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从书出”印学理念的实践研究——以邓石如篆刻艺术风格生成为例

清代中期是中国书法转型的重要节点,邓石如无疑是这个时代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以书入印”的模式被后人总结为“印从书出”。本文从字法、刀法、款识三个角度分析了邓石如“印从书出”印学理念在其篆刻实践中的运用。

“印从书出”的逻辑基础和实践误区

“印从书出”是篆刻学的重要观念和方法,对其逻辑基础需时做检视,以减少实践误区。首先,学习早期玺印,应重点关注文字分类和原初形态,将之归为秦、楚、齐等系列,金石味问题可置后。其次,应区别对待明清印谱和篆刻家,注目晚清名家,树立师法经典名家与经典作品的观念。再次,以朱简和赵之谦为例,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微妙关系。发现朱简的篆刻不宜师法;阅读赵之谦印论,但不要忽略专精的前提。

从“书从印出,印从书出”谈吴让之篆书风格

吴让之,字熙载,又名让翁,是清代中期继邓石如之后的又一位篆书大家,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书法、绘画、篆刻等方面。熙载受邓石如的影响之后,又影响了赵之谦、吴昌硕、王福庵等人。因此,他在书法篆刻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主要阐述吴让之理论思想形成和对后世的发展;吴让之篆书的风格特点;论述其篆书作品中体现出的“书从印出,印从书出”的理论思想;总结他的风格特征,结合自己的临习感受,全面分析其作品的艺术价值。

“印从书出”的得与失——邓石如、吴让之篆刻研究

清中叶文人篆刻空前繁荣,其间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他们借古开今,标新立异,给清代印坛带来了新的生机。其中"印从书出"的邓石如与"刀笔相融"的吴让之,对清中叶以后印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从邓石如、吴让之篆刻实践与印学思想入手,来探讨"印从书出"的得与失。

从“印从书出”到“印从刀出”——篆刻刀法的理论走向与教学实践

篆刻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一种,它以刀代笔,在方寸之间彰显艺术之美,用不同的刀法将汉字的魅力凝结于大小不一的石头中。篆刻不同于绘画,也与狭义上的书法不能等同。它最初被作为身份的证明,之后成为书画作品中的一部分,进而变成一种纯艺术门类,逐渐分化出各种流派.

从“印中求印”到“印从书出”——兼论篆刻的本源问题

中国是重人文的国家,完全技术、技法的东西地位比较低下,只有被文"化"过以后才会有卓越的身份和地位。正如紫砂壶,由于陈曼生等人的制作而方身价百倍,篆刻艺术更是如此。当然,文人介入篆刻最为重要的在于赋予简单的实用技术以理念,从而构成内在的文化学术支撑。故本文拟就文人篆刻发展的两大理念—"印从书出"与"印外求印"做一些梳理,一起见出其内在的发展理路和阶段。

邓石如“印从书出”成功探索的意义

在明代晚期开始复兴的篆刻艺术,由于广泛运用便于镌刻的石质材料,使得大量文人参与印章的镌刻,印章这方寸之地成了充分展示文人文学、书法、创意、审美等综合修养的天地。清中期邓石如"印从书出"的成功探索成为篆刻创新的"不二法门"。

方介堪印学思想溯源与探索

方介堪作为20世纪的篆刻大家,不仅激活了对秦汉鸟虫篆印章的取法,而且开启了印学的新面貌。他的成就不止于革新篆刻技法,更体现在他的印学思想中。方介堪的印学思想可从其生平与师承开始追溯,其间有两变,后期以《玉篆楼谈艺录》一文为结晶,体现了其印学思想的丰富性。从中提炼出的“出入秦汉”兼“书印结合”的特征,可视为其印学思想的核心,为今后探索印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邓石如印学思想及篆刻实践研究

清代中期,以邓石如为代表的皖派在印坛崛起,他将自己独特的书风融入篆刻之中,形成了以讲求笔意,追求线条丰富变化与内在韵律的"印从书出"创作观,改变了浙派后期因固守刀法而陷入"印中求印"的程式化篆刻创作。虽然邓石如在篆刻实践上存在因篆法缺陷而显得过于疏离秦汉古印传统的一面,但作为邓石如的追随者,吴让之则在技法层面丰富和完善了邓氏的印学思想,并对清代中晚期的文人篆刻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印学理论对明清流派篆刻发展的引领

自文人亲自参与篆刻,在追求印章艺术性上具有了清醒自觉的认识,便出现了印学理论著作。印学理论的出现虽然较晚,但借鉴已有相当基础的文论、书论、画论而得到迅速发展。印学理论的成熟早于篆刻实践的成功,推动了明清流派篆刻呈现百花齐放、各出新面的繁荣景象。文章对印学理论的发展及明清篆刻家的创作实践加以阐述,以期对当代篆刻创新有所启迪。

