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中的“大印度教主义”及其根源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印度的崛起,一度弥漫于印度文化中的"大印度教主义"思潮,,期望通过对印度教与佛教关系的重新诠释,来建立印度佛教的文化影响力,以此作为"泛亚洲"的文化平台,这是一种基于宗教、种族、地缘以及国家崛起意识于一体的文化民族主义,它能否成为当代印度发展的驱动力或是新的障碍,是值得人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印度人民党、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教国家”的构建

2024年6月,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赢得新一届议会下院(人民院)选举,成功蝉联议会多数席位。现任总理莫迪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二位三度出任总理的政治人物。印人党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印人党借助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成为印度政坛的关键政治力量,而印度教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则是印人党胜选根本原因。印人党政府将继续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通过推动修宪、制定和实施《统一民法典》等方式着力构建“印度教国家”,但面临难获修宪所需议会多数支持、国大党等世俗主义政党更强掣肘、南印度“达罗毗荼主义”对抗“北印度中心主义”等因素制约。

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背景下再议印度国语问题

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强势崛起。在语言问题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印地语视为推进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基于同一文化、语言和地理单元的国族理念下,印地语成为其构建印度教国族所需要的全民族共同语和国族认同的语言基础。在此背景下,印地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推广范围和影响力显著扩大,但这一过程也面临着平衡少数族裔语言和文化权利的挑战。文章立足于印度多语环境的现实,分析印度当局推动印地语“国语化”的新态势及其动机,并探讨了这一过程中面临的阻力和未来前景。文章指出,在印度语境下,印地语的推广必须兼顾本土语言、文化多样性,这是维护语言生态与民族关系和谐的关键,也是印度政府在推动国族构建的过程中需要慎重考量的问题。

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对印度产生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自2019年进入第二个任期以来,莫迪政府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速度明显加快,不仅构建了“印度教至上”的话语体系,还以行政立法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受此影响,印度长期坚持的世俗主义逐渐褪色,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对印度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复杂影响。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政治层面,也对印度的对外战略和外交行为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重建罗摩神庙和制定统一民法典三项印度教民族主义重大议程的逐渐推进和完成,印人党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2024年印度议会下院的选举结果显示印人党相较其他政党的全面优势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未来,印人党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手段将更加灵活多样,并注重在意识形态上强调“世俗的印度教特性”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重视在国际场合推广印度教色彩的公共外交等必将对印度的政治生态和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V.S.奈保尔的思想与印度教存在主义

伟大作家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具有很大影响的后殖民作家V.S.奈保尔,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有所探讨,因其文化背景和创作的复杂多样,这样一个课题显然颇具难度。本文认为,奈保尔的思想可以概括为"生存怀疑论",它以"印度教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表现为"背反的同一体"形态,它们不仅反映在奈保尔本人的生活里,更反映在他的许多作品里,讨论奈保尔作品的思想内涵,离不开对其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认识。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女性观及其影响——兼论印度电影《火》引发的争议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民族比作女性,重视女性作为妻子或母亲的特殊角色,这样的女性观影响了印度女性的发展。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表现印度教女性自由选择爱情的电影《火》进行了激烈攻击,并对印度女性运动奉行的世俗立场和追求的性别平等目标构成了挑战。

印度对华安全认知与政策选择: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视角

冷战背景下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下的中国妖魔化,污蔑其对印度构成安全威胁。中印边界战争加剧了印度民族主义势力的安全担忧。在狭隘民族主义思维作用下,印度英文媒体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及中印关系进行大量负面报道,在印度社会掀起持续的反华逆流。囿于对华安全上的认知偏见和国内政治中的民粹主义风气,印度人民党以"中国威胁"为由对华持强硬立场,对印度的对华安全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致使中印关系遭受挫折。

宗教政治化与宗教社会化: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及未来走向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印度教政治化进程的延续和高潮,也是印度教社会化进程的最新成果。印度教民族主义诞生于19世纪印度以改革印度教为先导的社会运动,以及以争取民族独立和教派利益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之中。其中,“印度教国家”理论和“国家虔信”论的提出为其生成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撑。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流变来看,其是宗教与民族问题的有机统一,是宗教问题民族化、民族问题宗教化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化互为联动和交替演进的过程。当前,在莫迪政府及印度人民党的宗教政治化与宗教社会化策略的双重驱动下,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回归,使印度社会陷入新一轮冲突和动荡周期,并重塑印度的内政与外交。未来,印度教民族主义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宗教政治化和宗教社会化的线性演进进路,将呈现出复杂性、动态性与不确定性同步发展的态势。

