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治理专家咨询制度的法治探寻

专家咨询制度是公共卫生治理中提升科学理性的重要机制。专家咨询适用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决策事项。应探究行政任务与专家咨询形式之间的匹配性,在处于科学前沿并兼具高度政策考量的公共卫生治理领域,合议制咨询形式更具制度优势。应健全专家遴选机制,从专家个人资质和成员构成两个角度明确遴选标准,完善专家遴选程序。在专家咨询程序方面,应健全专家利益冲突回避制度,完善专家咨询会议制度和会议程序,专家咨询意见对行政机关不具备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具有事实上的影响力。应构建专家咨询制度的监督机制,完善专家咨询公开制度,加强咨询专家的说明理由要求,激活司法审查的监督功能。

论公共卫生治理的政府责任

多元共治时代,公共卫生治理中政府责任要打破基于行政任务进行责任配置的传统逻辑,将政府责任的厘定置于“公共任务公私合作”和“行政任务公私合作”的双重视域。公共卫生治理中行政机关作为公共任务公私合作的主导者和行政任务公私合作的责任方,在承担领导与促进责任、组织与动员责任、履行或担保责任、监督与救济责任之时,其内部构造差异明显。新时代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构必须着眼于中国式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整体性视角,科学厘定公共卫生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内部法律构造,统筹推动公共卫生治理法治化进程。

中国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与推进路径

中国卫生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通过纵向梳理20世纪以来卫生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可见,从古代中医诊疗制度到近现代国家卫生治理体系建设,中国经历了技术性治理、统合性治理、差序性治理三次卫生治理模式的继替转变,而以人为本的内生驱动、嵌入国家发展战略、寻求发展与秩序之间的动态平衡、持续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构成了中国卫生治理现代化演进的逻辑链条。在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卫生治理现代化需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系统发展理念,优化“行政—市场—社群”的制度供给侧结构,塑造新时代的医患心态秩序。中国卫生治理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领域之一,亦是一个动态探索的过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公共卫生安全复杂化的新情景下,当代公众应该在尊重历史规律和创新驱动引领的基础上,不断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善治之道”。

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价值两难与伦理抉择

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是公共卫生治理中两种均应保护的重要权利。保障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不仅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公共健康,而且是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题中之义。二者既有诸多共同的重要意义和伦理价值,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的差异可能导致实践中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现实地看,公共卫生治理中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两种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权利冲突为内容的法律冲突以及由义务主体的“一身二任”导致的义务冲突,从伦理层面看则是两种权利的不同价值取向导致的价值两难、以“尊重”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冲突以及以道德义务为核心的价值冲突和角色伦理困境。公共卫生治理中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的冲突看似一种非此即彼的“悲剧性冲突”,但由于二者在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公众健康等方面具有价值统一性,两种权利仍然可以而且应该通过有限度的让渡方式予以平衡。平衡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的价值两难,应基于公共利益优先和生命健康至上,坚持必要性、最小化和不伤害等伦理原则,使个人隐私权有限度地让渡于公众知情权。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问题检视与路径思考

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强调激活多元治理主体力量,协同参与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社会组织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健康促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等方面发挥作用,能够化解公共卫生治理的现实难题。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卫生治理已具备较好的制度和实践基础,但同时也面临着外部推动力不足与自身能力不足的双重挑战。通过政府外在“赋能”与社会组织自我“增能”的双重途径,破除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才能实现社会组织参与路径的优化,促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当代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

与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相比,全球卫生治理倡导多元主体通过集体行动来制定正式、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程序,更好地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卫生治理强调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卫生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海外华侨华人自组织作为新兴的治理主体,参与到新一轮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通过对华侨华人自组织的跨国治理行为特征、治理机制、动力因素与挑战等问题的探讨,诠释了华侨华人自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过程中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自治—协同”的多边合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微观主体的现实考察,丰富了全球卫生治理研究的内涵,对有效理解与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对世界人民追求包容互鉴的稳定和谐社会具有启示意义。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基层卫生治理的意义:基于社区2型糖尿病管理效果的Meta分析

