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遗症对我国经济转型的挑战及对策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用了大量的经济刺激政策,这些政策在带来拉动效应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同时,国际经济格局出现的新动向也对我国近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我们需要适时调整经济刺激政策,把握时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过度刺激经济只会留下后遗症

继银行准备金率连续下调之后，2012年6月8日，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结束了连续四年的上调态势，向下微调0．25个百分点，一年期存款利率由5．5％降至5．25％。央行称降息有助于稳定增长，但这一举动更意味着中国政府已开始活跃处于低温状态的经济，为降温的经济运行加一把火。央行降息，意味着货币政策已经从稳健转为宽松，宏观调控政策由控开始转入放，进一步的刺激政策可能会陆续推出。

教育改革：铲除经济危机的后遗症

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么难吗，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日前，广东省一名大专女生在一场农村从教供需见面会上，因屡受歧视，一度向在场的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巡视员文传道严辞逼问15分钟。其间这位女生难掩激愤，泪盈于目。这一因媒体报道而遍传於网络的“大专生含泪逼问官员事件”的主角，据称是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读了5年英语师范专业。

欧洲激进左翼党的绿色经济政策

欧洲激进左翼党因对社会基本经济议题长期持有共同的立场而形塑其核心政治认同和政党形象。苏联解体和中东欧剧变之后,一方面,大部分激进左翼党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去激进化过程,体现为基本经济立场有所缓和,但总体上仍坚持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对态度和对社会主义公正理念原则的捍卫立场,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左翼党;另一方面,大部分激进左翼党还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绿化”过程,体现为政治议事日程中对生态环境议题的逐渐吸纳及其地位的提升,尤其是强调工业化经济的社会生态化转型,但总体上显然并未根本改变或重塑激进左翼党的传统政治身份与政治形象。激进左翼党的“红绿”意识形态与战略转向,不是一个在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历史过程,因而很难对其现实政治影响尤其是选举政治效果作出简单化的判断。

经济刺激的后遗症在困扰中国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性政策,这些政策本身有一定的道理,关键是在刺激之后,是否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来确保刺激政策发挥功效？在我看来,刺激政策就是打麻药针,目的是为了动手术,所以,我们看政策是否成功,不仅要看麻药的效果.

金融危机下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转型问题探析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江苏作为一个开放型经济大省,自然难以不受影响。如何化解金融危机给江苏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江苏开放型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该文认为,应对金融危机,关键是要贯彻科学发展观,走自主创新之路,以"保增长、促转型、维稳定"为主线,把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内需,稳定出口,促进江苏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经济转型期的产业断层危机

产业断层危机不同于一般经济周期 ,它产生于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中的结构失衡 ,表现为中长期的结构错落和增长速度迟缓。根据引发的因素可以分为“康氏周期拐点型”、“泡沫经济引致型”、“货币危机引致型”和“产业升级转换型”等类型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产业结构正面临向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转型阶段 ,到 2 0 0 5年前后 ,我国将面临产业结构大规模升级 ,届时由于现阶段的资源瓶颈、产业回补、出口压力、技术瓶颈、产业虚高度化和尤格拉周期因素 ,可能会发生较大的产业断层危机。

金融危机下我国经济贸易转型的相互影响因素分析——基于VAR模型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通过建设以出口导向和吸引外资为主要特征的外向型经济,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金融危机已经传导到了实体经济,由于投资和出口的急剧下降,我国经济增长不确定因素增多。基于VAR模型分析了FDI、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FDI、出口和GDP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FDI和出口是GDP增长的原因。最后分析了经济贸易转型的迫切性和转型的方向与对策。

向创新型经济转型——后危机阶段的思考

在进入后危机阶段后,需要在已有的保增长措施取得效果的基础上,及时地由保增长转向求发展,寻求下个增长周期的新动力。江苏经济发展需要转型升级,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目标就是发展创新型经济。创新型经济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涉及科技和产业创新、开放型经济创新、城市创新和制度创新。

