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学“现代化范式”危机批判的反讽向度

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是能够提供对我们时代的总体性认识框架并揭示其问题的“标准文本”。但这样的一个文本,却无论是在其自身陷入的“类型复制”现象还是对读者思考路径的否定式限定,以及根据其推论出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内在性质等诸多方面,都生动地展示了“反讽”概念的丰富内涵。但也正是批判本身的这种矛盾性境遇,却向我们开放出了共商中国法学发展与法制建设未来的动人景观,而这正是我们能够最终走出困局、确立“中国性”的曲线行程的关键步骤,“现代化范式”危机批判的意义由此得以发掘和放大。

精英的误读——评《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

站在精英的立场上,《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认为大众文化的身体化、视觉化、商业化是当代人异化的表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了人的异化。针对上述观点进行反驳:用精英的标准对大众文化进行解读必然造成对大众文化的误读,因此应坚持把大众的还给大众,把精英的还给精英。

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危机及其转向

批判意识向来就是知识分子的核心特征。然而,近年来,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愈显淡薄。一方面,从政治批判来看,当下中西世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以及"后政治社会"的来临,客观上瓦解了知识分子那种"以西方来量度东方"的"旧的政治批判模式";另一方面,从社会批判来看,新舆论空间的形成和"新舆论阶级"的兴起终结了知识分子的"代言者"身份。于是,当代知识分子不得不从传统的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中"退步抽身"。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以学术方式体察社会、介入社会,并实践其批判意识的新面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当代价值——以中国理性思维方式的建构为主线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这一新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通过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概念,消除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框架的不利影响,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自我更新;第二阶段主要通过中国现代性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某些实践层面的问题进行反思,建构以“危机/批判”为内在结构的中国特色的历史理性思维方式。这一历史理性思维方式既对我们思考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有效,也对我们观察当下这一危机四伏的世界有效。就此而言,中国现代性研究虽然表面上冲淡了实践哲学主题,但实质上并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内在精神,而是以一种新的研究方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中国伟大实践的紧密联系,进而推进了中国实践哲学的研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