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项目研究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具有与其他社区矫正对象不同的特征,需要开发专门适用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项目,以提高矫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从“酒驾”矫正项目的概念、特点及功能出发,构建矫正项目的体系与结构,设计矫正项目的开发、认证及实施等流程,以期更好地推进“酒驾”矫正对象的社区矫正工作。

危险驾驶罪案件成因分析及治理对策——基于边疆S区危险驾驶罪类案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危险驾驶罪案件激增,甚至在个别案件中出现严重损害后果,对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监管维护作为地区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危险驾驶罪案件的频发,暴露出部分地区在区域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与治理预防工作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因此,以边疆S区2019—2023年度办理的危险驾驶罪案件为调研样本,采取实地调研与统计分析相结合方式,分析地区区域内危险驾驶罪案件发生的犯罪成因,并为地区整治危险驾驶罪提供治理对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规则完善研究

在积极刑法观的影响下,我国开始逐步构建以效率为导向的轻罪治理体系。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作为“轻罪”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以“瑞安模式”为代表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惩戒效果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平衡,但实践探索过程中仍存在诸如缺乏法律依据、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形式化以及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度低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有必要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优化检察机关与专业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机制,推动检察机关监督考察实质化发展,避免起诉裁量陷入“一律起诉”和“不诉了之”两个误区。

危险驾驶罪的司法适用疑难问题

危险驾驶罪作为典型微罪,在风险社会中的适用更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当道路上存在被超越对象时,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的主体可为单一主体。不应以刑事政策为由为醉驾行为“松绑”,坚守罪刑法定原则认定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构罪要件,并在定罪不处罚、酌定不起诉等方面寻求出罪路径。校车空车超速行为因未侵犯该罪保护的师生生命法益而不被认定为双超型危险驾驶罪;危化品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层面当为故意。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规制问题探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由重罪重刑的小刑法时代转变为以犯罪圈不断扩大的大刑法时代。刑法时代的转变也间接导致以危险驾驶罪为主的轻微罪的犯罪率不断提高,危险驾驶罪甚至超过盗窃罪成为第一大罪。目前随着危险驾驶罪审结数量的不断提升(其中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最多),针对其是否应该入刑以及量刑标准的问题引起大众的一片争议。本文认为醉酒驾驶有入刑的必要性,但是在入刑的基础上需要行政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的配合才能对目前醉酒驾驶呈现的问题有所适当的减轻。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出罪路径探究

醉驾入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公众对醉酒驾驶行为严重危害性的认知,引起了公众对交通领域公共安全的重视,推动了公众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然而,基于对刑法谦抑性原则的遵守、刑事司法资源的考量以及醉驾行为所带来一系列软制裁后果的影响,醉驾行为不能一律入罪,必须为醉驾行为保留一定的出罪空间与路径。为此,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刑法》第13条规定的但书条款,提供了一些可行的出罪路径与应对思路。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争议问题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设立十一年来的法律实施效果存在争议。以法律经济学的视角看,单一注重血液中酒精含量的入罪标准可能导致针对醉酒驾驶的法律制裁效果落入非帕累托改进区。破解有关争议的关键不在于法律制裁的严厉程度,而在于其系统性与合理性。醉驾入刑后,我国醉驾制裁体系至少出现了三个问题影响了其系统性与合理性,即严苛的“血液中酒精浓度值”醉驾测试方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刑法》的行刑衔接真空,以及醉驾制裁体系内生的隐性制裁打击失当。基于此,时机适当时宜修订关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法条规定,构建更为科学的罪状标准;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刑法》在醉驾制裁方面的合理衔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瑞安模式”,尽快增设“前科消灭”制度,实现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真正微罪化。

