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解与重构:东汉“多次即位礼”的文本考察

东汉即位礼的即位地点(正殿)与殡所(两楹之间)取自《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即位之处(西阶之上)与流程则取自《尚书·顾命》,属于“柩前即位”。《白虎通·爵》记载了两种“三次即位礼”,它们一并发挥着神圣化东汉即位礼中的“柩前即位”属性之意识形态作用。两种“三次即位礼”拼合痕迹明显,并且存在错位,明显有汉儒强行拼合诸经进行制作的痕迹。《后汉书·安帝纪》即位礼中邓太后《诏书》与《策命》皆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虽《诏书》为一时政治环境的特殊产物,但《策命》中的部分内容应为一代通制。《策命》之制作时间“殡日”因新君身份(“太子”/“非太子”)不同而变化,并不足以支撑“二次即位”说。

两汉柩前即位礼考——基于“天子副玺”说的考察

大、小夏侯《尚书·顾命》中有“天子副玺”之说,此说以汉朝的柩前即位礼与皇帝玺、天子玺相对之制为参考,结合宣帝末年改变治国方针的现状,形成于宣帝甘露三年(前51)左右。西汉武帝朝始行柩前即位礼,文、景两帝即位于宗庙,并不是二次即位。两汉柩前即位礼的相同之处:两汉的柩前即位礼流程基本相同,新君所受之玺皆为皇帝信玺、皇帝行玺(成帝后或增皇帝之玺),礼毕后玺皆保管于宫内殿中。不同之处:东汉柩前即位礼增添了斩蛇剑、随侯珠等天子权力的象征物,凸显了光武帝“中兴”之君的形象与东汉王朝的“中兴”属性。

汉唐中国的“神剑-王权”叙事及其对日韩越的影响

“神剑-王权”叙事是汉唐中国经过长期政治实践摸索出的旨在神化皇权、树立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从汉高祖斩蛇之“神剑开国”叙事的确立,到中古时期有关神剑与王权关联叙事的演生,再到天师剑等宗教要素之加注,“神剑-王权”叙事日益凝固并渐趋扩散。日本“记纪神话”中的草剑及天皇即位仪式中的镜、剑玺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的三个天符印与若干神剑踪影,越南黎朝太祖黎利得剑、印从而“顺天”起兵的相关记述,无不浸透着汉唐“神剑-王权”叙事的影响痕迹。神剑的文化记忆与环游轨迹,不仅映现出古代东亚地区专制王权的内在特征,也展示了汉字文化圈内权势升降转移的一个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