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精神胜利法的表里逻辑——从“我”“我们”等人称代词说起

《阿Q正传》里存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倒置、单数和复数的转换使用等现象,据此我们可开展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表里逻辑的探究。赵太爷对“我”的强调,未庄闲人们处于“我们”这一群体中的自我意识的缺失,阿Q对“先前阔”的“我们”的幻想,以及对更弱的另一个“我”的欺凌,恰好构成等级制度中由强到弱的层级。精神胜利法是弱者在现实中无力反抗而在心里撕开的一道喘息的口子,却又反过来维护着恃强凌弱、层层压迫的统治逻辑。

“精神胜利法”的“合理性”问题辩正

“精神胜利法”的“合理性”在“新时期”得到越来越多的发掘和肯定。《芙蓉镇》塑造的知识分子版的阿Q秦书田,正是靠着“精神胜利法”才得以存活。《散宜生诗》所体现的“精神胜利法”不仅成就了其艺术上的“奇趣”,也帮助诗人克服了现实的苦难。吕俊华、廖国伟等人则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证了“精神胜利法”的“合理性”。但“精神胜利法”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它至多只能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而无法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至多只能解决个体层面的问题,而无法解决群体层面的问题。因此,鲁迅对“精神胜利法”的揭露和批判始终具有无法遮蔽的现实意义。

鲁迅“精神胜利法”与奈保尔“视而不见”的比较研究

鲁迅笔下的“精神胜利法”与奈保尔的“视而不见”在封建历史和殖民历史中分别发挥着宗教的功能。“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个人宗教,能够为任何遭受苦难的人提供情感慰藉并恢复心理平衡。同样,奈保尔作品中印度独立后的“视而不见”虽然是一种退缩和盲目的形而上学,导致了象征主义和对西方的盲目模仿,但是“视而不见”也是一种满足自我的哲学,是印度的集体宗教,对自我的维系至关重要。“精神胜利法”和“视而不见”都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行为,还是对存在主义之问的艺术再现。

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

作为“正信”的阿Q“精神胜利法”

阿Q的“精神胜利法”,蕴藏着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德行品质重建的重要问题。赵太爷所代表的旧乡绅和假洋鬼子所代表的新的知识阶层都缺少“正信”品质,而这恰构成了阿Q精神胜利的底气。这种状况与宋以来理学的发展历史,尤其与清紧密相关。清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作为统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承接明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乡村社会管理方式。经过有清一代的理学教化,“民”严守礼法,“士”言行分离。晚清西学东渐,留学生逐渐接替旧乡绅成为新的统治阶层,但依然延续着无法得到民的认同的老问题。作为经过教化、遵守礼法已成为主观无意识的底层农民阿Q,其言行严格按照圣经贤传,但内在观念与基本生存的矛盾,使其只得以“精神胜利法”来弥补两者间的裂隙。阿Q的言行分离和名实不符是被动的,与赵太爷代表的士阶层的“伪”不同。面对“士”“民”分离,如何发挥理学中“正信”的积极价值,从而有效吸纳消化外来文化,是百年新文学持续思考的重要问题。

地保:“胥吏之害”与阿Q精神胜利法的生成

对于阿Q精神胜利法生成的研究,需要突破启蒙和革命等后设话语的束缚,重返阿Q所处的真实历史现场。阿Q三十年人生正处于中国剧烈变动转型期,社会下层豪民猾吏乘机而起称霸乡村,地保利用职务之便成为基层乡村的重要统治力量。地保所从属的胥吏阶层是构成中国前现代社会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政治力量,不在行政编制内但掌握着管理基层社会的实质性权力,由于官僚体制的缺陷导致他们位卑权重、监管不当而以权谋私、欺压百姓。胥吏阶层之所以能在乡村肆意妄为,与皇、士、军三个群体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皇权的下放造成胥吏阶层拥有制度保障的正当权力,劣绅的合谋致使传统乡村共同体的伦理关怀消失不见,军阀的暴力导致社会秩序的失序和混乱。以地保介入基层乡村权力架构为切入口,在地保所从属的胥吏阶层与皇、士、军三方势力的互动关系中开出阿Q精神胜利法生成的新思路。

对阿Q“精神胜利法”之深层心理分析

本文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特性、成因的心理分析,揭示了阿Q"精神胜利法"与历史循环论、普遍的国民劣根性的内在联系,旨在进一步理解文本,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理解作者对健全与独立的个体人格的孜孜追求。

老调新弹--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学解读

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阿Q精神胜利法一直是人们评论不休的话题。具有精神胜利法的阿Q还逐渐跨越了文学界的门槛，走入其他学科的研究视野，成为一个跨学科、跨世纪、跨文化的现象。但总起来看，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文学和美学领域，且对其批评多于谅解，文本解读多于心理解读。本文拟从心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阿Q的精神胜利法，以期为它提供一个本原意义的心理学解释。

“精神胜利法”与“文化革新”:“道德的教育”何为?

