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新一轮默契的成立──论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

今年是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在一百年前的短命的百日维新中，维新派虽极力攻击已经延续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的毛病，但并未提出废止科举的要求，只要求废止八投而已。这是为什么？比起其他维新措施来，废止八股似乎只是鸡毛蒜皮的事，然则西太后政变以后，就立即明令恢复八股，显然视之为大事要事。又过了七年，清廷却下谕彻底废弃整个科举制度。这个根本的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要而言之，可以认为科举制度的存在不但只是官方统治的需要，而且也是官绅双方维持社会稳定和自身利益的共同要求。因此废除科举并不是朝廷一纸命令可以顺当解决的，而要经过双方的默契才能行之有效，清末的废科举与兴学堂的实现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

停废科举之后——张之洞对新学制中旧学教育的筹划

新式学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一面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一面仍坚持“旧学不可弃”。朝野对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比重,构建一个远胜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癸卯学制旧学色彩浓厚应在这样的背景中理解。张之洞此举多被时人及后之研究者视为“守旧”,实则起到以退为进的务实效果,清末教育改革由此获得重大推进。不过,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张之洞仍秉承着其自戊戌以降“以简约方式保存旧学”的思路,坚持学堂教育要以西学为重。考察相关史事,可以管窥当时学堂与科举的复杂勾连,进而全面认识清季的教育制度转型。

废科举、兴学堂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

废科举、兴学堂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应星由于土绅在帝制中国的后期具有特殊的社会重要性，所以，从士绅在近代的蜕变来探究近代社会的变迁便素为学界所重视。无论是费孝通、萧公权等人的经典士绅研究还是孔飞力、周锡瑞等人的地方精英研究都是这一思路下的成果。但这些研...

科举停废与徽州近代学堂的兴起

科举制的存在被一些人视为是近代学堂兴起的一大障碍,两者之间的矛盾随着近代学堂的兴起不断激化直至科举制的最终废除才得以终结。科举制的废除对徽州当时的士子、官绅群体产生了诸多影响,同时这些群体也在近代学堂的兴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学堂的兴起繁荣对徽州近代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同时其背后也隐藏着诸多不足。

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兼彰“存古”之义:清季豫、湘、赣三省因应科举停废的办学努力

1905年晚清中央政府谕令立停科举,但暂时保留优拔贡考试和举贡保送考职。此后河南、湖南、江西等省皆有因应上述政令"兼彰存古之义"的办学努力,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后来保存国粹学堂的兴办进程。过去对此研究相当不足。重建上述办学努力的相关史实,可从一个与科举停废直接相关的视角,增进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了解。而对科举停废后若干办学方案的比照研究,或可推进对清季"学堂办法"与"书院考课"区别的认知。

科举制废除利弊之再思考

科举制在晚清废除是其自身弊端和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加速了中国教育近代化以及中国新兴知识分子的形成,而且究科举精髓被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借鉴,甚至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举制有相似性。此外,科举废除所产生的诸如社会秩序的动荡、传统知识人对国家向心力的丧失,等等。所以,科举废除是利是弊,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评价。

对清末进士出身的探讨——以科举制废除后(1905.9.2-1912.2.12)为例

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颁诏废除存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作为科举制主要内容的进士出身,是否也随科举制一同消逝了呢?对于这一问题,本文将进行粗浅的探讨。

论废科举与社会现代化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件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的《时报》曾满怀希望地指出:“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薄薄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前贤学人也有过许多精辟的论断予以评说,但或失之偏颇,或语焉不详,笔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角度,考察废科举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系统地论述废科举所产生的社会冲击与社会震荡,从而将这一事件纳入社会变迁的轨迹,确定其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清季捐纳、科举停废与保举走向

清朝在捐纳、科举停废之后,朝野上下曾有一并限制乃至取消另外的保举途径,防止其影响兴学堂、清仕途的主要目标的声音,但终因保举在各个阶段所具有的取才与激励的特殊功能而事与愿违。在清季新旧铨选制度转折过程中,清朝没有借助捐纳、科举停废等机会解决相关问题,以保举为主的旧的铨选制度无法一并取消,造成铨选制度新旧杂糅的局面一直无法改变。体现了清季新旧铨选制度转折过程的复杂性,预示着清朝无法在旧有的铨选制度体系解决保举问题,需要借助于此后引入西方与日本的文官考试、任用制度的新的外部动力。

袁世凯与科举制的废止

中国以科举取士,渊源于隋、唐、屡经数更,延至明、清、已濒衰颓,有识之士皆诟病之。近代以来,无数学子为“废科举、兴学堂”奔走呼嚎、宵旰焦虑尽百年,最终在清末新政的紧罗密鼓中,千夫所指的科举制不疾而死。科举制之废除,时直隶总督袁世凯出了力,世人或少闻,属此文以飨之。

百年回望——写在科举考试制度废止100周年之际

时至今日,在提到科举制度时,很多人仍然片面地痛斥其腐朽,而每年高考结束后,众多媒体便抢着追捧那些所谓的“高考状元”,这足以令人深思。因此,冷静客观地评价科举制度,纠正对科举制度的片面印象,对其积极方面继承和参考,对其消极影响继续批判和防范,认真地借鉴其成功的经验,深刻地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应当成为纪念科举制度废止100周年时的态度。

