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近化理论视域下的危机话语研究——基于智利社会危机的案例

本文以批评认知语言学为理论框架,从趋近化理论视角出发,对智利时任总统皮涅拉在该国2019年10月至12月爆发社会抗议期间的公开讲话文本进行分析,旨在揭示社会危机话语的空间建构和话语策略的运用,并对相关话语进行社会解释。研究发现,为了妥善应对本国爆发的暴力抗议活动,智利领导人在其社会危机话语实践中综合运用了趋近化理论中的空间、时间和价值观趋近策略,其中空间趋近策略的应用最频繁,价值观趋近策略次之,时间趋近策略的应用最少。在具体分析相关话语在空间、时间、价值观趋近策略方面的使用情况后,本研究发现智利时任总统皮涅拉的危机话语实践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首先,其目的在于稳定社会秩序、提振经济,以此提升民众的支持率,为谋求连任奠定基础;其次,旨在鼓励民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增强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最后,意在阐明政府将采取措施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缓解结构性社会矛盾,对外打造一个“富强、公正、以人为本”的新兴国家形象。

茶颜悦色危机话语修辞分析和传播研究

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茶颜悦色微信公众号于2020~2023年发布的十篇危机话语,重点研究修辞策略在企业危机传播中的应用。本文基于“同一理论”,分析茶颜悦色危机话语中三种同一策略的使用。结果显示,“无意识同一”使用频次最高。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在危机话语传播过程中,茶颜悦色构建了形象维护者、及时整改者和主动致歉者的企业身份,帮助其有效化解危机。

行业的旋流:中国出版业阐释社群的危机话语建构

文化研究转向下的“文化—社会”路径提示了话语网络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形塑社会文化实践与规范的重要性。在这一研究脉络下,将中国出版业者视为一个“职业阐释社群”,以34篇出版业者公开发布的关于出版业危机认知、理解与回应的文本透视出版业者的话语建构与专业实践。研究发现,出版业者将危机表现及其诱因归纳为生存危机层面的盈利危机话语、结构危机层面的合法性危机话语、范式危机层面的观念危机话语,共同构成了杂糅的中国出版阐释社群危机话语体系。这些话语有助于揭示出版业者在时代条件转换下的谈判、捍卫与努力,及其在文化、社会和政治等层面试图重建意义体系的尝试。

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对比研究——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为例

本文基于Hyland元话语理论,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新冠疫情公共危机的报道为语料,运用分析工具UAM Corpus Tool 3.0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其元话语特征,并据此对当前中西方主流媒体关于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的特征进行解析。从元话语的总体分布来看,《纽约时报》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的使用频次远高于《中国日报》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表明互动式元话语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公共危机话语中较为广泛的运用。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均频繁使用介入标记语,较少使用态度标记语,使公众参与到自己的话语中,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塑造说话者在听众心目中的形象,提高领导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此外,模糊语,增强语、自我提及语在《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中的使用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中西方主流媒体公共危机话语作为较权威的话语,均呈现出建议、呼吁、拉近距离的特点,用词准确,旨在公平公正地陈述客观事实,全面有效地化解危机。

拜登气候危机话语的社会实践网络及模式

在美国,对于气候变化是否是当今时代的最大危机存在观点差异。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危机话语与前任总统特朗普的气候否定论和气候怀疑论话语形成鲜明对比。影响拜登气候危机话语的社会实践网络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分析,其中纵向社会实践网络包括他本人倾向自由主义的立场、民主党的政策取向、对于其他民主党总统的政策延续性;横向社会实践网络包括“绿色新政”的政治潮流、美国在国际社会以气候危机确立新的领导权的需要、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共识的发展。拜登气候危机话语模式符合等级制度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两个文化类型、“缺少全球规划”和“挥霍”两个故事框架。