清代社会思潮对印论中复古思想影响研究

“复古思想”是贯穿印章发展中的一条重要的主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本文以清代社会思潮下复古思想对篆刻的影响为主,将其分为早期印人对“印宗秦汉”思想的延续,到金石学考据学下的复古思想对篆刻的影响两方面,来研究清代社会思潮下印论中复古思想的发展。

前“印从书出”阶段的邓石如篆刻——新见吴熙载题《完白山人印谱》考论

吴熙载题《完白山人印谱》收录了二百八十二方邓石如印作,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曾付梓,堪称近年所见最为重要的邓氏印谱。本文结合邓石如及其友朋的原始文献与旁证资料,通过对印谱所涉人物、史事与风格、作法以系统研究,论证这一始辑于乾隆四十年的自钤印谱,既是处于外出鬻艺初期的邓石如的交游积累,亦可谓其前“印从书出”阶段的篆刻实践的宝贵见证。

邓石如“印从书出”印学理念的篆刻分期

本文主要是对邓石如书法在其篆刻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探究,对邓石如“印式”在不同时期的“印化”生成进行展开,从“印式”范畴上将其“字法”通过“刀法”的传移摹写,对邓石如“印式”风格生成的分期过程进行研究,这对当代篆刻艺术创作在实操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从元、明篆刻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明代王冕尝试以花乳石为印石,文彭使用灯光冻石等,这些印石材料的更新。

印从书出

印从书出是篆刻史上一个重要命题,标志着明清以来的篆刻艺术进入全新的时代。《吴让之印谱跋》:“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实际上讨论的是邓石如的篆刻艺术风格,以自己篆书笔意入印,形成的独具个性的新印风,成为书风与印风融为一体的先行者。然而,这一印学思想的提出既有前人的理论铺垫,又有后继者的篆刻艺术实践。

承前启后--吴熙载的金石花卉画

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飏,字熙载,初以字行,后因避同治皇帝讳,更字让之,攘之,号让之、让翁、攘翁、晚学生等,江苏仪征人,诸生。吴熙载是清中晚期著名的艺术家,其篆刻是继承邓石如“印从书出”创作模式的典范,其书法艺术是包世臣碑学理论的忠实践行者,尤以篆书成就最高,堪称继承邓石如篆法的典范。

邓石如的汉印式创作及其影响

邓石如是对清代书法篆刻艺术影响最为巨大的书法家与篆刻家。他在篆、隶书方面取得的突破打破了篆、隶书创作千年式微的局面,引来了其空前的繁荣。在篆刻方面,他首先实践了以自己独具特色的篆书入印,开后来所称的“印从书出”的先河。其后的一流大家如吴让之、赵之谦、徐三庚、吴昌硕、齐白石等都是以自己的篆书人印,他们的作品面貌之丰富、艺术价值之高与“印从书出”之前印坛死气沉沉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邓石如的贡献可以说是历史性的。

“印从书出”在当代篆刻创作中的价值思考

随着印学的发展,"印从书出"的"书"由最初篆书而扩展到整个书法意蕴。纵观当代篆刻,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分析"印从书出"在当代篆刻的内涵,并对当代篆刻创作的价值进行思考,以期在"印从书出"下创作出富有时代特色的篆刻作品。

汉碑额篆书与清代中后期篆刻的繁荣

汉碑额篆书是清代中后期篆刻"印从书出"创作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关钮,邓石如则是取法汉碑额开新风的关键人物。晚清篆刻家相继引汉碑额篆书入印,同时将取法范围拓展到汉碑额以外的其他金石文字资料,使篆刻创作开拓出"印外求印"的创作模式。汉碑额篆书为清代中晚期篆刻的创新提供了资鉴,清代中后期篆刻的繁荣,汉碑额篆书在其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印从书出”思想对吴让之印风的影响

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扬,字熙载,号让之,自称让翁,又号晚学居士,江苏仪征诸生。为包世臣入室弟子、邓石如再传弟子。篆书和篆刻均取法邓石如。吴让之是晚清一位非常重要的篆刻家,他是邓石如"印从书出"印学思想的积极响应者和忠实践行者。研究他的篆刻风格形成与其篆书风格的关系,对于理解"印从书出"这一重要篆刻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篆刻刀法表现下的笔意美

篆刻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创作者在篆刻印面中融入了美学思想,吸引人们探索。篆刻和书法一样,都十分注重线条的质感。书法中笔画的质感是靠毛笔表现的,篆刻也是如此。在设计一方印稿时,创作者需要反复构思,进而将书法合理地安排到印面上。有时设计一方印稿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正如黄易所言"小心落墨,大胆奏刀",吴昌硕、黄士陵等大家也无不如此。创作者要靠刀法表现刀味与石趣,这二者也成了篆刻的审美标准。通过大家的探索,篆刻的风格呈现异彩纷呈的面貌,其中,篆刻刀法下的笔意美值得人们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