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以来印度民族主义叙事中的女性想象嬗变

自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以来,在印度民族国家萌芽、建立、发展和壮大的百余年间,女性被深入糅合进民族主义的塑造过程,支持并滋养各种民族主义话语,服务于印度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建构需求。随着时代的变迁,印度民族主义叙事中的规范性女性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19世纪中后期,印度本土民族主义精英面对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与西方文明使命话语的冲击,将提高女性地位与民族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塑造了有别于旧女性、底层女性和西方女性的印度“新女性”。20世纪上半叶,“印度母亲”作为一种“祖国母亲”式的隐喻结构和国家的人格化表述,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者实现民族动员和呼吁男人作战的象征力量,爱国“母亲”纷纷以在家纺布和抵制洋货的形式支持民族主义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印巴分治时期,印度民族主义者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建构了民族国家话语,女性担负起守护民族“纯洁性”和“荣誉”的双重使命,为保贞洁、不被异族强奸或玷污而殉身的“印度教女性”便成为印度女性典范。独立后,一方面,随着印度现代化进程加快,兼具传统与现代品质的“受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职业女性”成为印度优秀公民的代表;另一方面,女性在日益发展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中也扮演了煽动教徒情绪、唤醒女性反抗的积极主体角色。

19世纪后半叶印度民族主义意识探析——以帕勒登杜的戏剧为例

英国自18世纪初开始对印度进行占领和统治,至19世纪中叶实现完全殖民。随着英国殖民的深入推进,19世纪后半叶印度产生了民族主义意识。鉴于印度特殊的历史,该民族主义意识并不唯一。首先,由于英国殖民者的现实存在,印度出现了次大陆人民整体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民族主义意识,该意识反映了次大陆人民与英国殖民者的对立状况;第二,由于历史上伊斯兰教民族对次大陆进行了占领和统治,这一时期次大陆也产生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该意识反映了次大陆上印度教族群和伊斯兰教族群的对立状况;第三,由于更早时期雅利安人的进入和占领,19世纪后半叶还出现了雅利安民族主义意识,该意识反映了雅利安族群和达罗毗荼族群的对立状况。这三类民族主义意识在当代印度仍然存在,印度民族主义意识体现在当代印度的“去殖民化”现象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体现在印度教社团组织和现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民族国家建构”工作之中;雅利安民族主义意识体现在独立后印度南北族群的对立言行之中。帕勒登杜是19世纪后半叶最为著名的印地语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被誉为近现代印地语戏剧文学之父,其戏剧创作恰好反映了这三类民族主义意识,是印度19世纪后半叶民族主义意识的完整且集中叙事,代表性极强。

浅论印度民族主义意识的确立

在西方殖民统治的处境下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印度在十九世纪基本上实现了一场民族主义的自我认同。其前期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天然自发的民族意识、情感和立场的表达,而后在提拉克以"印度自治"为宗旨的宗教-政治学说里臻于成熟和确立,并通过圣雄甘地和国大党领导的政治实践使之化为现实。

印度人民党、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教国家”的构建

2024年6月,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赢得新一届议会下院(人民院)选举,成功蝉联议会多数席位。现任总理莫迪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二位三度出任总理的政治人物。印人党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印人党借助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成为印度政坛的关键政治力量,而印度教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则是印人党胜选根本原因。印人党政府将继续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通过推动修宪、制定和实施《统一民法典》等方式着力构建“印度教国家”,但面临难获修宪所需议会多数支持、国大党等世俗主义政党更强掣肘、南印度“达罗毗荼主义”对抗“北印度中心主义”等因素制约。

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背景下再议印度国语问题

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强势崛起。在语言问题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印地语视为推进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基于同一文化、语言和地理单元的国族理念下,印地语成为其构建印度教国族所需要的全民族共同语和国族认同的语言基础。在此背景下,印地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推广范围和影响力显著扩大,但这一过程也面临着平衡少数族裔语言和文化权利的挑战。文章立足于印度多语环境的现实,分析印度当局推动印地语“国语化”的新态势及其动机,并探讨了这一过程中面临的阻力和未来前景。文章指出,在印度语境下,印地语的推广必须兼顾本土语言、文化多样性,这是维护语言生态与民族关系和谐的关键,也是印度政府在推动国族构建的过程中需要慎重考量的问题。

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度东南亚议程的影响

近年来印度国内的教派民族主义愈演愈烈,印度教民族主义已呈现出外溢趋势,深刻影响其内政外交政策,辐射周边国家。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着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大肆传播的背景之下极有可能受到极端宗教民族主义的影响,从而诱发国内社会动荡;恐怖组织也有可能利用印度国内教派冲突,将印度作为其向东蔓延的跳板。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部分东南亚各国在同印度合作时会有一定的顾虑,而印度推行的“佛教外交”则可能拉拢部分东南亚国家。基于印度近年来对中国采取的遏制措施,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我国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的矛盾时可以适当采取缓和的态度,使东南亚国家不至于站到我国的对立面,以达到“退一步,进两步”的效果。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及影响