新闻格局、主题与言语反应——媒介危机话语生成要略

学界普遍认为媒介无法通过话语生成验明社会真实的"正身",因此有价值的思考在于媒介应运用何种规则生成话语,建构媒介真实。危机事件所造成的危害性、突发性、应急性语境,对媒介话语客观性、全面性、公共性的诉求,均使媒介话语生成规则的思考更有意义。本文认为在以"客观性"为底线的媒介话语选择模式中,媒介危机话语生成应重视三个关键概念,即新闻格局、主题和言语反应。本文针对危机的特征、性质、影响,对新闻格局的完整性,主题的设置与选择,言语反应功能等问题给予探讨,以促使媒介实践更具理性的话语行为,塑造具有公共性的媒介真实,增强媒介社会真实的建构功能。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建设:内涵、意义与建构主义实践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国家媒体话语能力建设是这项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是国家媒体在突发危机事件报道中所体现出的话语能力,它关乎国家战略、国家安全和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建构国家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必由之路。提升国家媒体危机话语能力水平,进而助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需要充分挖掘国家媒体危机话语实践在危机事件话语场域中的话语功能。话语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认为国家媒体作为践行国家战略、服务国家治理的权威官方媒体,尤其须挖掘国家媒体话语在正面情感建构、爱国主义建构和形象建构等方面的话语建构功能,促进国家媒体危机话语助推社会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国家对外形象提升等方面的治理效能。

美国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特征解析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的特朗普话语为例

本文以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白宫记者会上的发言为语料,运用语料库分析软件LancsBox 4.5对特朗普新冠肺炎疫情话语中的互动式元话语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总结其元话语特征,并据此对当前美国公共危机话语互动式元话语特征进行解析。研究发现,特朗普的新冠肺炎疫情话语利用危机建构人际互动资源,通过频繁运用自我提及语对个人形象进行自我建构,结合运用态度标记语、强调语、模糊限制语、参与标记语来表达个人政治主张以提高民众接受度,将竞选连任视为优先于公共卫生危机的目标。由此可见,美国公共卫生危机的互动式元话语特征体现了非公共卫生因素导致的危机话语对事实的扭曲,不但未能真正解释公共卫生危机的原因和解决方案,反而加重了公共卫生危机。

公共危机话语中的翻译生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英译为例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深入考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英译本的表达特点,通过分析发现:公共危机话语中的翻译生态具有复杂性,本土抗疫行动经验的国际传播,要求译文在语言、文化、交际三大维度上与新翻译生态环境保持顺应和谐。在每个维度的协调中,译者策略性地运用增译、减译、改译的方法,使译文更加适应国际读者群,利于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创造积极的国际舆论,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语境中的信息交流活动提供切实的语言保障。

公共卫生危机话语的多模态互文分析——以疫情防控公益系列广告为例

互文性关注文本中以“之间关系”为支撑的“异质性”[1],多模态互文性涉及包括文本模态、声音模态、图片模态之间的互文关系。多模态互文作为理论指导,从冲突型互文、概括型互文、互构型互文、延伸型互文等四种类型互文出发,以疫情防控公益系列广告为研究对象,分析公共卫生危机话语中的多模态互文性,旨在探索四种多模态互文类型在公共卫生危机话语中的实用性。此外,分析疫情防控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互文性,为公众提供全方位、更深刻的防疫知识解读。

基于CiteSpace的危机话语研究概况与热点前沿探析

本文以社会科学索引数据库(SSCI)中收录的与危机话语相关的文献为数据来源,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国际范围内危机话语相关研究的研究进展进行简单梳理,对国际范围内危机话语相关研究概况、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及趋势进行可视化量化分析,明确危机话语研究的基本趋势,主要研究机构与国家分布,现有研究热点、未来研究趋势,从而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思路。

危机话语的叙事修辞批评解构

危机话语研究是后疫情时代话语分析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以叙事修辞批评理论为分析框架,选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新冠疫情暴发期的相关话语为语料,从人格诉诸、情感诉诸以及无意识认同等修辞策略的视角剖析了叙事者的修辞动机。分析结果表明,叙事修辞的辞屏功能使受众不自觉地被框定在演说者所设定的认知框架内,致使受众丧失基于事实的理性判断力,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对危机话语进行叙事修辞批评解析,不仅能揭示叙事者的修辞动机,更能凸显叙事修辞批评理论的社会价值。

危机话语的“认同”建构

危机话语是一种劝说性话语,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在危机情境下言辞者的话语动机,促进危机的顺利解决。劝说的成败取决于受众对修辞者的认同。认同是伯克修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以认同理论为根本出发点,我国危机话语主体通过把握危机时机、诉诸修辞手段等方式与目标受众建立认同,以期充分发挥受众主观能动性,化危机为契机,提高我国在这方面的传播效果。

