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保健食品安全犯罪的现状及治理对策

近年来危害保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日益突出,呈现出犯罪案件数量日益上升、犯罪种类以假冒伪劣和非法宣传为主、犯罪手段极具隐蔽性等特点。为遏制此类犯罪,从增强行业自律、规范保健食品安全领域监管、畅通治理危害保健食品安全犯罪的"行刑衔接"机制、提高公众的被害预防能力等方面建立该类犯罪的防控体系十分必要。

“两高”联合发布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2023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共同举办“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联合发布一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集中展示司法机关依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引导广大消费者提升食品安全意识的成效。

江苏:立足专项打击行动 强化部门协同 持续严打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江苏公安食药环侦部门聚焦百姓“急难愁盼”和突出食品安全问题,以开展“昆仑2023”和“夏季行动”等专项攻坚为载体,积极会同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持续向危害食品安全等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截至2023年11月,江苏省公安机关共破获犯罪案件875起。

出台办法 鼓励群众举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山东省公安厅制定了《山东省公安机关食品犯罪案件举报奖励实施办法》,对六种涉嫌犯罪行为,按照举报贡献程度,分四个等级对举报群众进行奖励,最高可奖励30万元。对于下列六种情形涉嫌犯罪的,群众可以向犯罪所在地公安机关举报。

中俄刑法典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之比较

中俄两国刑法典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在构成要件、犯罪既遂标准以及处罚等方面有所不同,两国刑法典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各具特色。俄罗斯刑法典将该类犯罪归类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其规制行为内容多、规制目标广的做法更有利于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其量刑情节设置具体、细腻的做法也有参考价值;罚金刑的设置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经济犯罪“明知共犯”的解释适用——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解释为视角

针对中国刑法上近年来日渐增加的"明知他人实施某种经济犯罪而为其提供某些便利的以共犯论处"的司法解释的现象进行梳理,并称其为"明知共犯"。通过对其规范的性质和功能的讨论,分析这类解释产生的背景及其利弊得失。认为,即使站在"共犯维护说"的立场上,也应当对它的理解和适用加以必要的限制,防止其任意降低共犯成立的门槛进而导致司法上的滥用。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初探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是指数个刑法条文因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都有所规定,而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的情形。它具有三个特征,即:必须有数个刑法条文;数个刑法条文之间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其原因是数个刑法条文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都有所规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从竞合程度与形成原因两个方面,可以分别将其分为包含型法规竞合与交叉型法规竞合和一要件型法规竞合与数要件型法规竞合。对之,在适用刑法时必须遵循的原则是: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侦查疑难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大众对食品安全的日益重视,如何有效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呈现出规模化、集团化的特点,涉及食品种类增多、波及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广,犯罪手段多样化、科技化趋势明显。但是,由于缺乏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专业侦查力量、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工作衔接不畅、检验检测工作难以适应侦查实践的需要、调查取证存在诸多困境等工作难点,使得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侦查工作困难重重。公安机关应从建立专业化侦查力量、推进行刑衔接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涉案食品检验检测制度、加强信息情报工作、强化调查取证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侦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能力。

危害食品安全罪犯罪构成新探

危害食品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应按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和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分而论之。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单位主体须是合法主体;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依法代行国家机关职权的受托人员。危害食品安全罪的犯罪客体具有复杂性,但其主要成分应是公共安全。无论是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还是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其犯罪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因果关系应运用"科学法则"予以把握,而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因果关系应在渎职罪的因果关系范围内予以解答。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行为类型应增设储存、运输行为。对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行为对象,我们应在结合"规范解释"、"目的解释"以及"类型化解释"中予以把握,而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行为对象不再是"不安全食品"而是非法经营"不安全食品"的行为本身。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及完善路径

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认定主要包括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然而,这种认定却存在着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观故意难以确定、食品安全标准难以确定、运输储存不符合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食品罪尚无刑法明确规定、滥用职权型食品监管渎职罪是否存在直接故意等问题。必须对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将食品生产经营者纳入"推定应知"的范畴、明确食品安全标准、增设"运输储存不符合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食品罪"、明确滥用职权型食品监管渎职罪主观上只包含间接故意和疏忽大意等路径加以完善,以达到更好地保证食品安全的目的。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