印度教派民族主义析论

在西方殖民统治的处境下,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印度在十九世纪实现了一场民族意识的自我认同与确证。基于历史、宗教、种姓等方面原因,印度民族主义具有独特而复杂的特征,其中最具特色的应是印度宗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派民族主义,而后者使得印度民族主义复又出现了内部的自我分化与对立。印度教派民族主义至少包括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和印度锡克教民族主义等,受篇幅所限,本文暂先只对印度教派民族主义中前两大派别的历史演进与内在机制作一探析。

英殖民政府与印度教派主义的兴起

在近代以前 ,印度历史上的教派主义和教派冲突本来并不是特别严重。随着英国占领印度 ,并出于其殖民统治的需要对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别加以拉拢和利用 (实行所谓“分而治之”的政策 ) ,才使得印度的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从和睦共处和相互容忍的关系逐渐走向了互不信任 ,以至出现了双方的相互猜疑、忌恨甚至恶意攻击。而这一趋势的最严重后果 ,就是印度独立之初的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暴力冲突和随之而来的印巴分裂。

印度应对印美价值观分歧的策略变化、动因及影响

印度是一个多族群国家,作为主导族群的印度教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复杂且冲突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关注印度的少数族群地位问题。莫迪执政以来,其严苛的族群政策激化了印度固有的族群矛盾。在莫迪政府加紧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国内与国际动员,以及美国压制对印度人权问题的关切以拉拢印度支持其“印太战略”等有利因素的刺激之下,莫迪政府改变了应对印美价值观分歧的策略,系统呈现了打造主权叙事以对抗美西方人权叙事、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海外动员和加强印度情报部门的海外行动等三大举措。莫迪政府系统加强在海外的渗透与干涉攻势,印度情报部门在海外的渗透和干涉行动日益大胆激进,其行动计划触碰美国主权,促使美国出台反制措施,莫迪政府被迫暂时缩减在美西方的海外渗透和干涉活动。由于美国对印政策的微妙转变,促使其西方盟友不再压制对印人权关切,印度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扩大,显示了美国打造所谓民主同盟战略的内在局限性。随着印美关系回归到竞争路径,未来一段时间印美价值观分歧扩大和冲突增多的趋势将保持不变,印度与美国及其盟友的互动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

尼泊尔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宗教动员及其政治影响

2008年5月,制宪议会废除了君主制,尼泊尔进入民主共和国时代,结束印度教长达200多年的主导地位。然而,尼泊尔内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甘心丢失印度教的国教地位,通过信仰、实践和组织机构动员等多种方式希望重建“印度教国家”。在宗教动员的过程中,一方面维护了尼泊尔国家的统一面貌,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来源,加速民族整合的历史进程,助长族群身份政治运动的高涨。另一方面,传播对基督教等“宗教他者”的不满情绪,进一步激化了国内各教派之间矛盾。同时,印度教势力加强对尼泊尔的渗透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尼泊尔国内的反印情绪,影响尼印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

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自2014年莫迪上台以来,印度国内始终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就业形势严峻的挑战,但印度人民党政府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议程、改写世俗主义宪政框架的努力却取得重大突破。对印度人民党政府经济层面相关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莫迪政府在发展话语下,通过扩大公共开支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扩大执政党社会基础的福利体系;在推行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同时,对那些影响数量庞大选民利益的重大改革问题采取妥协政策,以回避影响政府政治支持的风险;还通过扶持特定大型企业,建立了印度人民党友好型的政商关系。基于上述措施,印度人民党获得了实行教派主义政治、巩固国家政权的强大经济基础。

阶级、国家与庇护政治:论印度莫迪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衰

印人党在2024年大选中失利,显示印度政治已经从民粹主义周期向庇护政治回摆。自殖民时期以来,印度国家依赖于其庇护体制获得政治权力。然而庇护体制的内在缺陷也促使民粹主义政治在印度周期性崛起。1991年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三大阶级包括高种姓-统治阶级、有地种姓-中间阶级、庶民阶级共同助推了大众印度教兴起,叠加团结进步联盟政府第二任期的危机,促成了莫迪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的崛起。然而,本轮民粹主义政治依旧受制于庇护体制及其阶级联盟内部矛盾,无法实现民粹主义诉求,最终不得不向庇护政治回摆。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及影响

