灌木层、64·3%群落中乔木层大于草本层、92·9%群落中灌木层大于草本层,落叶针叶林乔木层树种丰富度小于灌木层和草本层,但其灌木层物种丰富度大于草本层。在同一或不同生长型中,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变化大体一致。

卧龙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性质的影响

森林景观受干扰后的次生演替、人工林种植与农业耕作等在许多方面影响着土壤性质的变化。研究选取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作为研究地点 ,阐述湿润高山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土壤性质之间的关系。选择了六种典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加以比较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土地利用之间土壤容重、全氮、有机碳、速效磷、速效钾的含量差异显著。相比之下 ,农田土壤养分含量偏低 ,而灌丛有着较高的有机碳、总氮与有效氮含量。 0～ 4 0cm土壤碳的储量变化幅度不大。综合土壤退化指数表明 ,坡耕地 ,撂荒地与人工林有土壤退化的趋势 ,而灌丛与次生林对土壤的性质有着改善的作用。人工林年龄与土壤有机碳、有机氮的含量正相关。

边缘效应对卧龙自然保护区森林-草地群落交错带地表甲虫多样性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卧龙国家自然保护区地表甲虫群落在天然落叶阔叶林森林边缘与森林内部和周围草地间多样性差异,在科级水平上探讨边缘效应对地表甲虫群落的影响。调查共设5个重复样带(间距大于500m);每个样带以距离梯度(25m)的方式设置样点,分别由边缘深入到森林内部和草地中央100m,共设45个样点,通过巴氏罐诱法调查地表甲虫群落组成和季节变化。本研究采集甲虫标本4736号,隶属于28个科,步甲科、隐翅虫科和叩甲科分别占总数的49.5%、23.5%和13.0%,共同构成本研究地区地表甲虫的优势类群。甲虫的个体数量从森林内部、边缘到周围草地依次降低,而科多样性和均匀度则依次增高,都达到了显著差异。主坐标分析(PCoA)排序表明,森林内部和周围草地间的地表甲虫群落组成差异较大;而森林边缘的群落组成与两者都有较高程度的相似性,反映了森林边缘的地表甲虫群落已经与森林内部的群落组成发生明显分化,除了森林物种成分外,还包含了若干从周围草地环境扩散来的物种成分。从季节动态看,森林边缘和森林内部在丰富度和个体数量的季节变化曲线方面相似性更高;捕食类和腐食类地表甲虫的季节变化在森林内部和边缘相似性更高,而植食类则在森林边缘和草地的相似性更高。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枯落物覆盖率是影响地表甲虫科多样性和均匀度的决定因素,枯落物厚度和林冠层覆盖率是决定甲虫个体数量分布的重要因素。以上结果表明,在科级水平上,地表甲虫群落在天然落叶阔叶林边缘已经与森林内部生境发生分化,而且正在加剧的森林片断化进程将会产生更多的森林边缘,因此,保留大面积的天然落叶阔叶林免受破坏和干扰是保护地表甲虫多样性的必要措施。

卧龙自然保护区落叶松林不同恢复阶段地表甲虫的多样性

在四川卧龙国家自然保护区,以落叶松种植林邻近的天然落叶阔叶林(100年生,5块样地)为对照,分别选择刚种植(5年生)、幼年期(15年生)和成熟期(45年生)的3种落叶松林各4块样地,每个样地4个重复,研究森林不同恢复阶段地表甲虫的多样性。通过巴氏罐诱法取样,采集甲虫标本共7444号。步甲科、隐翅虫科和拟步甲科分别占总数的40·2%、38·3%和6·4%,共同构成本研究地区的优势类群。甲虫的科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在3种落叶松林内显著高于天然林,且在3种落叶松林中,刚种植的最高,幼年期的最低;个体数量正相反,天然林显著高于落叶松林,而且3种落叶松林内,幼年期最高,刚种植的最低。主坐标分析排序和聚类分析表明,不同树龄的落叶松林和天然阔叶林间的地表甲虫群落组成存在显著差异,成熟期落叶松林与幼年期落叶松林和天然阔叶林有较高的相似性。甲虫个体数量的季节变化在3种落叶松林内相似性很高,与天然阔叶林差异显著,而科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度的季节变化在3种落叶松林以及天然阔叶林间相似性都很低。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林冠层、草本层及枯落物的高(厚)度和覆盖率是决定科丰富度、个体数量、多样性和均匀度的决定因素。以上结果表明,在科级水平上,地表甲虫群落组成在不同树龄的落叶松林以及天然落叶阔叶林内存在显著差异,虽然成熟期的落叶松林已经具有了部分天然阔叶林的甲虫群落特点,但仍无法完全恢复到天然林的群落水平。因此,在鼓励森林恢复的同时,保留大面积的天然落叶阔叶林免受破坏和干扰仍然是保护地表甲虫群落的必要措施。

