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稳定法》中危机银行处置信息披露机制的法律完善

《金融稳定法(草案)》首次将金融风险处置中的信息披露问题上升至法律层面。信息披露一直是金融监管领域的热门议题,已渗透到金融监管的各个环节,在危机银行处置中也不乏信息披露的身影。基于商业银行经营方式的特殊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较其他行业而言具有更高的透明度要求。尤其在危机银行处置过程中,信息披露关乎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以包商银行案为代表的危机银行处置中,信息披露仍面临着缺乏系统完备的信息披露法律规则设计、缺乏透明度导向、规范化程度有待提高、缺乏风险预警功效等问题。亟需完善以提高透明度为导向的信息披露相关规则,应从主体、方式、内容层面提高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健全危机银行信息披露的风险预警机制,并注重危机处置后信息披露效应的持续性评估,以期对我国《金融稳定法》中有关危机银行处置中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论公共资源救助危机银行的限度

运用公共资源救助危机银行,是银行处置措施中的一种方式,主要目的是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公共资源救助的具体方式包括信贷支持、担保以及临时国有化等措施。公共资源救助具有导致道德风险发生、破坏竞争秩序、加重财政负担等负外部性,因此,利用公共资源救助危机银行应当具有明确的限度,并应在系统性威胁消失时及时退出。

危机银行自我救助机制研究

危机银行主动寻求收购或兼并等传统的自我救助措施存在零散、不成机制等不足,应该采取应急资本机制,即在特定条件下,银行通过债转股或者强制削债的方式提高自身的损失吸收能力,以防止银行破产倒闭或者在银行倒闭后由纳税人承担损失的一种自我救助机制。

硅谷银行危机对我国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启示

2023年3月,由于流动性枯竭,美国硅谷银行金融集团在短期内经历融资困境、储户挤兑后骤然破产,成为继2008年金融危机雷曼集团破产后的美国第二大银行破产案例,随后危机迅速蔓延,并在欧美金融市场引发动荡。硅谷银行金融集团的破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通过梳理硅谷银行危机演变过程,探究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揭示金融机构坚守风险管理底线的重要意义,继而探讨对我国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启示。

2023年美国银行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及对策

2023年美国银行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给中国化解重大风险带来挑战。中国银行业监管与美国相比具有独特性,但同样面临巨大考验。因此,应以此为鉴,加强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保持货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关注资产负债结构的稳定性、提高银行的信息披露水平、迅速且强力地处置金融风险。本文通过梳理美国银行危机成因和救市措施,重点探讨美国银行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以此获得相应的启示与对策,进而促进中国银行业更加健康地发展。

美国中小银行危机研究及启示

2023年以来爆发的美国中小银行危机,暴露了中小银行在应对货币政策调整和监管要求变化过程中的问题,也反映了中小银行过度依赖特色经营模式的潜在风险。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是我国防范化解风险的重点工作之一,推进中小银行回归稳健审慎经营是其中应有之义。本文回顾了美国中小银行危机的事实与特征,基于银行经营管理视角对我国中小银行资产负债配置、全面风险管理、突发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美欧银行业危机背景下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展

本文梳理了美欧银行业危机背景下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展机遇,探讨了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的新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欧美银行业危机的成因和走向

欧美银行业危机造成国际金融动荡,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担忧。危机出现有银行自身风险管理不当的直接原因,美联储货币政策快速转向也导致银行财务压力的进一步恶化。但危机的形成更反映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美国长期以来金融监管过于宽松,导致管理层无视银行经营的风险。这场危机如何演化,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全球性危机,取决于银行业总体是否保持稳健,金融监管是否进行适应调整,政府对危机的救助是否有效,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和金融条件变化对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是否延伸至实体经济。

美国地区银行危机的回顾、展望与启示

一、美国地区银行危机回顾(一)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出险情况硅谷银行挤兑危机猝不及防,成为美国地区银行危机导火索。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是今年最早倒闭的美国大型地区银行,也是引发后续美国地区银行多米诺骨牌事件的银行。该行成立于1983年,位于加州圣克拉拉市,为州立美联储会员银行,受美联储及加州金融监管机构监管。

银行危机和油价暴跌夹击 全球经济走向何处?