情境犯罪学视域下危险驾驶罪之预防——从人工智能赋能的角度

近年来中国危险驾驶罪案件数居高不下,体现了现有危险驾驶罪防控体系的孱弱,相关犯罪防控手段亟须调整。情境犯罪学在犯罪预防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人工智能的科技赋能下,情境犯罪预防理论成本高、可能侵犯私权等方面的局限性能够被有效解决。危险驾驶情境中,个体主观差异性弱、行为即时性强,与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同时,将情境犯罪学运用于危险驾驶罪所代表的轻微罪领域,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消解风险刑法带来的负面因素。借助人工智能对于实时情境的监测,情境犯罪预防机制的视角能够进一步微观化,分析具体情境中的行为人特征,推进情境预防措施的情境化、具体化,实现情境犯罪学视域下精准、有效的危险驾驶罪预防。

轻罪时代我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司法困境与治理进路

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共同构成刑事治理的两大内容,但立法目的终究要通过司法实现,因此,刑事司法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刑事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近年来成为我国刑事追诉数量第一的犯罪,通过对该罪的司法适用的考察及问题对策的研究,一方面从微观角度反映刑事司法现代化程度,另一方面促进科学认定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和规范犯罪附随后果的治理进路,助力刑事犯罪治理现代化。

抽象危险犯限缩路径的教义学证成——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为例

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为代表的抽象危险犯的限缩适用成为重要议题。作为其立法思想的风险刑法理念内部存在价值失衡,应当坚持风险预防与权利保障的平衡。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构造应当是开放的,需要以司法的实质性判断约束立法的形式性推定,从而保留行为人出罪的空间。限缩该类罪名的具体方法应当是将抽象危险作为特殊的构成要件要素,由立法者预先推定于行为性质之中,但允许通过对其他行为要素的考察而予以推翻。

基于客体前置化的危险驾驶罪之罪过辨正研究

设立及修正危险驾驶罪名是风险社会下顺应交通安全需求的必然选择。学界对该罪的罪过类型的认识有犯罪故意说、犯罪过失说和混合说等观点。正确认识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客体是厘定其主观罪过的必要前提。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客体应理解为关乎公共安全的交通秩序,而非公共安全本身。在事实层面,危险驾驶行为人对危害公共安全和违反交通秩序所持的主观心态并不一致。在规范层面,危险驾驶行为人明知违反了交通秩序并对此持有希望或放任的意志态度时,才符合危险驾驶罪的主观要件,故其罪过形式只能是犯罪故意。本罪与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的罪间关系为法条竞合关系,在出现法条竞合情形时,根据行为人对公共安全的主观罪过内容确定相关罪名,对其从一重处。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精确解释——基于抽象危险犯的视角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第2项之保护法益、立法目的与法条设计三个方面可以明确“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系抽象危险犯。基于抽象危险犯的视角对“醉驾”可作精确解释。醉驾中的“醉酒”是规范意义上的醉酒,其判断标准以血液中的酒精值为依据,立法规定的其他判断标准是对“醉酒”与否的辅助判断,不会导致与本罪抽象危险犯的性质相冲突;对“醉驾”应该精确解释为:“醉驾”包含了驾驶人故意醉酒且醉酒未导致其责任能力瑕疵而驾驶(非原因自由行为)和行为人故意醉酒且利用醉酒导致其责任能力丧失而驾驶(原因自由行为)两种情形。驾驶人具备“双重故意”方属“醉驾”的原因自由行为情形,对“醉驾”的限缩适用应严格恪守其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设计。学理、实务动辄援引“情节论”“但书”条款或允许抽象危险犯的反证以限缩“醉驾”的适用,这些方案既难以被恰当安置进立法预设的规范结构里,也与刑法教义学的理论逻辑要求形成对立。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优化路径选择——以危险驾驶罪为切入点

在以危险驾驶罪为代表的轻罪比例持续提升的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制度愈发与权利保障发生冲突,已经成为刑事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对犯罪附随后果进行全面检视和优化,对设定渊源与适用范围进行限缩,阻断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进一步扩张,并引入司法救济和前科消灭机制限制不利影响。程序上可以通过扩大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出罪机制限制犯罪附随后果的处罚范围。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犯罪附随后果数据库,为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与救济提供明确指引。

