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的四川省预防费用核算研究

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SHA2011),从筹资方案、机构流向和服务功能维度核算四川省预防服务费用。结果显示,2014年四川省预防服务费用为183.90亿元,占经常性卫生费用的9.92%,人均预防服务费用为225.92元,主要用于免疫项目及流行病学监测、危险因素和疾病控制。预防服务费用主要流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机构和医院,政府方案、家庭卫生支出、企业筹资方案分别占49.15%、25.53%、25.22%。

吉林省老年人群治疗费用分析——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SHA 2011”

随着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医疗卫生支出显著提高,疾病经济负担增长,这无疑给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在老龄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探讨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需要深入研究老年人医疗费用支出的变化特点和趋势。本文采用国际通行的"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SHA 2011)对2014年吉林省65岁以上老年人群治疗费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治疗费用源于公共筹资占55.58%,其次为家庭卫生支出41.83%;治疗费用居于前五位的疾病类型依次为: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内分泌、营养与代谢疾病;省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费用以门诊服务为主(84.63%),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费用中住院服务占比最高。研究结论指出,不同年龄组老年人群治疗费用的疾病分布存在集中性,老年群体缺乏有针对性的医疗保障项目,家庭自付比例较高,卫生资源机构配置有待完善。应积极发挥不同级别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服务职能,合理控制老年人群治疗费用,逐步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医养结合融合发展。

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的北京市治疗服务受益人群分析

目的: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System of health account 2011,SHA)分析北京市经常性卫生费用治疗服务的受益人群分布。方法:依据"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框架核算2015年北京市受益人群费用分布。结果:(1)2015年,北京市治疗费用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费用占总疾病费用的比重高达70.30%。(2)治疗费用最高的五类疾病依次为循环系统疾病、症状体征和临床与实验室异常所见、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肿瘤。(3)65岁以上人群人均治疗费用最高,消耗更多的医疗资源。(4)不同疾病费用的年龄分布存在差异,患者费用的疾病分布随年龄变化也呈现规律变动。结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给社会和个人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循环系统疾病费用在疾病费用中排在首位,65岁以上人群消耗了更多的医疗资源,是费用控制的重点。

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的北京市中医类医院治疗服务受益人群分析

目的分析2018年北京市中医类医院治疗服务的受益人群情况,为控制治疗费用提供依据。方法使用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的我国卫生费用核算方法,结合北京的实际情况,核算并分析中医类医院受益人群分布。结果北京市中医类医院2018年治疗费用总额为245.13亿元,提供的门诊服务相对较多;非传染性疾病治疗费用远高于其他各类疾病;循环系统疾病治疗费用在各疾病类别中最高;55~<65岁人群治疗费用最高;不同疾病治疗费用的年龄构成有所不同,不同年龄组人群的疾病构成也有区别。结论中医类医院承担了相对较多的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疗任务;应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疾病进行干预,降低疾病费用,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循环系统疾病和65岁及以上人群是中医类医院费用控制的重点。

“健康中国”战略下贵州省经常性卫生费用核算结果与分析

目的:在“健康中国”背景下,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核算2020年贵州省经常性卫生费用。方法:以“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为基础,结合贵州省卫生工作实际情况,运用功能法从经常性卫生费用的总体情况及筹资方案、机构流向、服务功能、受益人群等维度,核算贵州省2020年经常性卫生费用。结果:2020年贵州省经常性卫生费用为1177.50亿元,占2020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的6.61%,人均经常性卫生费用达3056.06元。其中,政府方案及强制性卫生筹资金额为708.14亿元,占比60.14%;家庭卫生支出方案筹资金额343亿元,占比29.13%;流向医院873.06亿元,占比74.15%;治疗费用为957.69亿元,占经常性卫生费用的81.33%。结论:贵州省经常性卫生费用政府投入有所上升,但居民就医经济负担仍较重;治疗服务费用上涨较快,“轻预防、重治疗”的现象仍然存在;可增加贵州省预防服务费用的政府卫生投入,增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推进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医疗机构,进一步优化经常性卫生费用服务功能及机构分布。

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的安徽省儿童治疗费用研究

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对安徽省儿童治疗费用进行核算与分析,研究安徽省儿童治疗资金筹资、分配和使用情况。结果发现,2016年安徽省儿童治疗费用为74.98亿元,占全省治疗费用的8.76%,人均治疗费用为662.75元。其主要来源于公共筹资(35.07%)和家庭卫生支出(61.36%);主要发生在医院(76.09%),15.59%发生在基层医疗机构;主要分布在0～4岁年龄组,医疗资源消耗居于前位的是呼吸系统疾病、起源于围产期的某些情况和损伤、中毒和外因某些其他后果等。家庭经济负担严重且筹资结构不合理,医疗机构配置失衡且患者就医流向不合理,建议调整筹资结构,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关注重点人群并采取有效防控措施。