卧龙自然保护区亚高山草甸的数量分类与排序

在野外植被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植被数量分析方法对岷江流域卧龙自然保护区亚高山草甸进行TW INSPAN分类和DCA排序,研究了植物种、植物群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该地区亚高山草甸共有植物139种,隶属于31科88属.应用数量分类方法将114个样方分为12个群落类型.在分析不同环境因子间的关系基础上,从定量的角度揭示了影响群落分布的主要因素是海拔梯度和土壤含水量.DCA排序图反映出排序轴的生态意义,第1轴反映了各群落类型所在环境的海拔梯度,从上到下,随着海拔的升高,植物群落或植物种的耐寒性越来越强;第2轴基本上反映了各群落类型所在环境的土壤含水量.排序结果与分类结果比较吻合,反映出植物群落类型和物种分布随环境因子梯度变化的趋势.

卧龙自然保护区植物生长季节森林土壤水分状况

本文于1981～1984年植物生长季节对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森林土壤水分状况,进行了定位研究。试验林地设置在1200～4300m海拔高度的不同生物气候带的森林类型下。 选择的五处试验林地是:①常绿阔叶林下的山地黄壤;②次生落叶阔叶林下的山地棕壤;③针阔混交林下的山地暗棕壤;④暗针叶林下的山地棕色暗针叶林土;⑤高山草甸植被下的高山草甸土。试验结果阐明了试验林地土壤的蓄水性能,枯枝落叶层最大蓄水能力36～313t/ha,森林土壤的渗透系数在1.54～5.33mm/min,试验林地生长季节森林土壤水分贮量,都在最佳含水量下限以上,试验林地森林土壤水分供给(生态湿度)顺序为:山地棕色暗针叶林土(重温)>高山草甸土(重湿)>山地棕壤(湿)>山地黄壤(较湿)>山地暗棕壤(较湿—潮)。

卧龙自然保护区综合功能评价

保护区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 ,以保护物种、生态系统或自然遗产为主要目的。但是保护的成败依赖于保护区管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这是保护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功能评价就是促进保护区持续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模糊逻辑和问卷调查为基础 ,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功能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中 ,将卧龙自然保护区的整体功能划分为五大方面 ,即自然保护、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 ,其中每项功能再进一步划分为 3到 5个次级指标 ,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 3个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表明 ,自然保护功能的评价为“好”,其余 4项功能均评价为“一般”。因而 ,作为 5方面功能综合的整体功能状况也为“一般”。卧龙自然保护区五大功能的相对良好次序为 :自然保护、科学研究、社会发展、宣传教育和经济发展。这就意味着 ,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具有综合整体性 ,任何方面的功能失调都会影响到保护区整体功能的发挥和保护区自身的健康发展。改善保护区的整体功能 ,也必须注重各项功能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协调。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影响保护区发展的各种矛盾 ,克服管理和决策中的各种片面性和低效性 ,促使保护区的管理不断完善 ,从而保证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

卧龙自然保护区亚高山草甸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研究

采用沿海拔样方和样带结合的调查方法,对卧龙自然保护区亚高山草甸物种组成进行了分析;运用物种丰富度、α多样性、β多样性等指标,分析研究了保护区亚高山草甸植被的群落多样性及其变化格局。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共有植物种28科76属96种,主要优势种有糙野青茅(Deyeuxia scabrescens)、珠芽蓼(Polygonum viviparum)、狼毒(Stellerachamaejasm e)和蒿草(Kobresiasp.)。随海拔升高,亚高山草甸植被物种丰富度呈现单峰分布格局;α多样性(Shannon-W iener指数和Simpson指数)随海拔上升先增加后下降趋势,均匀度指数则随海拔升高而增加;β多样性(W ilson-Schm ida指数、群落相异系数βCS及Cody指数)随着海拔均呈上升趋势。