后危机时代转型国家的治理模式变革与经济发展

最近10年,经济转型呈现出从繁荣到危机的路径演化轨迹。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给转型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危机的爆发和扩散暴露出转型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过程中累积的治理危机。后危机时代,转型国家需要对原有治理模式作出深刻变革和调整。其核心任务是重新定位国家角色,培育和增进国家能力;建立社会规制型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依附性发展模式,增强本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以综合性的社会政策整合社会秩序与扶持社会发展,为转型深化和经济发展奠定和谐稳固的社会基础。

美国《洛杉矶时报》中国感受经济刺激政策后遗症

《洛杉矶时报》网站近日以《中国感受到经济刺激政策后遗症》为题发表文章。 文章指出，位于北京西南的首地大峡谷购物中心具备零售业的一切要素，但却缺少真正的购物者。最近一个下午，商场里的顾客看起来对于享受免费空调和美食区更感兴趣。销售员除了打盹、打哈欠和玩手机外无所事事。

后危机时代经济结构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后危机时代为研究背景,对我国企业实施的各种应对金融危机的转型方式进行分析。结论表明,企业的转型升级促进了企业绩效优化,其中通过提升企业科技含量和扩大内需的转型方式效用最为明显,而企业重组的转型方式目前收效甚微。

国际金融危机后民生科技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研究——模型与实证

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是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及催生新产业的契机和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己任的民生科技越来越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视。民生科技作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领域,它通过引起科技结构、生产要素结构、市场结构、产业结构的变革,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实现中国经济从依靠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经济,向依靠投资、消费拉动的内向型经济转型,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向节能、环保、低碳、安全和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工业经济形态向民生经济形态转变。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与转型性经济危机

俄罗斯经济转型问题研究是一个宏大的学术问题。视角不同,逻辑路线和问题设定将有很大差别。本文主要从制度视角展开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和绩效特征进行概括性分析和描述。分析认为,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是转轨的政策设计以及转轨中的公共选择力量博弈的结果。

后危机时代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进入后危机时代以来,伴随着市场需求大幅萎缩、结构性矛盾突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保护不相匹配等问题,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必须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转变制造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合理有效地承接国际先进制造业转移,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应成为确保中国制造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

后危机阶段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对策研究

尽管成功地防止了大萧条的出现,世界经济仍然有一段时间是不稳定的,有可能存在一到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低增长,很多学者将这一阶段称为"后危机阶段"。在这一阶段,世界经济仍然会有很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为了在后危机阶段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的战略位置,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中国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形势,加快经济结构转变,努力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金融危机冲击下中部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发展

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中部资源型经济受到较大冲击,表现为资源性产品价量齐跌、资源型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资源型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但同时,金融危机也给中部各省带来了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历史性的转型发展机遇。中部各省要敢于迎接挑战,善于抓住机遇,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实现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发展。

以金融危机为契机 加速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境,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快转型升级是兼具现实紧迫性和长远战略性的必由之路。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引进高新技术、引进急需资源、人才和产业的良机。我们要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着力转型升级,调整结构,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从而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从经济全球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看香港的经济转型

香港作为“小型开放经济系统” ,对外部的政治经济变化有敏锐的反应。 2 0世纪 9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急剧的变迁 ,使香港的经济竞争力面临新的挑战。

经济危机中的儿童节与儿童年——兼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转型期对现代人才的培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上海城市适逢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高速期,基于对现代人才的渴求,愈加注重儿童的教养,在全国首倡并积极实施儿童节与儿童年,政府、社会和家庭采取一系列举措,以期让儿童享用到上海发展的文明成果,将儿童培养为未来城市的建设者。对于这样的一种时代诉求,上海儿童对之积极响应,他们积极投身于各种体育锻炼,立志抵御外侮、建设祖国、服务社会。经济危机中的儿童节与儿童年,不但有利于上海儿童对城市现代文明成果的享用,同时也为经济危机之后的上海城市现代化建设积聚了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