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预备行为的风险评价

预备行为实行化成为中国刑法修正的一大趋向,呼唤着构建体系化的风险评价规则。预备行为实行化的法理基础是预备行为的不法性推定,表现为巨大的危险性,由可能的危害性和该危害的可能性动态地构成。中国刑法实践趋向和网络罪情演变表明,可能的危害性这一构成要素的该当包含三种情形——受威胁的法益性质重大、法益数量众多、法益种类众多;在刑法不可接受的危害性的判断标准上,应当从形式上的法定刑幅度迈向实质上的生活质量受威胁的程度。对于危害的可能性这一构成要素,应当从预备行为的链条结构出发,客观上要求预备行为显著地提升了危害的可能性程度,甚至相当于实行行为的侵害可能性。认定预备行为的危险性之后,应当探索预备行为实行化的阶层式规则体系,在预备行为的风险不法性、有责性和规制的技术性层面进行构建。

从“郭某华强制医疗案”谈强制医疗程序之规范

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强制医疗作为特殊程序之一的法律地位,从而为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提供了明确的程序规定,但在实践中,强制医疗程序在行为事实本身的认定、各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转化及执行和监督等环节,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笔者办理的辖区首例强制医疗案件入手,对在该程序运行中出现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逐一分析并提出意见建议。

罪犯的罪行与危害社会心理恶性程度的相关性探索（三）

不同犯罪经历的罪犯在以下三方面有显著差异：一是引起犯罪动机的因素和生活经历上有显著差异，判刑次数越多的罪犯财欲犯罪动机越强、生活经历不幸或不良者越多。二是与危害社会心理密切相关的七种人格因素都有显著差异，判刑次数越多的罪犯同情心越差，波动性、冲动性越强，暴力倾向、变态心理、犯罪思维越严重，脱离实际的幻想性越高。三是影响重新犯罪的十种因素都有显著差异，判刑次数越多的罪犯重新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危害社会心理越严重。但判刑次数多的罪犯多数是罪行和刑期都不重的轻刑犯，这又证明了罪犯的罪行（刑期）与危害社会心理不完全是正相关。

警察盘查权行使条件的法治化

警察盘查权行使条件的法治化框架具有促进国家强制力正当行使的时代寓意。普通法系国家为解决问题和争议,逐步侧重于警察权行使条件合理化、明确化。中国立法规范和执法案例中的不明确、不合理问题的解决,需要兼顾盘查权行使条件规范的明确性与合理性,需要跨学科、体系化的理路。在明确性上,应当全面考虑因人防罪和因罪查人的"双轨模式"与盘问、检查和留置的"三点环节";在合理性上,应当进行特定罪行、公民权利和警察安全的合比例性"三面协调",进行严重性、可能性、紧急性的"三要素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