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

卫生史与环境史不仅在研究旨趣上相当一致,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交集,卫生史关注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同样也是环境史的研究课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卫生史可以囊括在环境史之中,而是说就环境史研究来说,从卫生史的角度切入来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这除了内容和旨趣上接近等缘由外,还因为从卫生史的视角出发,对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并更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学术颇有助益,而且从卫生史的角度可以为我们构建和谐而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的探索与实践——以赣南医学院红色卫生史博物馆为例

高校博物馆是文化育人的重要载体。当前,国内外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正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高校博物馆在发展势头强劲的同时,也存在资源不均衡且使用率较低等问题。结合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理论,以及赣南医学院红色卫生史博物馆育人的探索与实践,从创建主题鲜明的博物馆、构建博物馆文化育人体系、不断增强文化育人后续力对促进高校博物馆育人提出意见和建议。

新中国成立初期疾疫卫生史研究述评

当前学术界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疾疫卫生史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进展很快,并在微观的疾疫流行史、中医问题、爱国卫生运动研究等方面,以及宏观的卫生防疫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关于疾疫的政治隐喻研究,疾疫与国家、政治关系研究,疾疫与社会、环境关系研究等方面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研究理路与趋向。但学界当前的研究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及其与现实社会的关联等方面还有不足之处,尚有待于学界进一步的思考与探讨。

1949—1978年农村医疗卫生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是党和国家治理农村社会的重要环节。1949—1978年是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起步和初步成型的阶段,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上的农村医疗卫生思想、中观层面的农村医疗卫生体制以及微观层面的农村防疫工作、爱国卫生运动和妇幼保健卫生工作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趋向与特点:研究成果从医学向历史学、社会学方向延伸;注重将医疗卫生与政治经济相结合研究;将医疗卫生与生态文化相结合进行研究。在回顾和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也提出了几点思考与建议:一是医疗卫生史的研究要坚持为现实服务的观点;二是医疗卫生史研究要运用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三是要创新医疗卫生史的研究内容。

60年,18人,——那些影响中国卫生史的大人物与小人物

人物档案：林巧稚（1901年-1983年），厦门鼓浪屿人，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接生5万多名婴儿，被誉为“万婴之母”。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她还是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5万孩子的母亲 林巧稚终身未婚，却是5万孩子的母亲——在半个多世纪里，她亲手接生5万多名孩子，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史的开拓之作——读《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史》

《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史》一书以中央苏区的医疗卫生为讨论对象,完整呈现了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围绕医疗卫生所做的努力。全书细致梳理了中央苏区医务人员的来源问题,展示了苏维埃革命乃至中国革命中革命者聚集的途径;详实论述了中央苏区医疗卫生运动历程,揭示了医疗卫生运动的成效和不足;充分开发利用专业性材料和日常材料,呈现了历史运行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总之,该书印证了中央苏区研究在保持宏观关照前提下趋于具体、细致,并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各个环节的研究趋势,开拓了中央苏区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采用公共卫生史料开展《公共卫生法》课程思政教育研究

采用历史资料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各国通例,因公共卫生立法背后有公共卫生建设史、成就史,制度演进往往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使得公共卫生史便于间接、内隐于公共卫生法律制度之中。将公共卫生史融入公共卫生法,也有利于思政教育的相对规范化、系统化,还有助于解决课程思政“两张皮”和教学素材重合度高的问题。

联合、改造与合作化:新中国成立初期联合诊所的演化及其历史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多重因素交织下,新生的政权试图通过组建联合医疗机构以动员最广泛力量投入到卫生健康事业中,联合诊所应运而生。通过对个体医生在医疗空间、组织形式与行医观念等方面的集体化改造,联合诊所成为联结个体开业医生从个体松散状态走向集体化的桥梁。就其历史价值而言,联合诊所客观上成为公立医疗机构的有效补充,而且“联合医疗”的组织形式也为农村基层医疗服务体系走向“合作医疗”开辟了道路。

卫生何为——中国近世的卫生史研究

"卫生"和卫生的历史并不单纯,一旦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多方位、多层次地观察和思考,便不难发现其中被人忽视的历史现象和存在的认识局限。一部卫生史关乎的不仅是医疗和健康的演变,而且也是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关于中国近世卫生史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现实深具意义。本文对近百年中国卫生史研究做一鸟瞰式的回顾,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可能的研究路径。

“新史学”视域下的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述评

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起步于1950年代,在"新史学"思潮和社会现实影响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完成了由传统视野向社会、文化新视角的转向,并在区域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机制、传染病防治以及群体健康四大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公共卫生史的兴起,拓展了美国史的解释维度,刺激了不同学科的交流,并有助于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受"新史学"影响,这一领域也存在内容碎化、忽视传统研究对象、缺乏比较性研究等问题。