晚清时期科举宾兴的变迁

宾兴是清代地方社会捐资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公益组织及专项经费。晚清时期,为应对时代变局与救亡图存,清廷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若干改革,以选拔出匡时济世之人才。作为清代科举制度的伴生物,宾兴也因国内外时局变化而发生由缓趋急的变迁。在废科举前,南北各省宾兴首先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事的冲击。有些宾兴损毁严重,被迫停顿解散;也有些因参与或承担地方公共事务,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机构。战后,宾兴得到较快恢复与发展,但也因日久弊生而遭诘责,晚清义赈兴起后遂出现移宾兴助赈之议。自维新运动改书院为学堂,宾兴逐渐移作他用,被提充学堂经费或购买书籍等。停废科举后,宾兴发生了急剧而显著的变迁,或改设新式学堂学校,或改为津贴、奖学金继续资助学生,或为学务公所、劝学会或教育会等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团体接管,或被挪用侵吞,最终彻底消亡。晚清科举宾兴的变迁及其多舛命运,折射出近代中国复杂的时局变动与地方社会权势的转移。

论“废科兴学”以后私塾存在的原因——兼谈“私塾”对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启示

私塾,亦称教馆、座馆、家塾、或义学、义塾。是中国旧时私人开办的学校,为“私学”的一种,在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到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建国之前这段时期,这些义塾又发展为“村塾”(蒙馆、蒙学)、“祠学”(族学),还有“专业书塾”。本文所论,主要是指具有初等教育性质的“村塾”以及“祠塾”、“家塾”。

多重视域下管窥“后科举时代”的近代乡村社会——近二十年来研究述评与取向省思

在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清廷于1905年废除了实施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这一举措无疑令人瞩目。清廷原本希冀引鉴近代西方教育模式,以新式学堂取代科举制度,未能顾及背后制度化、社会结构关联,这对基层农村的影响尤为明显。这一制度的终结不单使得个人行为模式、思维观念发生巨大转向,更使得中国基层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重组与调试。本文拟借助清末停废科举一案,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思考学术视野拓宽与研究取向变化的可能性。复次,在进行研究视域转变的同时,对今后近代乡村社会的研究提出几点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将该研究精细化、多元化,依然值得更多学界同仁努力与探索。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另一类解读——《朱峙三日记(1893—1919)》阅读札记

在维新运动的改革浪潮中入塾读书,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走出学堂,朱峙三的求学经历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大变革相始终。作为一名普通的读书人,朱峙三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塾生活悄然变化的亲身经历,对科举制度废止前后在世人心目中地位沉沦的切身感受,对近代学校制度建立之初新旧杂糅、中西并陈现状的独特体验,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教育大变革,深深地牵动着每个读书人的切身利益,对绝大多数普通读书人而言,对待这场变革的态度归根到底是由个人的利害得失所制约的。这段历史留给后人回味的,既有先知先觉者的呐喊和壮烈行动、有王朝没落前的种种自救举措,更有千百万士子的心态变化和社会风尚的转移变迁。对于后者,我们的研究和认识还远远不够。

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

晚清浙江省瑞安县士人林骏的日记记录了一个普通地方士子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观察与活动,表明科举之废、学堂之兴在晚清地方尚可展现为"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这种水到渠成与其在较长时段内引发的"深远"震荡不可混为一谈,却也并不矛盾。某些地方士子对科举由原初的"热心"到后来视停废为理所当然,对学堂由希望转为失望,这一看似前后抵牾的表现或可以从他们对旧制与旧学的不同态度中找到某种一以贯之的答案。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

我国的传统教育到20世纪初年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废科举、兴办学堂了。这是我国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关键性步骤。而“新政”的推行,为科举制的废除、学堂的兴起创造了机会。清政府利用政权的力量,促成了中国教育制度的巨大变革,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这是它始料不及的。

废科举后制约新学堂发展的原因探析

中国近代新式学堂是伴随着近代化的大潮逐渐兴起的。由于它与传统的科举教育在教学内容、方法、目的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所以发展一直步履维艰。然而，在1905年当科举制度带着挽救清王朝摇摇欲坠统治的遗憾走完它的历程后．新式学堂的发展并没有象大家想象的那样蓬勃发展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清末废科举后科举经费体系的转型

在清代,官方存有一套直接服务于各级科举考试与官学生员的科举经费体系。科举制度废除后,科举经费体系并未随废科举而消亡,各种科举经费转用于新式教育。虽然各级官府的各项旧有科举经费的用途与收支方式发生变化,但其固有来源大致未改,一系列名目亦存续至清亡。在其实际的转型过程中,清廷、各省、府厅州县乃至城乡士绅关于各种科举经费的提留划分多有争议与竞合。通过学部与各省关于各项科举经费的提留划分,基本厘定中央与省(含所属府州县)教育经费的界限,结果是内销—外销的科举经费体系被整合进新的中央—地方教育财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