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立足专项打击行动 强化部门协同 持续严打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江苏公安食药环侦部门聚焦百姓“急难愁盼”和突出食品安全问题,以开展“昆仑2023”和“夏季行动”等专项攻坚为载体,积极会同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持续向危害食品安全等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截至2023年11月,江苏省公安机关共破获犯罪案件875起。

出台办法 鼓励群众举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山东省公安厅制定了《山东省公安机关食品犯罪案件举报奖励实施办法》,对六种涉嫌犯罪行为,按照举报贡献程度,分四个等级对举报群众进行奖励,最高可奖励30万元。对于下列六种情形涉嫌犯罪的,群众可以向犯罪所在地公安机关举报。

“两高”联合发布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2023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共同举办“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联合发布一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集中展示司法机关依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引导广大消费者提升食品安全意识的成效。

危害食品安全司法解释施行后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解析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水平不断发展壮大,在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后,广大人民群众开始日益重视食品的质量和安全,食品的安全管控早已成为当下党和政府重点关注的民生问题。2021年12月,《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正式出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解释》的背景与主要内容等情况做出具体的阐释说明,其中包括依法惩治利用保健食品等骗取财物的行为、依法惩治畜禽屠宰相关环节注水注药行为等,这对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管理提出全新的标准要求。本文重点研究危害食品安全司法解释施行后,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比如如何采取有效手段,深入贯彻危害食品安全司法解释,妥善处理各类法律适用问题,切实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等。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治理路径探析——以J省2021年刑事判决为样本

通过对J省2021年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具有总量较少、罪名相对集中、犯罪主体呈现一定规律、案情及量刑地域化显著等特点。针对司法实践中办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面临的定罪标准模糊等难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法释[2021]24号司法解释,该《解释》对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意义重大,但仍存在非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不明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从行刑衔接、罪名辨析及量刑标准上完善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中俄刑法典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之比较

中俄两国刑法典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在构成要件、犯罪既遂标准以及处罚等方面有所不同,两国刑法典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各具特色。俄罗斯刑法典将该类犯罪归类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其规制行为内容多、规制目标广的做法更有利于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其量刑情节设置具体、细腻的做法也有参考价值;罚金刑的设置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经济犯罪“明知共犯”的解释适用——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解释为视角

针对中国刑法上近年来日渐增加的"明知他人实施某种经济犯罪而为其提供某些便利的以共犯论处"的司法解释的现象进行梳理,并称其为"明知共犯"。通过对其规范的性质和功能的讨论,分析这类解释产生的背景及其利弊得失。认为,即使站在"共犯维护说"的立场上,也应当对它的理解和适用加以必要的限制,防止其任意降低共犯成立的门槛进而导致司法上的滥用。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初探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是指数个刑法条文因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都有所规定,而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的情形。它具有三个特征,即:必须有数个刑法条文;数个刑法条文之间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其原因是数个刑法条文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都有所规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从竞合程度与形成原因两个方面,可以分别将其分为包含型法规竞合与交叉型法规竞合和一要件型法规竞合与数要件型法规竞合。对之,在适用刑法时必须遵循的原则是: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侦查疑难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大众对食品安全的日益重视,如何有效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呈现出规模化、集团化的特点,涉及食品种类增多、波及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广,犯罪手段多样化、科技化趋势明显。但是,由于缺乏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专业侦查力量、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工作衔接不畅、检验检测工作难以适应侦查实践的需要、调查取证存在诸多困境等工作难点,使得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侦查工作困难重重。公安机关应从建立专业化侦查力量、推进行刑衔接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涉案食品检验检测制度、加强信息情报工作、强化调查取证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侦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能力。

危害食品安全罪犯罪构成新探

危害食品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应按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和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分而论之。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单位主体须是合法主体;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依法代行国家机关职权的受托人员。危害食品安全罪的犯罪客体具有复杂性,但其主要成分应是公共安全。无论是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还是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其犯罪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因果关系应运用"科学法则"予以把握,而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因果关系应在渎职罪的因果关系范围内予以解答。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行为类型应增设储存、运输行为。对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行为对象,我们应在结合"规范解释"、"目的解释"以及"类型化解释"中予以把握,而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罪的行为对象不再是"不安全食品"而是非法经营"不安全食品"的行为本身。