本文系统评价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2型糖尿病患者的管理效果。通过文献检索并采用排除法后,纳入23篇文献,涵盖了2860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数据。Meta分析的结果显著显示,研究组干预后血糖各项指标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糖尿病知识知晓率、满意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仅可使2型糖尿病患者掌握糖尿病专业知识、科学饮食、正确运动,提高血糖水平控制效果,还能明显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延缓疾病发展,对提高生存质量和提升护理满意度等具有积极作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我国基层卫生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改变了基层卫生治理结构,另一方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强化了基层卫生治理网络的功能。

垃圾焚烧发电对城乡环境卫生治理的促进意义

垃圾问题一直是城乡环境卫生治理中的重要挑战之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的增长,垃圾产生量不断增加,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垃圾焚烧发电作为一种新型的垃圾处理技术,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相比于传统的垃圾填埋和露天焚烧,垃圾焚烧发电具有许多优势。本文旨在探讨垃圾焚烧发电对城乡环境卫生治理的促进意义。具体而言,本文从垃圾处理、空气质量、水资源和土壤质量等方面分析垃圾焚烧发电对环境的影响,并探讨其对城乡环境卫生治理的促进作用。同时,本文还将讨论垃圾焚烧发电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城市社区环境卫生治理研究

本文对城市社区环境卫生治理,提出了智能环卫设备的应用,环境监测系统的建设,居民参与机制优化等解决之道。以技术与管理优化相结合的思路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得出了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社区环境卫生治理,在提高效率、提高居民满意程度方面效果显著的结论。以点带面推进城市社区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调研结论为社区环境卫生治理的智能化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全球卫生治理视域下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人权路径

全球卫生挑战已发生巨大变化,从传染病的持久危害到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疾患日益增长的威胁,全球卫生治理已逐渐扩展到人权、减灾、环境等健康决定因素的治理。全球卫生伦理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价值要素,指向了所有全球卫生行动的终极目标与意义。人权是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路径之一,正逐渐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有力工具。梳理了全球卫生伦理的概念和发展、总结了健康与人权领域的治理工具,并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为例分析了人权参与实现全球卫生伦理的演进路径,以期为加深理解人权理念在全球卫生治理的政策、规划和实践提供参考。

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历程、成因与经验

建国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从全球卫生治理的受援者转变为当前全球卫生治理的引领者,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背后是国家外交战略的指引、国内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实现的角色转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提升国家实力是中国在全球卫生领域实现角色转变的基本前提,秉持团结合作是实现角色转变的先进理念,注重卫生援助是实现角色转变的重要手段,坚持多边主义是实现角色转变的最佳路径。通过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卫生治理,中国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卫生软实力的提升与大国治理责任担当。

更趋平行的全球卫生治理新图景——全球南方的视角

当前,全球卫生治理的架构是以欧美主导的公共卫生实践从内政走向外交并不断演化的产物,是等级式、分权式和平衡式三种全球北方视角的当代延续,在发达国家动力不足的情况下,面临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管辖、激励和参与缺口。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为弥合缺口促成的创新治理机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通过历史回顾与案例分析,梳理出全球南方视角下填补全球卫生治理缺口的三种“平行式”机制:一是以世卫组织“全民健康”典范和世贸组织药品采购“强制许可”为代表,确立“益贫性”平价规则,填补管辖缺口;二是以全球南方的规模和低价优势弥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不足和以系统思维创设中国“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为代表,创新“准市场”机制,缩小激励缺口;三是以合资建厂、科研攻关提升“本地化”疫苗生产能力为代表,弥合参与缺口。重视全球南方视角,有助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流话语从冲突走向融合、从“悬置”转为“在地”。作为南南卫生合作的先行者,中国在分享治理经验的“双向赋能”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卫生治理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核心内涵及价值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当前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中的矛盾问题、健康中国的目标要求以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目标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新时代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论述作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推进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特别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有力指导,为推动构建世界公共卫生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彰显了重要的时代价值。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病毒主权”困境研究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全球迅速蔓延的背景下,有关“病毒主权”的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病毒共享机制在其实践中造成了有利于西方大国而危害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从而导致了“病毒主权”困境,通过梳理病毒共享的发展与现状,着重从国家利益、现有机制和集体行动力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病毒主权”困境的成因,并相应提出破除该困境的三个改革方向,以期为更好地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依据。