卧龙自然保护区人为活动对景观结构的影响

利用遥感景观制图 ,在确定不同人为影响发生源的显著影响范围后 ,分析了卧龙自然保护区人为活动对景观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水电站、居民点和道路三种人为影响发生源中 ,水电站的修建对周围景观结构的一次性改造效果最显著 ,居民点属中等强度的持续性影响类型 ,道路的影响程度最小。人为活动使人为影响景观典型地段 ( 2 0 0 m缓冲区 )的林地覆盖率减小 1 5 %～ 4 0 % ,灌丛和裸地面积比重增加 1 5 %～ 5 0 %。在居民点和水电站周围 ,景观结构变化证明人为影响作用呈明显的梯度衰减 ,6 0 0 m半径缓冲区范围内为典型人为影响区域 ,6 0 0～ 1 2 0 0 m区间为人为影响景观与自然景观的过渡区域 ,其余地区属自然因素控制的自然景观。与水电站和居民点相比 ,道路两侧景观结构的梯度变化特征不甚明显 。

卧龙自然保护区黑熊种群生存力初步分析

依据黑熊种群的相关参数 ,借助旋涡软件 (Vortex 8 2 1) ,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黑熊的种群动态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 :在没有近亲繁殖和食物歉收、人类诱捕等灾害影响的情况下 ,卧龙黑熊种群数量 10 0年间稳步增长 ;而在加入近亲繁殖和灾害等因素时 ,种群数量下降。据此 。

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植物群落多样性Ⅴ:不同竹林的物种多样性

采用α-多样性、β-多样性和植物区系等参数,分析了卧龙自然保护区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主食竹种各竹林的物种多样性特征.结果表明,物种丰富度、物种优势度、物种均匀度和植物区系成分在3种竹林中都有着显著性差异(P<0.05).物种丰富度和优势度的排序是拐棍竹林>冷箭竹林>短锥玉山竹林;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呈现出拐棍竹林>短锥玉山竹林>冷箭竹林的变化格局;Simpson多样性指数为冷箭竹林大于拐棍竹林和短锥玉山竹林,而拐棍竹林与短锥玉山竹林相差不大;群落均匀度两指数(Jsw和Jsi)均表现为短锥玉山竹林>拐棍竹林>冷箭竹林.不同竹林各层次的α-多样性,无论是乔木层、灌木层,还是草本植物层,在3种竹林之间均具有不同的变化.拐棍竹林、冷箭竹林和短锥玉山竹林的植物科属地理分布格局较为相似(P>0.05),都以温带地理成分为主,具有与卧龙自然保护区整体植物区系地理成分的相同模式,但就植物种类而言,3种竹林的差异极其显著(P<0.05);同时,各竹林中乔木层优势树木的重要值、灌木层植物的平均数量,以及草本层植物的平均盖度之间也具有明显的差异(P<0.05).3种竹林之间的相似性系数(β-多样性)很低,具有各自的组成物种和群落结构(P<0.05),这与不同竹种的生物学特性、海拔分布范围和生长发育阶段密切相关.本研究结果可为竹林分布的制图、退化生境的恢复、地震灾害受损栖息地的重建以及圈养大熊猫食物基地的建设等提供参考资料.