模因论视角下的舆情危机应对话语互文策略研究

舆情危机应对话语旨在回答质疑、引导舆情向好发展,关键是要说服受众接受舆情引导。为此舆情危机应对话语不仅需要引用亲历者权威、官方权威、机构权威等提升话语权威,还需要引经据典甚至运用不同的语篇类型提高话语的论辩说服力,于是话语的互文性特色十分显然。同时为拉近与受众距离,相关话语还需要模仿各个层阶受众的话语风格,为论辩说服奠定情感基础。与此同时,源头各异的互文材料也需遵从语篇性规则,服务于语篇主旨。

论危机情境与政府话语策略——基于两起个案的研究

政府危机传播,不仅涉及到"如何做"的问题,也涉及到"怎么说"和"说什么"的问题,即政府需要利用各种符号资源,以解决危机,修复形象。研究不同危机情景下政府的话语策略应对有着现实和理论方面的突出意义。危机发生时,组织是采取强硬、清晰、言语的策略还是妥协、模糊、行动的话语策略,取决于多种属性的相互作用,并随着危机情景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责任归属、证据是否确凿、群体抗议的类型以及是否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组织的话语策略。

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

语言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认知,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媒介,也是安全研究的重要维度。特定的话语可塑造威胁身份,叙述危机故事,对言语对象制造话语障碍,形成话语压力,建构话语危机,影响相关政策,使特定问题安全化,并影响安全程度的高低,导致不同的安全政策,甚至助推战争。中国在近三十年来一直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话语压力,在国际舆论场中经常陷入不利境地,有时由于某个话题成为舆论焦点,遭遇话语危机,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中国威胁世界秩序”以及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等。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亟须研究和应对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中国需要加大世界发声力度,提高话语主动性和自觉性;加大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宣传,重塑中国话语的国际语境;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避免话语与行为的盲目自大,避免不必要的话语攻击和误解、有针对性地做好美国关于中国话语的改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话语障碍和话语压力,有效缓解和化解话语危机。这是为中国塑造良好外部环境、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使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顺畅的重要条件。

公共话语危机的政治学分析

近年来政府官员话语失范现象频发,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并导致政府公共话语危机发生。表面上,公共话语危机是政府官员言语的失范,但从深层次看,公共话语危机反映了封建社会特权思想的遗毒以及制度设计中权利与权力的失衡。公共话语危机的蔓延会影响政府的形象和执政党的威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善治的角度化解公共话语危机,一方面要强化对公权力的规制,拓宽民意表达的渠道和范围;另一方面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执政党的科学、民主执政能力。

网络舆论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话语危机及应对之策——基于意识形态与舆论的话语关联分析

意识形态与舆论之间存在着阶级话语与全民话语、系统理论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灌输式话语与参与式话语的话语关联,与这三个维度共同的话语关联之处即社会共同利益的契合,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舆论之间是内在而不是外在的话语关联。在社会舆论时代,我们通过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实现了意识形态对舆论的话语主导,保持了二者的内在话语关联。随着网络舆论时代到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舆论的原有话语关联发生了变化,造成阶级话语难以统领全民话语、系统理论话语被显性化网络情绪所"稀释"、灌输式话语遭遇参与式话语网络抗争等话语危机。对此,我们需要透过网络情绪把握社会现实以实现系统理论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有效链接,需要依据网络舆情具体地把握共同利益、设置主导性议题影响全民话语,需要积极引导公众表达、讨论以化解参与式话语对灌输式话语的网络抗争。

组织传播·信用风险·危机管理(四篇):危机公关话语的修辞分析及传播策略研究--以北京红黄蓝教育机构的一则声明为例

本文综合运用西方古典修辞学的凯洛斯（Kairos）和比彻尔的修辞情境对危机公关话语进行修辞分析,并选取了近期发生的北京红黄蓝教育机构所属幼儿园虐童事件中当事方发布的一则声明进行个案研究,进而提出了应对危机事件的危机公关话语传播策略.

公共事件中政府话语危机的政治学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制度供给不足及权力乱象,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出现断裂,政府话语表达正面临严峻的信任危机。政府话语危机的出现反映了公众对现在及未来的认知焦虑,若不及时治理,将引致中国政局的混乱,危及党的执政根基。因此,应在重新审视公平正义的执政理念基础上,强化对权力的规制,拓展民权的层次,提升制度信任的信心,最终实现社会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