民族主义的日常化是国家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主体民族可以从叙事话语、制度规范和生活实践三个层次推动民族主义的日常化。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积极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从叙事话语层次,塑造印度教主体民族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从制度规范层次,在全国范围推行印度教特性的政策法令;从生活实践层次,推进日常生活领域的“橘黄色化”。日常化集中反映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演变的新特点,包括从相对隐蔽转向直接公开,从外围边缘走向主流地位;从传统的社会“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社会“自下而上”和政府“自上而下”并行的发展模式;呈现“硬印度教特性”与“软印度教特性”相互配合的两面性。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对印度内政外交产生深刻影响,在国内政治层面,长期占据印度主流意识形态的世俗主义已逐步让位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民主制度受到持续冲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对立冲突不断激化,印度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对外关系层面,推动改变了印度对自身国际地位和外交立场的认识判断,印度对外政策日趋激进和强硬。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印巴关系持续紧张升级,并增加了中印关系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印度教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想象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探析

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印度教与民族主义的复合体,其在争取印度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历史上穆斯林和英国对印度次大陆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形成的历史积怨,加之印巴分治和印巴冲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十分尖锐。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视穆斯林和英国人为“外来入侵者”,反穆斯林的复仇情绪高涨。印度教民族主义极富地缘政治想象力,试图恢复穆斯林入侵前“纯洁”的印度教国家“婆罗多-印度”,继而试图继承英属印度鼎盛时期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建立大印度教帝国“统一婆罗多”。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甚至出现了将整个环印度洋地区都纳入印度版图,从而建立“联合婆罗多”的地缘政治想象。表面看似荒诞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想象绝非单纯的妄想,而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宗教和民族情绪的反弹、印度国力不断增强背景下印度大国霸权扩张野心的体现。印度教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想象对地缘政治和中印关系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对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并保持警惕。

“双层权威”的崩溃与秩序重建:论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崛起

在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崩溃的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一些邦兴起,而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则在另一些邦兴起。国大党的民族主义及其依赖的“双层权威”结构的崩溃,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兴起的前提。总体来看,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在落后种姓占据优势地位的邦兴起;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传统支配种姓占据优势地位的邦兴起;落后种姓和传统支配种姓激烈斗争的邦则陷入了种姓政治的泥沼。传统支配种姓与落后种姓的分歧主要在权力集中模式方面,殖民主义现代化导致“高种姓支配”原则内嵌于印度国家结构是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泰米尔纳德邦的落后种姓制服了传统支配种姓,并构建出了包容泰邦各社会阶层的泰米尔民族主义,使泰邦成为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典型邦。古吉拉特邦近代以来形成了围绕商业利益紧密团结的传统支配种姓联盟,这也使其成为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的发源地。比哈尔邦则由于封建割据和种姓分隔的历史传统,没有一个社会力量能占据支配地位,因而成为种姓政治邦的典型。

印度教派民族主义析论

在西方殖民统治的处境下,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印度在十九世纪实现了一场民族意识的自我认同与确证。基于历史、宗教、种姓等方面原因,印度民族主义具有独特而复杂的特征,其中最具特色的应是印度宗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派民族主义,而后者使得印度民族主义复又出现了内部的自我分化与对立。印度教派民族主义至少包括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和印度锡克教民族主义等,受篇幅所限,本文暂先只对印度教派民族主义中前两大派别的历史演进与内在机制作一探析。

再论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

本文运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解析了印度民族主义在19世纪兴起的原因。英属印度兴起印度民族主义的原因主要在于:教育朝圣之旅和行政朝圣之旅的重合,报刊的大量出现,通讯和交通运输设施的快速进步,工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印度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整合的不完备性,以及认同边界的流动性等特点。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女性观及其影响——兼论印度电影《火》引发的争议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民族比作女性,重视女性作为妻子或母亲的特殊角色,这样的女性观影响了印度女性的发展。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表现印度教女性自由选择爱情的电影《火》进行了激烈攻击,并对印度女性运动奉行的世俗立场和追求的性别平等目标构成了挑战。

印度对华安全认知与政策选择: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视角

冷战背景下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下的中国妖魔化,污蔑其对印度构成安全威胁。中印边界战争加剧了印度民族主义势力的安全担忧。在狭隘民族主义思维作用下,印度英文媒体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及中印关系进行大量负面报道,在印度社会掀起持续的反华逆流。囿于对华安全上的认知偏见和国内政治中的民粹主义风气,印度人民党以"中国威胁"为由对华持强硬立场,对印度的对华安全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致使中印关系遭受挫折。