教育本身是需要德性的,道德教育更应当是"道德的教育"。现实中不少所谓的"道德教育"实际上是"缺德教育",这种教育体现出"精神胜利法"指导下教育自身的道德危机。"斯德哥尔摩症"是形成缺德教育的重要心理机制,它直接导致了教育的被动、消极和软弱,导致了教育主体人格的丧失和创造力的枯竭。"文化革新"要求在"异质的平等观"的指导下实行差别对待,从而为教育自身提供一种"合法性"的依据,并为教育活动实现道德上的"超越"奠定基础。

阿Q“精神胜利法”的误读及正义

鲁迅传世之作《阿Q正传》享誉中外,阿Q之"精神胜利法"广为人知。然在这家喻户晓的盛景之下,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误读,也绝非鲜见。在这纷纷攘攘的误读世界里,原本博大厚重的《阿Q正传》顿显得轻如鸿毛,鲁迅解剖国民性的宏大主旨成了一地鸡毛。《阿Q正传》问世至今,已近百年,"说不尽的阿Q"已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其中,对"精神胜利法"的纷纭众说尤为突出,人们多维度、多层次地对"精神胜利法"展开了立体、全面的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但在这黄钟与瓦釜齐鸣的热闹里,鲜有研究者就"精神胜利法"的误读予以辩证,使得"精神胜利法"的误读一度成为"灯下黑",从而严重亵渎了鲁迅,解构了《阿Q正传》所具有的穿越时代、国度、民族的"针砭疗救"之宏旨。

从阿Q精神胜利法看小农文化心理结构二重性

小农文化心理结构的多面性、矛盾性集中体现为求实心理与空想玄虚的背反,不满足与消极满足的背反,主人心理与奴才心理的背反,求稳心理与急躁心理的背反。这种双重背反的文化心理结构通过鲁迅塑造阿Q这一文学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鲁迅正是以他人文知识分子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以异乎寻常的敏锐,以批判性话语,以阿Q为模特儿,深层次地解剖了中国传统农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典型阿Q精神胜利法,以唤醒民众的主体意识,启蒙民众心智,达到改造中国国民性目的。

“幻灯片事件”与精神胜利法——从一个新发现的旁证出发

“幻灯片事件”作为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词,一直以来备受学界重视,但返观研究成果,犹有未尽之处。尤其,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一种试图淡化乃至于取消其历史真实性而以鲁迅的动机与意图为出发点去探究鲁迅文学发生机制的研究倾向,“误读”与“曲解”时有发生。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一个新发现的旁证出发,重新阐释“幻灯片事件”对于鲁迅的意义。新发现的旁证表明,“幻灯片事件”或为“精神胜利法”的现实触发点,其中被处刑的“中国间谍”则是阿Q的原型。新旁证带来了“幻灯片事件”的文本再生性,将促使我们反思此前看取“幻灯片事件”的方法与路径,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确认早期鲁迅在中国国民性问题上的掘进路径及其理论贡献。

从阿Q精神胜利法看中国人的心理防御机制

目前，人们对阿Q研究得最多的是关于他的精神胜利法。事实上，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三种形式：自欺式、忘却式、接受式。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发现，精神胜利法的这三种形式实质上是阿Q的心理防御机制。其防御机制在本质上是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对自己的印象整饰。

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陈奂生的"阿Q气"

鲁迅的《阿Q正传》、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阿Q、陈 奂生这两个艺术形象虽然都是农民,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就又使他们各有特点了,成为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 缩影。阿Q是典型的旧式不觉悟农民形象,性格中带有极深的奴性,"精神胜利法"是其性格的主要特征;陈奂生是 走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但精神生活却极度贫乏,憨直、朴实,又带有点"阿Q气"的新时期典 型的农民形象。他们性格中落后的东西都因袭了历史重负的缘故,但阿Q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与陈奂生性格中 的"阿Q气"又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论阿Q民族观与“精神胜利法”之关系

阿Q的“把异族视为鬼子”和“把异族视为神仙”的民族观使他产生了 论阿Q民族观与﹃精神胜利法﹄之关系 两种精神胜利 :“神鬼相别的心理优越”和“人仙相邻的心理优越”。这影响了中国国民性中主奴根性的形成。

从心理学角度看阿Q精神胜利法

本文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运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进行分析,认为精神胜利法是阿Q＂母亲的怀抱＂,旨在对精神胜利法提供新的解读视角。

阿Q与他的“精神胜利法”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阿Q的精神胜利法使得阿Q成为了一个精神典型,精神胜利法产生的根源在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以及农民阶级自身的思想局限,它反映的不是阿Q个人的思想病态,而是整个民族的落后与病态。

社会学批判与人类学批判的不足——阿Q“精神胜利法”再审视

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惟一精神生存方式。封建经济基础是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土壤。目前对精神胜利法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无法真正解决“国民劣根性”。而人类学脱离具体环境的思考,又给改造精神胜利法的努力涂上了浓重的悲观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