近代香港医疗、疾病与卫生史研究

在现有的香港史研究中,有关近代香港医疗、疾病与卫生史的研究是一个相对新颖的领域,但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人对其学术史做出了回顾。本文将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分类加以整理、分析和评价。

再识“卫生”:基于中国卫生史研究的思考

"卫生"是一个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词语,其本身也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从现代"卫生"的形成过程来看,卫生不仅具有西方社会所赋予的现代含义,还有中国传统社会自身所孕育的特性。换言之,卫生不单有现代性,还有传统性。目前的中国卫生史研究,不仅进一步剖析卫生现代性的内涵,而且开始考察现代卫生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传统卫生因子与社会力量。同时,从史学研究的新视角对卫生现代性进行省思,批判近代卫生借"科学"之名控制人的身体及其拓展殖民权力的行为。由此可见,卫生已不再是此前人们所熟知的卫生,而是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

重塑中的医学知识、权力与社会关系:理论演进与英国公共卫生史的书写

本文通过呈现有关“医学知识”、“权力”和“社会关系”的理论探讨,并主要以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的史学书写为例,展现公共卫生史的书写与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互动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起,社会建构论冲击了辉格史学所依据的科学与医学的认知地位。医学知识被认为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此种新的认知方式为学者挖掘医学知识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医学社会学、批判理论、福柯的话语分析方式和“知识/权力”论述,以及文化研究等路径被史家吸纳,用以呈现公共卫生在道德控管、塑造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等方面的多重面向。但医学史家在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路径和概念时,困境依然存在。近些年,学者通过重新审视公共卫生史书写中所理解的医学知识、采纳的概念范畴、道德政治预设,并以重视修辞学、借鉴STS研究方法和强调身体与个人主体性建构等方式来回应学界对社会建构论和医学社会史的反思,革新公共卫生史的编撰。

图书传疾的历史回顾与分析

席卷全球的COVID-19让全球民众再次经受一次“卫生观”洗礼。我国学界对“消毒技术”“图书保护”的探讨不少,但对“图书与人类健康关系”的专门研究不够。国家标准规范文件和相关法律条例亦多语焉不详,《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并无对“图书卫生”的专门规定。文章回顾19世纪末“图书传疫”观念在我国出现和传播的历程,发现各时期人们对图书卫生重视程度和关注点并不一致。早期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图书中细菌、病毒和霉菌等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因此发明了一系列消毒杀菌措施;近年图书用纸和印刷中所含铅、甲醛、砷等有毒元素,消毒过程中残留的化学药剂,紫外线、微波等消毒法产生的辐射,负离子、静电吸附等新研发的图书馆净化消毒方式,对人类健康造成新威胁。从历史上的“图书传疾”现象来看,图书馆不仅需要关注图书保存、修复和流通,而且不能忽视消毒和卫生管理,相关图书卫生条例制定和立法亦刻不容缓。

关于将卫生防疫史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初步思考

在全球新冠疫情以及中国抗疫战疫的背景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简称“纲要”课)应该结合课程特点和定位予以关注。将“卫生防疫史”带进课堂便是一个可行且有效的方式。但要想真正实现常规性地融合,教师必须做好组织内容、安排论证等工作,即要在认真做好知识准备工作的前提下,抓住卫生防疫史相关之关键问题,形成大体能够覆盖主要线索的基本论述;然后将这些带有明显问题导向的论述内容加以组合,恰当地安置到某些具体章节里,构建出与既有课程脉络相适应并对“纲要”课主题、主线形成支撑的若干“结合点”。而在“结合点”上,可择机对近期涉及“纲要”课内容的热点历史问题给予回应。

近代东北地区卫生事业及民众卫生观的变迁

近代意义上的"卫生"一词,最早由日本翻译Hygiene而成。清政府将"卫生"一词引入后,对"卫生"实施国家制度化,卫生事业成为政府的重要施政内容。在中国卫生事业肇始之际,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东三省实施殖民统治。在日本的主导下,伪满开展了近代医疗卫生事业,"卫生"一词亦随之进入民众的生活和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乡镇卫生所的广泛成立,人们对"卫生"一词的使用得以普及,医疗卫生的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

大国医改:“开始的结束” 2011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侧记

2011年注定是值得期待的一年。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二战中的一次战役胜利后说，“这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或许是开始的结束。”2011年在中国卫生史上或可称为医改“开始的结束”：它既是医改第一阶段3年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二五”计划的开局之年。

论我国中央卫生行政机构的变迁

在我国卫生法制史上,中央政府独立设置卫生行政部门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院卫生部。本文以时间为序列,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细致地梳理出我国不同时期中央卫生行政机构的发展沿革与历史路径,并在考察不同时期的卫生法制建设情况之后,得出了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地位越高,卫生法制建设越活跃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