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对中医药治疗费用受益人群的分析

目的:通过对2020年辽宁省中医药治疗费用的受益人群分析,对重点疾病、重点人群的疾病防控和政策指引提供理论支撑。方法 利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式抽取获取样本,并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SHA2011)核算辽宁省治疗费用,然后利用中医药相关分摊系数将治疗费用分摊到中医药部分,并分析辽宁省中医药治疗费用的受益人群分布。结果:2020年辽宁省中医药治疗费用为303.71亿元,其中门诊134.36亿元、住院169.35亿元;60-69岁中医药治疗费用最高,为86.16亿元;非传染性疾病总量为227.54亿元;不同年龄、不同疾病类型及其交互中医药治疗费用都有所不同。结论:重点关注70岁以上人群的中医药治疗费用;发挥中医药在非传染性疾病的重要作用;加强重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重视重点人群的防控。

安徽省恶性肿瘤治疗费用分析——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

目的:分析安徽省恶性肿瘤治疗费用的资金筹集、机构分配和服务功能等情况,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及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的理论和方法,对安徽省恶性肿瘤治疗费用进行核算和分析。结果:2018年安徽省恶性肿瘤治疗费用为73.84亿元,其年龄分布呈双峰型(50~54岁、65~69岁),疾病分布主要是消化器官恶性肿瘤(46.27%),不同年龄组的疾病分布差异较大,机构分布主要是医院和公共卫生机构,主要筹资来源是公共筹资(54.56%)和个人现金支付(31.51%)。结论:恶性肿瘤的疾病经济负担较大,需完善综合防治网络,针对特定人群加强干预措施,优化筹资结构,降低次均费用及个人支付比例,切实减轻恶性肿瘤患者及其家庭的疾病经济负担。

2014—2018年上海市老年人治疗费用核算与分析——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

目的:分析上海市老年人治疗费用,为控制老年人治疗费用和优化筹资结构提供依据。方法:基于“SHA2011”核算方法,从“功能-机构-筹资”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上海市老年人治疗性卫生费用。结果:2014—2018年,上海市老年人治疗费用年均增长7.80%;老年人治疗费用具有病种聚集特征,四种疾病治疗费用增长41.34%;老年人治疗费用的主要筹资来源是公共筹资,2018年公共筹资589.09亿元,占77.68%,比2014年上升13.15百分点。结论:老龄化加重了老年人治疗费用负担,应加强重点病种管理,积极推进医养护结合,进一步强化分级诊疗制度实施效果和优化治疗费用筹资结构。

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的中医药总费用核算方法初探

通过文献梳理,总结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在我国卫生领域的应用现状及中医药总费用核算方法现状,探讨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在中医药总费用核算中的难点,并提出相应核算思路。

某省传染性疾病预防服务费用核算分析——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

目的:对某省传染性疾病预防服务费用进行核算分析,为政府相关部门调整和优化传染性疾病预防服务筹资政策提供依据。方法:以某省2018年数据为基础,应用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核算方法,从服务功能、服务提供机构和筹资方案三个维度分析传染性疾病预防服务费用核算。结果:该省2018年传染性疾病预防服务费用为35.20亿元,占预防服务费用的24.32%,其中免疫规划服务费用最高(占55.60%);42.98%流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政府筹资占48.44%,家庭卫生支出占30.97%。结论:传染性疾病预防服务费用和资源投入相对不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传染性疾病预防服务有待加强,医院的传染性疾病预防服务与医疗服务融合度不高,政府对医院提供的传染性疾病预防服务专项补助不到位,居民的传染性疾病预防服务费用负担偏高。

四川省老年人群治疗费用核算结果与分析——基于卫生服务核算体系2011

目的:核算并分析四川省老年人治疗费用的特征和规律,为合理控制老年人治疗费用负担提供依据。方法:基于卫生服务核算体系2011版(SHA 2011)核算2016年四川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治疗费用总量、疾病费用分布、机构流向、筹资方案等。结果:2016年四川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治疗费用为472.70亿元,占治疗总费用的29.51%;从GBD分类来看,79.17%的治疗费用消耗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其中居于前3位的疾病类型分别为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治疗费用主要流向市级医疗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不足20%;筹资主要来源为公共筹资293.25亿元,占62.04%。结论:四川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较多,集中于慢性非传染性病。治疗费用的机构流向与筹资结构均有待进一步优化。

2017年湖南省经常性卫生费用核算

目的核算2017年湖南省的经常性卫生费用。方法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核算2017年湖南省经常性卫生费用的总量、筹资方案、机构流向、服务功能等。结果2017年湖南省经常性卫生费用总量为1791.9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8%。治疗服务费用占比为70.55%,预防服务费用占比6.62%。经常性卫生费用中,家庭卫生支出比例为46.19%,居民负担仍然较重。结论湖南省卫生筹资公平性有待提高,卫生筹资可持续性存在风险,卫生资金配置效率有待优化。

