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的犯罪过失判断——以危惧感说的核心观点为立场

判断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的过失时,修正的旧过失论对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因果历程设置了具体预见可能性标准,这一标准与算法的黑箱属性以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决策过程存在冲突。同时,此立场只重视结果忽视行为的逻辑会打击算法设计者的积极性,阻碍算法进步。新过失论虽然以结果避免义务作为犯罪过失的核心,但是其对结果预见可能性的标准缺乏具体设计,在判断预见可能性时往往束手无策。因此,两种立场都不是判断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犯罪过失的合理方案。相比之下,虽然危惧感说(超新过失论)认为结果预见可能性只需达到危惧感的观点受到了主流观点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值得商榷:其一,只看到了这种立场对结果预见可能性的低程度要求,却没有看到这种要求背后的核心观点对于判断犯罪过失的合理性;其二,将危惧感说提出者本人对个别案件的过失判断等同于危惧感说的全部,略显片面。与修正的旧过失论和新过失论相比,危惧感说的核心观点是:结果预见可能性与结果避免义务存在相互关联性,这是判断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犯罪过失的合理方案。以危惧感说的核心观点为思路,犯罪过失包括客观的结果预见可能性、客观的结果预见义务和客观的结果避免义务。人工智能产品算法设计者客观的结果预见可能性的标准是:一旦遭遇包含异常因素的特殊情况,算法有可能做出不利决策,进而引发消极后果。算法设计者客观的结果预见义务的内容是:其一,应当预见到其设计的算法不仅会被用于没有异常因素出现的正常情况,而且可能被用于伴随异常因素出现的特殊情况;其二,一旦其设计的算法面临特殊情况,该系统可能会做出不利决策。算法设计者客观的结果避免义务的内容是:应当避免在设计算法时植入为社会公众普遍反对或不赞同的价值理念;在设计时检验“投喂”给算法系统的数据质量,最大程度防止缺陷数据进入算法机器学习训练的“垃圾进”风险;及时告知产品生产者算法可能面对的异常情况。

危惧感说的规范论基础及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的司法适用

过失不仅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而且是一种行为。因此过失犯的行为规范并非一种虚无的“禁止引起某种结果”,而是“以具有认识可能性的危险状况的存在为前提,当行为人认识到或可能认识到该行为可能导致法益侵害发生时,就应当为了回避该侵害而谨慎地实施或不实施该行为”。之所以误认为危惧感说会不当地扩大处罚范围,是因为混淆了两种“预见可能性”的含义。在我国当前大型责任事故不断发生特别是新冠病毒疫情的背景下,危惧感说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以抽象的预见可能性为前提,判断结果回避义务的过程就是过失的认定过程,同时也是选定过失犯处罚主体的过程,但在这一认定过程中,应适当考虑积极的一般预防这一刑事政策目标。

论第二阶段“危惧感说”

围绕过失犯的构造论,理论上涌现了诸多学说,后期学说的发展建立在对旧过失论的批判上,如今主要是修正旧过失论和新过失论之间的对立。隐藏在过失犯构造论背后的是违法性本质论问题,以违法性二元论为根基的第二阶段“危惧感说”是处于修正旧过失论和新过失论之间的一种学说。对于“危惧感说”理论上存在不少误解,事实上“危惧感说”致力于克服新过失论天生具有的缓和预见可能性程度的倾向。与最初的第一阶段“危惧感说”的进路不同,第二阶段“危惧感说”在坚持预见可能性的“结果回避义务关联性”的基础上,要求作为责任要素的预见可能性受到“法益关联性”的限制。在第二阶段“危惧感说”中,预见可能性既发挥“结果回避义务定立功能”,又发挥“主观归责功能”,故其定位分置于不法和罪责两个层面。其中,程度标准被缓和的只是作为不法要素的预见可能性,作为罪责要素的预见可能性由于坚持“法益关联性”,实际上与“具体预见可能性说”无太大差别。结果回避可能性有结果回避义务的履行可能性和回避措施有效性两重含义,前者是事前判断,划定“法的期待的主观界限”,后者是事后判断,划定“法的期待的客观界限”。在过失不作为犯中,关于结果回避义务与作为义务的区分问题,“事前的结果回避可能性”与“保证人地位”同样能发挥决定义务有无的“主体选别功能”,因此没有区分两者的必要。