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植被的地形分异格局研究

利用卧龙自然保护区 1987年和 1997年两个时段的卫星遥感影像进行植被制图 ,并与DEM模型数据进行叠图分析 ,研究不同植被类型在各种地形梯度上的分布格局及变化特点。结果表明 :(1) 2 0世纪 6 0年代中期大规模森林砍伐活动使林地的分布格局受到强烈干扰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 80年代中期 ;(2 )研究时段内的生产性育林活动、保护性育林活动和自然植被恢复过程 ,对森林植被类型的地形分布格局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3)保护区目前仍存在着一些显著的人为干扰现象 ,针叶林及阔叶林比重的减少和灌丛数量的相应增加 ,反映出保护区目前人为干扰活动的主要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 ,应当引起管理部门的足够重视。

卧龙自然保护区林隙干扰特征

林隙干扰对森林的结构和多样性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对五一棚周围林隙干扰格局和林隙特征进行了 3条样线调查 ,样线总长度为 4 .4km。结果表明 :1)本区以小型林隙干扰为主 ,林隙平均密度为 12 .5个·km-1,林隙的分布格局在阳坡和山脊为集聚分布 ,阴坡近均匀分布 ;林隙形成木以针叶树为主 ,岷江冷杉 (Abiesfaxoniana)、铁杉 (Tsugachinensis)和糙皮桦 (Betulautilis)在形成木的数量和径级组成上均居前列。 2 )林隙形成木的腐烂等级分布揭示出林隙形成木的形成方式和种类组成均随时间变化。表现为针叶树组形成木对林隙的贡献随时间降低 ,阔叶树组反之 ;砍伐和倒木是早期林隙形成的主要方式 ,而枯立和折干是近期林隙形成的主要方式。 3)林隙木形成方式关联度分析结果为砍伐与倒木、折干与倒木之间存在显著负关联 ,林隙其它各形成方式之间的关联不显著 ,但砍伐与其它形成方式的负联结系数均较高。

卧龙自然保护区景观多样性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研究了卧龙自然保护区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景观多样性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成因 ,并探讨了相关的管理和多样性研究尺度效应问题。结果显示 ,过去 35年复杂的人为影响是研究时段内景观多样性显著变化的根本成因。始于 2 0世纪 6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森林砍伐活动 ,降低了全区特别是中低山区景观多样性水平 ,而延续 30多年的植树造林活动 ,使不同区域的整体景观多样性水平逐步提高。合理的景观整体结构 (包括多样性空间格局 )建设目标和实现方法 ,应成为今后相关研究工作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研究还证明了景观多样性研究具有显著的尺度效应特征 ,具体表现为林地面积的恢复在全区、自然景观、人为影响景观以及海拔高程分异等中尺度研究中显著提高了景观多样性水平 ,但在各人为影响发生源的缓冲区这种小尺度分析上 ,则降低了景观多样性水平。工作区内开展中小尺度景观多样性研究的适宜正方形样地面积应为 5 0× 5 0个像元。

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评价

生物的生境是指生物生活繁衍的场所 ,由生物与非生物环境构成。近几个世纪以来 ,物种绝灭的速度加快 ,生物多样性丧失最重要的原因是生物生境的人为破坏。对保护生物的生境评价 ,是分析这些物种种群减少、濒危原因的重要手段 ,还能为制定合理的保护对策提供依据。根据大熊猫生境分布特点提出了大熊猫生境结构理论模型 ,将影响卧龙大熊猫生境质量的因素分为物理环境因素、生物环境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 ,探讨了生境评价的程序与卧龙大熊猫生境评价准则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与空间模拟方法分析了卧龙大熊猫生境质量。在人类活动影响下 ,卧龙自然保护区内适宜大熊猫生存的生境面积有 5 75 97.3 hm2 ,其中最适生境面积为 62 5 6.1 hm2 ,主要分布在海拔 2 3 0 0～ 2 80 0