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的北京市医疗机构儿童治疗费用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北京市儿童治疗费用情况,为进一步优化北京市儿童健康管理政策提供建议。方法: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核算医疗机构儿童治疗费用。结果:2017—2019年北京市15岁以下儿童治疗费用分别为92.29亿元、97.54亿元、105.72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67%,儿童治疗费用筹资结构以家庭卫生支出为主,占比均在65.00%左右;儿童门诊和住院治疗费用均以流向二级医院、三级医院为主;在治疗费用疾病别的构成中,呼吸系统疾病占比最高,达到了25.96%,其次是消化系统疾病,占比10.26%。结论:优化筹资结构,降低儿童患者家庭就医负担;加强基层儿科服务能力建设,合理引导青少年患者机构流向;加强对孕前、产前筛查等预防服务的财政投入,关注儿童安全教育,引导儿童商业意外伤害保险的实施。

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的不同共病状态下阿尔茨海默病的筹资、流向、受益人群研究

目的:分析四川省不同共病状态下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的治疗费用现状,为相关卫生政策的优先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方法:采用"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the System of Health Accounts,SHA 2011)进行分析.结果:四川省AD患者治疗费用总量在2019年为27728.04万元,占全四川省2019年疾病治疗费用的0.13%.不同共病组治疗费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庭卫生支出是主要的筹资方案(54.44%),共病指数越高,家庭卫生支出占比越多.治疗费用主要流向医院,随着共病指数增加,治疗费用流向综合医院的占比逐渐上升.女性治疗费用高于男性,低、中、高共病组治疗费用主要分别集中在55~≤59岁、70~≤89岁和≥80岁以上人群.结论:建议优化卫生筹资方案,构建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保障机制,缩小门诊和住院的待遇差异;提高基层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关注重点人群,做好AD的预防,缓解我国AD疾病整体负担,推动实现健康老龄化.

基于SHA 2011的天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情况分析

[目的]强化经常性卫生费用核算数据政策分析,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后续开展提供依据。[方法]以天津市2016-2019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防服务费用核算结果为基础,分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结果]2016-2019年,天津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防服务费用呈逐年增长趋势,由2016年的14.25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18.04亿元。预防服务费用主要流向预防接种项目、慢性病管理和老年人健康管理项目;预防服务费用筹资来源仍以政府筹资方案为主,但家庭卫生支出占比呈快速增长趋势,主要是由于二类疫苗接种费用的快速增长所致。[结论]天津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防服务费用流向与其基本公共卫生工作重点一致,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控投入程度与其职能不匹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二类疫苗接种服务家庭卫生支出负担过重。

2018—2020年辽宁省中医类医院经常性卫生费用分析

目的:通过了解2018—2020年辽宁省中医类医院经常性卫生费用的总量分布,从服务功能、受益人群、筹资结构等维度对其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医药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方法:利用“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SHA2011),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获得样本数据,结合样本数据和辽宁省卫生行政相关数据,利用等值人时系数、等值工作量系数核算出2018—2020年辽宁省中医类医院经常性卫生服务费用。结果:2018—2020年辽宁省中医类医院经常性卫生服务费用分别为131.06亿元、134.07亿元和139.29亿元,其中治疗服务费用分别为131.02亿元、134.03亿元和139.25亿元,预防服务费用均为0.04亿元。省级中医类医院经常性卫生服务费用最高,区级最低。筹资来源主要为公共卫生筹资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50~69岁人群、非传染性疾病(尤其是循环系统疾病)为治疗服务费用的重点关注领域。结论:辽宁省应优化中医费用层级,实现省级医疗资源下沉;加强公共筹资方案的主导作用,降低家庭卫生支出占比;分析费用的服务功能和受益人群,实现精准专项救济。

山西省卫生费用筹资情况分析

分析山西省经常性卫生费用的筹资渠道与筹资水平。方法: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框架,核算2014年山西省经常性卫生费用筹资方案、机构流向、服务功能数据间的矩阵平衡分析。结果:2014年山西省居民经常性卫生费用支出606.48亿元,其中公共筹资占58.53%,个人卫生支出占35.10%。结论:加大对预防服务的投入;优化筹资结构;拓宽社会卫生筹资渠道。

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的人群就医负担国际比较

目的:基于“卫生费用核算体系2011”,剖析国内外人群就医经济负担差异及成因,为我国居民就医经济风险保障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收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及我国的经常性卫生费用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探究人群就医经济负担与医疗保障制度、卫生服务体系之间的关系。结果:202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个人卫生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平均为3.00%,我国此比重为5.24%;我国公共筹资占经常性卫生费用比重为54.81%,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个人卫生支出主要用于医疗用品和门诊服务,我国个人卫生支出主要用于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结论:医疗保障制度的差异是就医经济负担分布不均衡的重要因素;卫生服务供给体系是减轻民众就医经济负担的基础,完善的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可合理引导医疗服务需求,“防—诊—控—治—康”协同服务链是缓解就医经济负担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