民族主义的日常化是国家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主体民族可以从叙事话语、制度规范和生活实践三个层次推动民族主义的日常化。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积极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从叙事话语层次,塑造印度教主体民族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从制度规范层次,在全国范围推行印度教特性的政策法令;从生活实践层次,推进日常生活领域的“橘黄色化”。日常化集中反映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演变的新特点,包括从相对隐蔽转向直接公开,从外围边缘走向主流地位;从传统的社会“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社会“自下而上”和政府“自上而下”并行的发展模式;呈现“硬印度教特性”与“软印度教特性”相互配合的两面性。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对印度内政外交产生深刻影响,在国内政治层面,长期占据印度主流意识形态的世俗主义已逐步让位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民主制度受到持续冲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对立冲突不断激化,印度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对外关系层面,推动改变了印度对自身国际地位和外交立场的认识判断,印度对外政策日趋激进和强硬。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印巴关系持续紧张升级,并增加了中印关系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外来挑战、身份认同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

印度教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历史上它能够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的适应性,积极地应对挑战,始终保持了其在南亚次大陆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所以,长期以来印度形成了一种基于宗教的等级身份认同。伊斯兰教的传播和英国殖民统治两大外来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前者使得原先的印度教社会中逐渐形成一种与印度教全异的群体身份认同,后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将这种以宗教为基础的身份认同发展为两种对立的政治认同。在此基础上,双方围绕宪政改革产生分歧,形成印度的两大宗教民族主义。

试析20世纪80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复兴

20世纪 80年代 ,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通过宗教改革和社会运动逐步实现了政治复兴。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复兴严重影响了印度的政治发展进程。除去经济改革因素的影响 ,政治、社会和宗教等方面的变化无疑在这个复兴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印度历史变革的产物 ,并日益参与到印度的政治多元格局中去。其极端主义趋向将影响印度政治发展的格局。

19世纪中期以来印度民族主义叙事中的女性想象嬗变

自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以来,在印度民族国家萌芽、建立、发展和壮大的百余年间,女性被深入糅合进民族主义的塑造过程,支持并滋养各种民族主义话语,服务于印度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建构需求。随着时代的变迁,印度民族主义叙事中的规范性女性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19世纪中后期,印度本土民族主义精英面对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与西方文明使命话语的冲击,将提高女性地位与民族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塑造了有别于旧女性、底层女性和西方女性的印度“新女性”。20世纪上半叶,“印度母亲”作为一种“祖国母亲”式的隐喻结构和国家的人格化表述,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者实现民族动员和呼吁男人作战的象征力量,爱国“母亲”纷纷以在家纺布和抵制洋货的形式支持民族主义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印巴分治时期,印度民族主义者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建构了民族国家话语,女性担负起守护民族“纯洁性”和“荣誉”的双重使命,为保贞洁、不被异族强奸或玷污而殉身的“印度教女性”便成为印度女性典范。独立后,一方面,随着印度现代化进程加快,兼具传统与现代品质的“受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职业女性”成为印度优秀公民的代表;另一方面,女性在日益发展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中也扮演了煽动教徒情绪、唤醒女性反抗的积极主体角色。

从《薄伽梵歌》窥探《摩诃婆罗多》的印度教存在主义蕴含

以《薄伽梵歌》为切入点,窥探《摩诃婆罗多》中的印度教存在主义蕴含,通过"瑜伽与自由选择""梵我同一与存在先于本质"以及"烦恼与荒谬、痛苦"三个方面的论述,对印度教传统哲学思想与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做出相关比较研究。

民族国家史的建构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史学的发端

印度教民族主义史学诞生于印度遭遇英国殖民主义、丧失历史叙述话语权的特殊背景之下。它的孕育过程反映了印度民族主义精英两个层面的强烈诉求,一是反驳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历史档案做意图处理、服务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建构,二是争夺印度历史叙述话语权,实现民族国家身份与民族历史传统谱系的建构。其现代形式历史谱系的发展经历了如下过程:首先,经过往世书式史学叙述模式困局的反思和西方理性史学思维的接受,初步形成以印度教历史作为民族传统历史的基本构想,诞生出自己的民族主义史学理念;其次,从国家、民族、宗教等方面,策略性地建构出新的民族国家历史谱系;最终,形成成熟的史学叙事模式,完成史学体系的建构。它的诞生从史学上促进了印度在"民族性"上达成共识,使"婆罗多之地"印度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得到合法化。但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史学从其萌芽之初,在本国族裔与宗教关系的处理方面,过分强调印度教特性、无视国家内部本身的多样性与多质性,忽略了历史运动的多面性。特别是它对印度伊斯兰教及其历史的处理,复制了西方史学中的殖民意识和民族本质论的偏见,在本质上无法摆脱其作为"殖民者的知识"的本源特性。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在印度史学内部形成了一种新的殖民,甚至使民族主义史学新建立起来的印度历史再次出现传统史"叙事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