刑事诉讼中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证据认定研究

醉驾入刑对打击醉酒驾驶行为、维护公共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刑事诉讼中,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证据认定尚有困境,例如对于酒精测试结果效力存疑的问题、行为人特殊情况的应对难点以及孤证不立的情况。基于此,提出规范调查取证程序、强化人员组织工作及加强证据印证和补强等相应解决方案,促进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证据认定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实证研究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案件呈骤降趋势,其刑罚普遍较轻,但其缓刑适用率与不起诉率依旧偏低。各地先后调整酒精含量标准,参考案例确定裁判规则导致的同案不同判,与交通肇事罪比较呈现的罪刑不均衡,均使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刑罚附带后果严重失衡于比例原则。可通过限制醉酒型危险驾驶入罪和拓宽出罪达到罪间平衡;做好行刑衔接,消除处罚漏洞;通过完善罪后处理,消灭微罪前科以减轻醉酒危险驾驶等微罪对行为人的犯罪影响,最终达到罪罚均衡。

轻罪时代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相关问题探究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进入刑法领域规制已取得初步的完善,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定罪构成要件把握不当、缓刑适用难和量刑标准不明确导致量刑不均衡等问题,阻碍该罪现代化治理进程。实现本罪的现代化治理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该罪的犯罪类型,准确把握构罪要件;细化量刑标准,提高缓刑适用率;以相对不起诉为支点探索出罪路径,保障社会关系修复。同时,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作为本罪治理的配套措施,在面临犯罪结构转变的轻罪时代,推动刑事法治水平迈向更新的一个高度。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司法适用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入刑已逾10年,但依然呈高发态势的现象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深刻思考。毫无疑问醉驾入刑对于醉驾起到了很好的遏制效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起诉标准不一、证据规则单一以及社会治理等司法适用难题。因此需要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单一化入罪标准向多元化入罪标准转化,附前提之相对不起诉,设置反证制度,增设前科消灭制度,同时与公检法等机关密切配合共同为醉驾在法治的轨道上形成多维综合性治理模式,对现实存在的困境逐一分析并得到有效解决方案,这样才能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提出完善的优化路径。

以危险程度判断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影响因素研究

自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入刑以来,入罪群体增加及量刑恣意性问题均指向更加合理准确的定罪量刑考量。通过论述以醉驾犯罪这一抽象危险犯危险程度的大小、有无这一变量为轴连接抽象危险行为与结果、规范与法益,将对本罪的定性与刑的量化关系研究提供可能。同时在该罪法益保护结构所体现的“二元+冲突”本质需求中引入危险程度判断,拉近抽象法益与具体法益的距离,将抽象法益的边际向具体法益周延,使风险预防与自由保障形成合理比例,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从而证实依靠危险程度使该罪定罪量刑更精准更合理的司法可能。

新型危险驾驶罪的理解与适用

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以及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以危险驾驶罪论处。"双超"和"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型危险驾驶行为入刑具有正当性。对于"双超"型危险驾驶罪,行为人从事的必须是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且严重超员或超速。至于校车和客运车辆是否具有营运资格,驾驶人员是否具有驾驶资格不影响本罪的认定。对于"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型危险驾驶罪,必须存在违规运输行为,并且危及公共安全。其中,危及公共安全是划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是判断违规运输行为是否具有抽象危险的参考依据。

危险驾驶罪研析与思考

危险驾驶罪设立的初衷,在于弥补法律的滞后性,更好地维护公共交通安全,保护民生。然而,由于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甚至与一般的交通违法行为之间有密切关系,因而有必要在探寻其立法原意的基础上,解读危险驾驶罪的规范内涵,进而合理界定相似罪名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在醉驾是否一律入罪的问题上,不能仅从字面意思简单理解,而应该结合立法原意和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来理性地予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