2023年,全球经济像兔子一样上蹿下跳,开年就逢多事之春。3月8日,美国硅谷银行倒闭,成为2023年美国第一家倒闭的银行,在美国金融系统中撕开一个缺口;同日,加密货币银行Silvergate Capital宣布停止营业;接着,位于纽约州的美国签名银行被监管部门宣告关闭。负面情绪继续延烧至美国第一共和银行、欧洲瑞士信贷等。《华尔街日报》于3月17日报道,美国有多达186家银行存在与硅谷银行类似的风险,可能资不抵债,面临“爆雷”。

硅谷银行缘何会破产

从流动性和信用危机传染看,硅谷银行所面临的货币政策大放大收、监管放松是其倒下的内在逻辑,这对我国中小银行经营和政策监管有一定的启示。2023年3月10日,美国史上第二大银行倒闭事件引发美国新一轮银行业危机,并外溢至欧洲金融市场。硅谷银行成立于1983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是美国第16大银行,拥有17家分行,截至2022年,其资产总额为2090亿美元,其母公司SVB Financial合并报表下资产总额2118亿美元。

国内外银行危机研究述评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金融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而作为金融体系主体的银行安全问题更受到各国的关注。国内外关于银行危机的研究大量涌现,包括对银行危机的概念界定,银行危机的成因、预测以及银行危机的传染性等几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这为银行危机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

混业经营与金融体系稳定性：基于银行危机的全球实证分析

银行混业经营不仅关系到自身效率的提高,更关系到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全球范围内61个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一个国家对银行混业经营的限制越少,该国的金融体系越趋于稳定,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也越小。不仅如此,在宏观经济越不稳定的国家,其一般性银行危机演变为系统性银行危机的概率也越大。

商业银行危机成因研究

商业银行安全是金融安全的重中之重,因此,国际金融界和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防范商业银行危机。本文运用统计理论与方法,从银行内部管理不善、贷款过于集中、投机行为、宏观经济形势恶化、贷款人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同业竞争过度等角度系统分析了商业银行危机的产生原因与机制,商业银行危机产生的原因。

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共生因子实证分析——国别比较的视角

共生危机的事实表明,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共生的现象在不同类型的国家均可能出现,而非某一类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基于对共生性货币银行危机触发机制国别差异的考察,文章在对1980-2006年间60个国家共生危机发生情况识别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生危机生成的逐步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的共生危机主要是经济中各类矛盾累积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源于本国制度缺陷,而采用滞后一期的变量来解释工业化国家共生危机时,效果不显著。

银行危机的蝴蝶效应、负外部性及其防治

对于银行突发事件,若处理不当则会演变成银行危机,乃至会对社会金融和经济产生严重影响。本文从内生性突发事件和外生性突发事件出发,探讨了“蝴蝶效应”导致发生局部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运用外部性经济学原理,对银行突发事件的负外部效应和风险溢出进行了探讨。对于突发事件与银行危机的解决,可以从监管机构与商业银行两个方面加强治理:对于监管机构而言,央行要发挥金融稳定职能实施外部援助,银行监管部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督;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应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增强管理层对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能力,防止工作人员道德风险的产生。

货币错配与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

货币错配是新兴市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无法避免的问题,它具有净外币负债和净外币资产两种表现形式。在新兴市场中,只要其银行体系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不管表现为哪一种形式,都会增加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且在宏观或微观经济基本面恶化的情况下,可能引发银行危机甚至是货币危机。此外,当出现不利冲击时,银行体系中存在货币错配将会导致其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错配进一步恶化。

资产价格波动与银行危机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的改进

当代银行危机的发生越来越和各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难以预测和控制。世界银行的Peter探讨资产价格波动与银行脆弱性二者双向的互动机理,提出了一般均衡模型,找出连接二者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在资产价格下降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一个间接、非线性和涉及反馈的过程。但我们认为这不完整,我们认为在资产价格下降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两个反馈过程,一个是直接作用于银行资本的即时过程,另一个是Peter所谈的间接过程。

信贷扩张、房地产泡沫与银行危机——基于国际比较和经验借鉴

通过对信贷扩张、房地产价格泡沫与银行危机三者之间关系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比较了东南亚和美国的国际经验,表明信贷扩张积聚的风险使银行脆弱性增加。对我国的实证分析也表明,我国房地产价格膨胀与银行信贷存在较强的共生性。为此,应切实提高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水平;发展房地产金融,加强对按揭贷款的管理;通过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多管齐下,加大房地产市场的信息透明度,防止房价泡沫。

流动性风险、银行危机与内生经济增长——对东亚金融危机成因的反思

本文将Diamond and Dybvig(1983)的银行挤兑模型嵌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从理性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出发构造了新的银行危机模型。模型表明,经济基本面的健康程度决定危机是否会发生,而外部性冲击决定危机什么时候发生。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开放和政府担保对经济增长和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适度国外间接投资规模条件下,金融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银行系统稳定性;政府担保不会明显影响经济增长,但能够增强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根据本文的模型,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金融开放和政府担保,而是国外间接投资规模过大、投资收益下降以及过度政府干预和无效率政府监管。最后,我们还分析了模型对中国银行改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