美国智库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认知评析

[目的/意义]美国智库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了解美国智库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认识,对提前研判美国对华政策和理解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方法/过程]本文选取多家美国主流智库作为研究对象,对美国智库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认知及其政策建议进行系统梳理。[结果/结论]美国智库承认中美卫生治理合作的必要性,但“新华盛顿共识”影响下中美卫生合作难有实质性进展。然而,部分美国智库专家在全球卫生等中美利益交叉领域上保持着理性与克制,中美仍有在卫生领域展开合作的可能。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优化策略

非政府组织在组织上较为灵活,在问题处理上也有一定的专业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非政府组织为全球卫生治理提供更多方式和可能,与传统政府的卫生治理相比更加灵活。同时,非政府组织所具有的志愿性、专业性也使其深受群众欢迎,对于开展进一步援助有重要促进作用。但随着公共卫生事件的持续以及深入,非政府组织常常面临财务紧张、救助不全等方面的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只有与国家和企业广泛协调,积极配合,才能向受灾群众提供更有效援助。鉴此,国家需要健全志愿活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督激励体制;非政府组织需要优化服务能力和运行机制;企业应秉持责任意识,履行社会责任。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PHEIC运行困境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埃博拉、新冠病毒、猴痘传染病公共卫生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巨大影响。PHEIC是在《国际卫生条例(2005)》(以下简称“《条例》”)框架下为及时预警和协调国际合作抗疫而设立的机制,然而“是否宣布”及“何时宣布”是公认的难题。历次疫情应对过程中,WHO运用PHEIC机制的能力和效果持续引发争议。WHO难以避免的政治化引起了国际社会对WHO专业性的质疑,影响其在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中的权威性,最终导致缔约国不遵守WHO的政策规范,形成“决策困境–专业性质疑–领导监督力减弱–缔约国不遵守”的链条。故有人提出将强制解决办法引入以期一劳永逸,这一建议无异于推翻《条例》协调意志的底层逻辑。笔者认为应对PHEIC运行困境并非仅为得出WHO需加强治理与改革或者缔约国需重新开启《条例》谈判的简单推论,而需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各主体入手,增强国际社会关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共同体意识。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建进程中WHO优化路径

数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使得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建的呼声愈加高涨。此背景之下,各类相关工作正在积极开展,世界各国都踊跃地参与其中,而WHO作为卫生治理工作的重要领导力量,自身的优化完善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在一段时间的运行过程中,WHO确实在职能、规则文本以及相关机制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并且严重影响WHO的领导地位,使得各国对WHO的能力产生了质疑。因此,对现阶段WHO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科学优化路径,进行相应改革,是提高WHO领导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安排。

“非常”与“日常”:新中国初期黔南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治理经历了一个由“非常”到“日常”的艰难转换。抗美援朝背景下的“细菌战”,属于战争状态下的非常,但却导致黔南民族地区同样开展了以“细菌战”为核心的公共卫生治理,进而实现了从单纯反“细菌战”的非常规防御策略,向空间范围广泛的腹地转变,形成了常规性的公共卫生运动。合作化运动时期,公共卫生治理以“除四害”为中心,配合农业生产,民众参与性空前广泛,但也存在运动型治理的固有困境。当然,公共卫生的“日常”因素也在增强。最终,这种带有现代性色彩从外界介入的公共卫生理念,逐渐内化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与传统社会的生存习惯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经验的来源。

农业转基因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知识架构:殖民医学及其遗产

西方殖民医学以及作为其延续的当代全球卫生治理,留下的作为遗产的知识架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疾病根除法、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狭义效果评价、对卫生问题背后结构性要素的忽略等。二战后农业援助的兴起,全球卫生治理主体向营养和农业领域的挺进,农业转基因研发机构与当代全球卫生治理在组织结构上的趋同以及指导农业转基因研发的议程对全球卫生治理的覆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农业转基因遵循这一知识架构干预全球卫生问题的技术风潮。但该知识架构所存在的诸种局限,使得农业转基因参与的全球卫生治理疏离生活世界中的既存秩序和真实需求。因此,全球卫生治理质量的提升有赖于对架构本身及其所根植于的“全球科学”的反思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