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奥洛夫教授在北大举行印支问题报告会

加拿大魁北克约翰·艾博特大学(John Abbott College)人文、哲学、宗教系主任斯蒂芬·奥洛夫(Stegchen Orlov)教授应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邀请,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北大临湖轩举行报告会和座谈会。自越南侵柬以来,他曾三次赴柬访问,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作了一个精采的报告,并放映了他在几次访问中摄制的幻灯片,使与会者颇有亲临其景的感觉。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北大历史系、东语系和南亚研究所的部分教授、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

美国学者罗斯与我所研究人员座谈印支问题

1989年12月9日下午,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研究中国对外政策问题的专家罗伯特·S·罗斯前来我所作学术交流,并与我所印度支那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及有关同志就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及有关问题进行了座谈。 罗斯先生认为,当今的世界局势,和平发展是主流,许多国家都把重点放在了经济发展上。东南亚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发展经济。现在,中国已经全面恢复了与老挝的关系。

泰国强·蒂拉维特博士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讲话

强·蒂拉维特博士现是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的负责人,是泰国炳政府制订亚洲政策的智囊人物之一,也是泰国学术界研究印支问题的权威。以前强博士曾是朱拉隆功大学政治系国际关系学教授。1985年7月10日,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印支研究项目学者采访了强博士。现将该项学者与强博士的谈话内容摘译如下:

稳定中求发展——一年来泰国政治、外交问题

1989年的泰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寻求稳定和发展。稳定和发展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政治的稳定发展和经济的稳定发展。由于泰国经济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度过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一直处于稳定和发展的状态,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里就不再赘言。但1989年泰国的政治和外交则由于新政府成立不久而产生了诸多变化,值得加以注意和分析。 一。

学术交流活动

1991年1月15～17日,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有中、美、苏三国学者参加的'关于印支问题学术研讨会'。美方学者有:ICDP理事会主席、美国前驻老挝、菲律宾和伊朗大使沙利文,麻省理工学院东南亚问题专家派伊,美国前外交官、柬埔寨问题专家塔图,ICDP美亚关系委员会主任富特女士;苏方与会学者有:外交部无任所大使费多托夫、外交部印支司官员斯维里多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西蒙尼亚、莫斯科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赫鲁斯塔廖夫。

美国学者戴度先生访问我所

戴度先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美、苏学者印支问题研讨会之后,前来访问我所。1991年1月22日上午,戴度先生与我所及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会上,戴度先生阐述了他对柬埔寨问题的见解,介绍了美国政府对柬埔寨问题的立场,并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

一年来泰缅越老柬五国的政治经济形势

90年代刚刚跨入第二个年头。当前国际局势极为错综复杂。一年多来,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东南亚的局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走势和前景怎样,亟需我们冷静地加以思考和进行探索。新年伊始,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会组织了部分学者对去岁今春的东南亚,特别是对同云南毗邻的泰缅越老柬五国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基本一致或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现将讨论会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周恩来外交风采 征服日内瓦

1954年4月,为了解决停战后的朝鲜问题,以及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在国际上的第一次亮相,周恩来在大会期间表现出的才智、风度与和解精神,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典范。

1991年我所参加有关学术会议情况

1月 陈吕范参加在广东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举行的中国南方五个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联席会议。 朱振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美、苏三国学者印支问题国际讨论会”。 6月 胡华生参加在广东汕头大学举行的“促进汕头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研讨会”。 7月 王文良参加广东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所庆及“华侨华人问题学术讨论会”。 朱振明参加在广西南宁举行的“越南问题讨论会”。 8月 何卫东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南亚学会第四届年会。”

“回归亚洲”——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1979—1989)

中国在20世纪的后期是否有东亚地区战略或政策,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在1979年到1989年中苏实现正常化的十年中,中国的印支政策如何在中苏博弈中逐步摆脱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窠臼,并最终回归到东亚地区政策的范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对东亚地区的政策。

日内瓦会议的重要转折点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与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有关国家的代表云集瑞士,举行关于这两场战争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于6月15日破裂,致使朝鲜继续处于南北对峙、不战不和的局面。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也非常艰难。但是,5月7日越南人民军取得莫边府战役胜利,以及6月18日法国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上台,使会议出现了转机。不过,由于越南代表范文同坚持“14至15度线方案”,谈判一度处于僵持。

忆往昔 想总理

1954年,我从朝鲜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回来不久,有一天周总理以兼外长的身份来外交部作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听总理讲话。那时的外交部坐落在北京东城区的外交部街,原来是袁世凯的外交部所在地,小小的礼堂已可容纳下当时外交部的全部人马了。周总理在长达数小时的讲话中,着重谈了外交干部的成长问题。他说党中央对外交干部的要求要严一点,比别的部门提拔得要慢一点,这是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了的,对干部的成长有好处。

第四次西——洪会晤意味着什么?

越南和金边伪政权软硬兼施,企图拉拢西哈努克,分裂民柬三方,排斥红色高棉,成立对金边有利的联合政府,但未能得逞。自去年底以来曾一再宜布不与金边伪政权总理洪森举行单独会晤的西哈努克亲王又一次改变主意,于5月2日至3日同洪森举行了第四次会晤.

万国宫时钟停摆了——1954年达成日内瓦协议的最后一刻

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26曰至7月21日举行,中国和美、英、法、苏等国的20多位外长聚会日内瓦,讨论在上述两地区停止战争、实现和平的问题。6月下旬以后,会议转而全力解决印度支那问题。随着日内瓦会议的进程。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一跃而成为中心人物,所有难题都要经过他来协调、化解。这位外交巨匠折冲樽俎,一步步地在会议进程中消除威胁东南亚安全的因素。在他的引导下,日内瓦会议最后就越南停火达成了协议。其间的外交斡旋进程波诡云谲。7月20日午夜12时,到了日内瓦会议签字的最后一刻,但局势仍有反复。紧要关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震撼世界的中美握手——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在北京首都机场有着一次握手,这不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握手,而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它震撼了世界,它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增强美国对抗苏联的力量,并调整其亚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