论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刑事规制——以上海“福喜事件”为切入点

"福喜"事件再度引发对"危害食品安全行为"刑事规制问题的思考。"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本质经历了从"不符合卫生标准"到"危害食品安全"的变化历程,"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外延既包括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等处于食品生产、销售阶段的核心行为等,也包括保障食品安全机制中的各种失职、渎职行为等相关行为。中国"危害食品安全行为"刑事规制体系呈现出主要依赖刑法典对特定危害行为设置罪名、核心犯罪行为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价值并没有置于首位、实行"严打"刑事政策、鉴定制度不完备等特征。因此,应当以"福喜"事件为鉴,立足于危害食品行为的现状,在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中,兼顾实体和程序,构筑科学全面的刑事规制体系。

危害食品安全行为之定性思考——以含铝食品添加剂为研究视角

含铝泡打粉属于食品添加剂,超标准或超限量使用含铝泡打粉应该认定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而不应当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该行为是构成一般违法还是刑事犯罪,应该由立法者作出明确界定,以防止因定性的自由裁量而引发"司法不公"。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及完善路径

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司法认定主要包括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然而,这种认定却存在着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观故意难以确定、食品安全标准难以确定、运输储存不符合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食品罪尚无刑法明确规定、滥用职权型食品监管渎职罪是否存在直接故意等问题。必须对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将食品生产经营者纳入"推定应知"的范畴、明确食品安全标准、增设"运输储存不符合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食品罪"、明确滥用职权型食品监管渎职罪主观上只包含间接故意和疏忽大意等路径加以完善,以达到更好地保证食品安全的目的。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

在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罪与非罪上,犯罪构成是我们应坚持的标准,而《刑法》第13条的"但书"也是一个基本法律依据。就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而言,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有待立法增设的运输、储存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罪,因危险犯与数额犯的区别而在犯罪阶段形态问题上有区别。就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而言,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存在着犯罪的阶段形态,而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则不存在犯罪的阶段形态。在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的共同犯罪中,如果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与单位的共同主体,则主从犯的认定要实行"二次认定法"。而在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可发生共犯问题,但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的共犯问题尚未得到立法认可。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既有竞合犯和牵连犯的罪数形态,也有数罪的罪数形态。至于食品监管渎职罪,其罪数形态问题因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而引起,而其共犯形态问题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认定问题研究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特别情形,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认定罪名。"生产"和"销售"针对同一对象时只认定"生产"行为,只有针对不同对象时才认定为"生产、销售"行为。"有毒"和"有害"也是针对不同对象而言的,既有毒又有害的食品仅认定为"有毒"食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有关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存在法规竞合关系时,一般情况下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与有关犯罪存在想象竞合关系时,主要根据犯罪数额对应的刑罚轻重确定罪名的轻重。

论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完善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是在食品生产、销售过程中发生的一类犯罪活动的总称。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呈高发态势,刑法对这类犯罪行为的规制在客体归属、入罪范围、刑罚配置等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为了有效打击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该完善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法律。

基于犯罪经济学视角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生成逻辑与治理进路

针对目前中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高发的原因主要在于犯罪收益巨大而成本甚微,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从轻"惩处的司法现状,通过犯罪经济学模型的分析框架,对2019年无讼网数据进行法律实证研究,指出应着力提高犯罪直接成本,预期惩罚成本和定罪后续成本,促使其重新回归"从严"打击的刑事政策轨道,才能降低犯罪人的预期收益,实现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治理。

“两高”联合发布司法解释剑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纵观食品市场,近年来食品安全总体形势虽稳中向好,但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还是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为保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效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猖獗势头,2021年12月31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对外发布新修订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危害食品安全刑事典型案例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发布会在最高人民法院全媒体新闻发布厅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何莉、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安翱、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立新出席发布会。

危害食品安全罪:法益与立法完善

危害食品安全罪主要是指我国《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两个罪名侵害的法益具有多重性和层次性,基于食品安全的现实意义、社会危害性理论和刑法的价值取向,公共安全当属该类犯罪的第一层次法益。将危害食品安全罪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符合立法宗旨,有利于提升刑法功能,有利于刑法正确适用。为了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有效保障公共食品安全,避免刑法适用偏失,有必要设立危害食品安全的过失犯和抽象犯,增设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等物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