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理解与适用——以《2022野生动物解释》为分析文本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2年出台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重新规定了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定罪量刑标准以及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性质。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该司法解释,本文解读了相关规定。在“名录+核准”的双重标准下,本文明确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最新判断依据,分析了“数量标准到价值标准”的合理性,同时本文认为基准价值过低会产生入罪门槛过高的问题。针对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本文细化了社会危害性综合评估的内容,为执法实践和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

2022《解释》对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认定的影响与应对

刑法惩治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22《解释》”),整体提高了该罪的入罪标准,呈现强烈的轻罪化、非罪化特征。在司法实践中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以轻罪案件为主,2022《解释》的适用对案件数量与犯罪惩罚力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刑罚朝轻缓化与去罪化的方向发展。2022《解释》骤然大幅削减刑法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力度与当前野生动物生存现状不符,刑法下调惩处力度的做法并未彻底解决因违法性认识要素阙如导致的罪刑不当问题,“唯价值论”取代“唯数量论”,新的犯罪认定标准催生了物种价值标准和数额计算精准度不足等新问题。笔者认为应重申生态整体主义法益观,增设违法性认识要素,将罪刑标准与物种实然珍稀价值相关联,灵活、适时调整保护尺度,提高司法机关处理危害野生动物行为的准确度,坚持保护物种多样性的时代立场。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裁判特征研究

近年来,在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方面,我国逐渐形成了行政保护、刑事保护、公益保护“三管齐下”的保护模式。通过对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裁判文书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此类案件呈现出一审量刑争议突出、附带民事公益部分诉讼请求单一、涉案野生动物评估标准不统一、二审启动条件和复核驳回原因集中等特点。在证据适用上,物证适用率低,笔录证据、鉴定意见适用率高是其显著特点。另外,此类案件待证事实较为明确。整体而言,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司法认定过程中的难点主要集中于涉案野生动物认定难、量刑实质化程度存疑、程序规范化要求高三方面,需要通过改造量刑裁判程序、明确评估意见的鉴定意见属性、加强执法人员规范化培训回应相关问题。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问题探究——基于犯罪经济学视角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受到质疑乃至摒弃,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但与环境息息相关的动物关联犯罪却屡禁不止。通过搜集案例样本分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犯罪主体、手段、对象、空间及量刑特征,运用成本-收益模型以及博弈论进一步分析可知,该类犯罪成本明显低于犯罪收益,各相关执法部门之间及执法部门与犯罪人之间存在的博弈关系使得案件侦破查处效率较低,易使犯罪人产生侥幸心理,进而实施犯罪行为以牟取暴利。提高犯罪成本,加大宣传和查处力度,可有效预防、控制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发生。

从境外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司法认定

在从境外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案件中,走私犯罪的成立不仅须有涉案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其制品来源于境外的证据,中间走私入境过程的证据也不能缺失。这类案件中,直接走私和间接购私的区分,应结合行为人主观犯意的内容、客观行为方式以及犯罪收益的获取三个方面综合评判。行为人既有走私行为,又有收购、运输行为,同时构成走私犯罪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应当择一重罪论处。行为人既有走私行为,又有出售行为,同时触犯走私犯罪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应当数罪并罚。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若干问题初探

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之保护法益,是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一般而言,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未杀害的行为与非法猎捕后杀害的行为在法益侵害程度上有别;非法猎捕、杀害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与非法猎捕、杀害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法益侵害程度上亦有别;对于所捕杀的野生动物是否属于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若被告人提出无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之抗辩,应予司法评判。此乃责任主义原则的必然要求。

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实质解释——以马戏团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案为视角

对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进行解释要紧扣构成要件要素。在马戏团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案中,行为人运输动物的目的是正当的马戏表演,不是为了盗猎、收购野生动物,不会破坏生态法益;本罪原先要求的办理运输许可证只是为了保护行政机关的管理,与实质的法益保护无关;行为人有可能欠缺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因此,通过对语词的解释可以为行为人出罪。在适用涉动物类犯罪罪名时,应坚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实质解释,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证明方法研究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在主观方面、客观行为、物证同一性和鉴定资质等方面存在证明困难。主观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引导侦查机关多方面搜集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客观行为方面,检察官需要运用证明方法将犯罪过程用证据加以固定。物证同一方面,现场勘查时需要按照标准程序进行,野生动物物证的提取、包装及保存,必须保证检材纯洁性。鉴定资质方面,野生动植物鉴定一般在森林公安鉴定中心进行,公安机关内部鉴定机构目前仍由公安机关自行审核管理并向社会公布。

试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生态补偿责任制度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稀少、繁殖难,极容易受环境影响,如有乱捕滥猎、非法交易,更易使其濒临灭绝,破坏生物多样性,进而破坏整个生态环境,因此需得到法律保护。生态补偿责任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促进野生动物的保护责任的完善,填补现有法律责任的不足。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实践样态与制度调适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呈现出类型体系粗放、惩治节点集中、犯罪成立条件重心偏离、刑罚裁量过于轻缓的现实问题,难以满足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需要。为此,应完善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类型,细化人工繁育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差异化刑法保护的规则,并探索对“三有”野生动物资源及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以外其他一般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对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刑事惩治节点进行链条优化,实现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刑事惩治的提前化、重点化与破坏一般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刑事惩治的均衡化、同等化。通过优化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价值核算规则等措施,完善犯罪成立条件。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量刑时,要从严把握缓刑适用标准、细化罚金数额计算规则并准确划定生态恢复措施的适用范围。

关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认定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行为对象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通过严格执法来确保每一犯本罪者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以促进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一、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指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未经法定机关批准,擅自捕捉或者杀死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

环境犯罪新论

环境犯罪新论付立忠一、环境犯罪的基础理论目前，环境犯罪在我国日益严重，但是，人们对环境犯罪尚缺乏应有的认识。社会公益观认为，任何从事环境开发、利用的活动，从主观愿望和目的来讲，对社会总是有益的，缺乏环境犯罪的故意；生产必须说认为，企业发展、利用环境所...

对一起非法出售虎纹蛙案件的评析

〖案情〗现年72岁的被告人卢培海,系福建省永定县坎市镇浮山村农民。1998年9月22日,卢培海以每公斤30元的价格,从一个陌生人手中贩来俗称田鸡的虎纹蛙40只,重计4.7公斤。当日,卢培海在该镇市场以每公斤60元价格兜售这些田鸡时,被坎市森林派出所干警发现,人赃俱获,归案审查。业经该县和龙岩市野生动物保护部门鉴定确认:卢培海非法兜售的田鸡40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