在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罪与非罪上,犯罪构成是我们应坚持的标准,而《刑法》第13条的"但书"也是一个基本法律依据。就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而言,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有待立法增设的运输、储存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罪,因危险犯与数额犯的区别而在犯罪阶段形态问题上有区别。就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而言,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存在着犯罪的阶段形态,而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则不存在犯罪的阶段形态。在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的共同犯罪中,如果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与单位的共同主体,则主从犯的认定要实行"二次认定法"。而在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可发生共犯问题,但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的共犯问题尚未得到立法认可。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既有竞合犯和牵连犯的罪数形态,也有数罪的罪数形态。至于食品监管渎职罪,其罪数形态问题因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而引起,而其共犯形态问题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认定问题研究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特别情形,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认定罪名。"生产"和"销售"针对同一对象时只认定"生产"行为,只有针对不同对象时才认定为"生产、销售"行为。"有毒"和"有害"也是针对不同对象而言的,既有毒又有害的食品仅认定为"有毒"食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有关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存在法规竞合关系时,一般情况下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与有关犯罪存在想象竞合关系时,主要根据犯罪数额对应的刑罚轻重确定罪名的轻重。

论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完善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是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一类犯罪活动的总称。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呈高发态势,刑法对这类犯罪行为的规制在客体归属、入罪范围、刑罚配置等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为了有效打击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该完善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法律。

涉网危害药品安全犯罪侦查对策研究——以J省125份判例为样本

在互联网时代,各类网络社交、销售平台成为诱发涉网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重灾区。基于对聚法案例网的125份刑事判决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涉网危害药品安全犯罪表现出犯罪团伙集团化趋势明显、犯罪主体青壮年居多,专业知识文化水平不等等特征突出。基于侦查治理视角,分析侦查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存在的难点,继而从扩大线索来源、构建多元取证模型、监管机制、合成作战、队伍建设等方面,对公安机关侦办涉网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提出可行性对策。

《香港国安法》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研究

《香港国安法》填补了香港特区刑事法律制度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规制漏洞,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内地刑法的解释力难题及其与香港地区刑事法律制度的关系难题。前者涉及量刑标准的认定问题,后者涉及控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选择问题。在阐明《香港国安法》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立法规制法理根据的前提下,坚持目的解释立场与融贯解释方法解决上述两大难题,全面发挥《香港国安法》的规范目的与功能。内地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具有有限的解释力,根据罪名区分其参考价值。为实现香港地区刑事法律与《香港国安法》的兼容,《香港国安法》应作为优先控罪依据,除第33条穷尽列举的减轻和免除处罚情形之外不应适用其他减免事由。

基于犯罪经济学视角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生成逻辑与治理进路

针对目前中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高发的原因主要在于犯罪收益巨大而成本甚微,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从轻"惩处的司法现状,通过犯罪经济学模型的分析框架,对2019年无讼网数据进行法律实证研究,指出应着力提高犯罪直接成本,预期惩罚成本和定罪后续成本,促使其重新回归"从严"打击的刑事政策轨道,才能降低犯罪人的预期收益,实现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治理。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法经济学防控路径探析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频发,严重危害社会众生命安全,影响社会和谐,威胁国家稳定。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犯罪,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具有明显的经济属性,而法经济学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引入成本—收益,价格—供求等学说,对包括犯罪在内的各种法律问题进行交叉分析,给我们分析该类犯罪的防控以很好的启示,有利于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并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大数据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预测侦查研究

由算法所主导的预测性侦查正成为大数据侦查的新分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预测侦查更加强调干预节点的前移和涉危群体或人员的预判,而这一节点已前移至涉危线索发现之前。以大数据为基础的预测性侦查模式可以塑造国家安全维护新思维、实现涉危情报信息的整合共享、有效判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确保涉危证据留痕与追溯。涉危领域的预测侦查有着一套固有的流程模型,其有效运行依赖涉危情报数据可视化开发和利用、涉危数据融合共享的双向推进、涉危重点群体或人员的分级确定和侦查等予以保障。在大数据预测的运行过程中,需要秉承尊重隐私原则、坚守算法透明原则、坚持“人机共治”,以应对大数据使用所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主观明知认定问题探讨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要求行为人对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和食品具有现实危险均具备明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要求行为人既对食品中掺入了非食品原料具有明知,并且认识到它的有毒、有害性。主观明知存在确定性明知和不确定性明知的程度划分,但不影响明知认定。如果行为人对明知对象具有认识的可能性就具备明知,在实践中一般通过推定方式认定。行为人对认识内容发生事实认识错误时,按照法定符合说区别情况予以处理。

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

《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食品安全相关立法的混乱局面,基于应把食品安全犯罪调整为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将刑法介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时间提前,增加规范此类犯罪的类型,提高刑事立法对预防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性;刑罚轻缓化的立法趋势等刑事立法理念的考量,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应该实现体系化、科学化、刑罚轻缓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