宗教政治化与宗教社会化: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及未来走向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印度教政治化进程的延续和高潮,也是印度教社会化进程的最新成果。印度教民族主义诞生于19世纪印度以改革印度教为先导的社会运动,以及以争取民族独立和教派利益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之中。其中,“印度教国家”理论和“国家虔信”论的提出为其生成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撑。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流变来看,其是宗教与民族问题的有机统一,是宗教问题民族化、民族问题宗教化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化互为联动和交替演进的过程。当前,在莫迪政府及印度人民党的宗教政治化与宗教社会化策略的双重驱动下,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回归,使印度社会陷入新一轮冲突和动荡周期,并重塑印度的内政与外交。未来,印度教民族主义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宗教政治化和宗教社会化的线性演进进路,将呈现出复杂性、动态性与不确定性同步发展的态势。

印度锡克民族主义及其宗教-政治动因探析

在印度民族主义的谱系中,存在着宗教民族主义,其中又有着宗教教派主义的维度。举其要者,它至少包含了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的宗教教派主义。关于前两者已有文章加以论析,本文专就锡克教的情况作一考察。鉴于源自锡克教的社会政治运动还没有走到导致印度国族分裂的地步,因此这里在弱化的意义上只使用“锡克民族主义”一词。锡克教的起源和最初发展既有印度教和佛教的基础,也吸收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思想资源。在某种异己的教派格局和政治处境中,莫卧儿王朝时期的锡克教已通过积极勇猛的行动实现了宗教与民族的自我认同,并两度建立了分离的政治王国;印度独立后,锡克教也通过激烈的社会政治运动而赢得了较高程度的民族宗教自治。

阶级、国家与庇护政治:论印度莫迪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衰

印人党在2024年大选中失利,显示印度政治已经从民粹主义周期向庇护政治回摆。自殖民时期以来,印度国家依赖于其庇护体制获得政治权力。然而庇护体制的内在缺陷也促使民粹主义政治在印度周期性崛起。1991年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三大阶级包括高种姓-统治阶级、有地种姓-中间阶级、庶民阶级共同助推了大众印度教兴起,叠加团结进步联盟政府第二任期的危机,促成了莫迪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的崛起。然而,本轮民粹主义政治依旧受制于庇护体制及其阶级联盟内部矛盾,无法实现民粹主义诉求,最终不得不向庇护政治回摆。

印度宗教民族主义探微

印度宗教民族主义主要包括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民族主义。两者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并带有一定的狭隘性和极端性。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以及宗教对立等是其产生的原因。印度宗教民族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严重威胁印度及整个南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印度母亲”与印度的民族主义想象

19世纪末,孟加拉知识分子以本土萨克蒂信仰为基础,首次将"印度母亲"构建为一个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隐喻。20世纪上半叶,世俗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两股力量在独立运动的进程中逐渐分化,双方均将"印度母亲"再现为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有限的民族主义想象,并通过围绕这一概念开展的一系列意义生产、视觉表达和话语实践,将抽象的民族主义理念转化为可以被民众感知、认同的对象。甘地和尼赫鲁对"印度母亲"的构想具有"去神祇化"的世俗主义倾向,前者以多元宗教的平等共存为核心,后者以广大无产阶级的觉醒进步为标志。相反,以团家族为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强调"印度母亲"作为"印度教特性"化身的神圣性以及作为"印度教徒"母亲的专属性,他们利用图像、建庙、朝圣、口号等手段,不断释放"印度母亲"在强化"印度教徒"文化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方面的潜能。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发展,团家族通过策略性地运用"印度母亲必胜"这一口号,在穆斯林"他者"中进一步划分敌友,扩大自身势力,同时对国大党世俗民族主义的传统话语空间造成挤压。

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自2014年莫迪上台以来,印度国内始终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就业形势严峻的挑战,但印度人民党政府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议程、改写世俗主义宪政框架的努力却取得重大突破。对印度人民党政府经济层面相关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莫迪政府在发展话语下,通过扩大公共开支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扩大执政党社会基础的福利体系;在推行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同时,对那些影响数量庞大选民利益的重大改革问题采取妥协政策,以回避影响政府政治支持的风险;还通过扶持特定大型企业,建立了印度人民党友好型的政商关系。基于上述措施,印度人民党获得了实行教派主义政治、巩固国家政权的强大经济基础。

外来挑战、身份认同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

印度教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历史上它能够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的适应性,积极地应对挑战,始终保持了其在南亚次大陆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所以,长期以来印度形成了一种基于宗教的等级身份认同。伊斯兰教的传播和英国殖民统治两大外来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况,前者使得原先的印度教社会中逐渐形成一种与印度教全异的群体身份认同,后者分而治之的政策将这种以宗教为基础的身份认同发展为两种对立的政治认同。在此基础上,双方围绕宪政改革产生分歧,形成印度的两大宗教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