入罪与出罪:药物临床试验过失的刑法限度

药物临床试验过失的刑法介入虚置化,不利于临床试验的正常开展与受试者合法权益的保障。药物临床试验是科学系统与医疗系统结构耦合的表现,以“申办者/负责人、研究医生、护士、药师、受试者”为主体,可能涉及监督过失、选任过失、过失竞合等复杂过失类型。本文以修正的危惧感说作为分析工具,恪守罪刑法定的形式理性,结合社会系统论的合目的性解释,可以一体式解决各过失类型的归责难题,从而明确药物临床试验过失的刑法限度。对于结构耦合和非结构耦合情形应当分类评价,后期则应当增设相应的业务过失类犯罪。

论食品安全犯罪中的过失问题——以公害犯罪理论为根基

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严重危害了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其中,故意犯罪固然占有较大的比重,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过失犯罪的存在。在对过失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理问题上,危惧感说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更为严格的注意义务,以确保食品的安全性。该理论符合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需要,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值得提倡的。

论食品安全监管的刑事责任——监督过失理论的借鉴及“本土化”运用

追究食品安全监管刑事责任重在保护公共安全,区别于重在保护职务的渎职罪责任。应借鉴监督过失理论,以危惧感说认定监督人过失;应根据客观归责论,结合《食品安全法》判断监督过失行为;根据法人实在说,我国监管刑事责任主体应为行政监管人员;不能以中断论将监督客体限制为被监督人的过失行为。监督人罪名与被监督人罪名无关,监管刑事责任与渎职罪责任是想象竞合关系。一般应按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食品监管刑事责任。

日本环境犯罪的刑法理论发展

日本从战后废墟中快速重建,但其工业经济的发展却是以人们的生活环境为代价的,在一连串的公害事故后人们才觉醒到环境的重要,并将环境作为刑法上的重要法益。但是由于环境本身的特殊性,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传统刑法理论在处理环境犯罪方面明显不足,因此不得不提出相应的修正理论。例如客观归责上的疫学因果关系说,乃至于主观归责上的危惧感说。然而,在面临举证困难的同时,为了有效预防环境犯罪,提早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乃至于财产安全,日本最终在立法上采用了危险犯的立法模式。日本环境犯罪的刑法理论发展,对我国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刑法中的监督过失探讨

监督过失是刑法学的一个新生理论。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有关公害领域的重大灾难性事故时有发生,给社会、环境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害。为解决此类事故中监督者的过失责任,刑法学中出现了监督过失理论。本文运用监督过失的法理,对监督过失的判断标准、主体范围、实行行为的方式以及因果关系的有无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我国立法、司法实践中的特殊问题。

客观归责论再批判与我国刑法过失论的完善

我国刑法学界在如何完善过失论的问题上,存在激烈争论。尽管客观归责论对过失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其自身在方法论上也存在许多不足。客观归责论与传统过失论在方法论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并未构成对其全面超越。批判客观归责论本身,并不等于完全否定客观归责方法论。我国刑法过失论不应存在路径依赖,在适当借鉴客观归责方法论的基础上,即使不全面引入客观归责论,也能合理追究过失犯的刑事责任。我国学者对新过失论的批判不能成立,它比修正的旧过失论更为可取。我国刑法理论应以新过失论为主线,使之贯穿过失犯刑事政策学、过失犯总论和过失犯各论,通过完善过失论体系,强化过失的规范认定。

论食品安全监督过失责任

监督过失是指处于放置危险状态的上位监督者以及管理者地位的人违反监督、管理义务,对其应当避免的危害结果发生的过失心理状态。危惧感说是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者负监督过失责任的理论依据。根据危惧感说,食品生产经营者处于保证人的地位,监督管理者不适用信赖原则。在确定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注意义务时,一定要将其在立场上与消费者相对立的同生产、销售等市场运作过程相联系的特殊性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