基于GIS的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选择与利用

在ArcGIS 10.2的支持下,分析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在地形因子(海拔、坡度和坡向)和生物因子(植被、竹林类型)上的生境选择(动物利用某种生境类型面积占其家域的比例)与利用(动物家域内某生境类型面积与保护区的这一类型面积的比例)特征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1)地形因子:卧龙大熊猫在生境选择过程中,生境利用率较高的海拔区间为1 5 00~3 000 m,平均利用率达到了55.93%,而生境选择的主要海拔区间为2 000~3 500 m,占空间利用面积的89.64%;大熊猫生境利用在坡度上相对均匀,而生境选择的主要坡度区间为20°~50°,占空间利用面积的85.56%;生境利用率最高的坡向区间为270°~315°,占比达到了31.88%。(2)生物因子:大熊猫生境利用率较高的植被类型区域为亚高山针叶林与常绿落叶阔叶林,利用率分别为51.04%和70.20%;而生境选择的主要植被类型区域为针叶林与针阔混交林,占空间利用面积的90.23%;生境利用率最高的竹林类型区域为冷箭竹(Bashania fangiana)林,利用率达到了51.63%,而生境选择的主要竹林类型为拐棍竹(Fargesia robusta)和冷箭竹,二者占空间利用面积的95.20%。研究结果揭示了在不同地形和生物因子分异区间(类型)大熊猫的生境面积分布和空间利用模式特征,丰富了大熊猫生境选择与利用特征的研究手段。

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破碎化研究

生境破碎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形态（景观结构）上的破碎化；二是生态功能上的破碎化。将景观连接度的概念引入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的生境评价研究中，通过选择影响大熊猫生存的３种典型景观因子：地形高度、地形坡度和食物来源，从生态功能上研究３种景观因子由于空间组合的不匹配而形成的生境破碎化现状。在分析各景观因子重要性的基础上进行景观连接度模糊相对赋值，并建立景观连接度评价模型。在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研究了卧龙自然保护区针对大熊猫的景观连接度水平和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在２０００多ｋｍ２的面积中，仅有９０．３６ｋｍ２，约４．４７％的面积属于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地区，适宜面积为２２６．４２ｋｍ２（１１．１９％），中等适宜地区面积为２８６．０９ｋｍ２（１４．１３％），勉强适宜的地区为１７７．９１ｋｍ２（８．８％），而完全不适宜的面积占了一半以上，１２３６．５ｋｍ２（６１．１１％）。同时表明：最适宜和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处于极度破碎状态，十分不利于大熊猫的生存和保护。该研究结果为制订合理的大熊猫保护措施和有目的地改善其生存环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川省卧龙自然保护区景观人为影响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在景观遥感制图的基础上 ,利用缓冲区分析和相邻缓冲区的景观结构总体变异系数方法对卧龙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自然景观和人为影响景观的分割研究 ,并对人为影响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工作区内水电站、居民点和道路 3种不同人为影响发生源对于周围景观结构的显著影响距离为 10 0 0～ 12 0 0m ,利用这一距离可以对工作区的自然景观和人为影响景观进行合理分割 ;海拔 2 4 0 0～ 4 80 0m和坡度 2 0°～ 4 0°区间为卧龙自然保护区人为干扰活动强度最大的区域 ,这种人为影响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于保护区的自然管理工作威胁极大。此外 ,研究还证明 ,对于自然景观和人为影响景观进行合理分割 ,有助于景观人为影响的细节研究。

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恢复过程研究

保护与恢复生境是有效保护大熊猫的重要途径 ,通过样方调查法研究了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 (Ailuropodamelanoleuca)恢复生境的群落结构特征 ,共调查了原始生境、2 0世纪 2 0～ 3 0年代砍伐后自然恢复生境、40～ 5 0年代砍伐后自然恢复生境、70年代以后自然恢复生境以及 60～ 70年代人工林等 5个生境类型 ,2 1个样方。研究结果表明 :各生境类型的物种丰富度、物种多样性、植株数 (高度 >5 m)、乔木层的平均胸径和最大平均胸径 ,以及大熊猫的生境成熟度都存在显著差异 ,竹子的生物量及更新能力也有一定差异。人工林与原始生境的群落相似性低于其他自然恢复生境与原始生境的群落相似性。研究发现 ,大熊猫生境恢复包括大熊猫可食竹类资源的恢复以及生境群落结构的恢复。可食竹类资源恢复所需时间相对较短 ,仅需约 2 0～ 3 0 a;生境的植物群落结构的恢复则要长的多 ,一般恢复时间 5 0 a左右才能成为大熊猫的适宜生境 ,恢复时间为 70～ 80 a的生境与原始生境的群落结构已十分接近。通过人工造林恢复生境 ,无论从竹子资源的恢复 ,还是从植物群落结构的恢复方面 ,均不是一种有效地恢复大熊猫生境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