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即器明道”的易学观

从王弼的《周易注》到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周易》义理体系的形上建构基本完成。《周易》义理体系的形成,一方面为儒家伦理奠定了终极性的根基;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空言性命的学术流弊。清初以来,理学式微而实学兴起,义理易学逐渐成为人们反省宋学空疏学风的直接对象。章学诚认为,《周易》是"先王之政典",是形下之器,而非空言性命的"载道之书",而义理易学"离器言道"的理路背离了《周易》的政典属性,因而必须予以批判。章学诚尽管没有像惠栋等人那样完全转向对《周易》经传文字方面的考证,但他"即器明道"的易学观,无疑在理论上呼应了乾嘉学派的考据学风。

章学诚《易教》篇与六艺一体论——兼论易学与章学诚的学术精神

章学诚的学术精神有两点特别突出: 一是贯通,二是经世致用。章学诚以《周易》的贯通精神来总论文史,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所以六经皆史,亦即六经皆礼; 文由史出,故六经皆文; 易象包六艺,故六经皆象。"一阴一阳之谓道",六经皆器,皆为道之用。道不离器,器随历史而变,道也是不断完善的。即器以明道,六经显现的是古代先王之道,应当贯通一体来认识,方可得古代道术之全; 而后世欲明治道,也要本此贯通精神来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方为史学明道经世之学术目的与精神之所在。

经史辩证,持世救偏——章学诚经史观新论

经史关系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问题,贯穿于周秦以来的历史发展全过程。面对清代中叶经学训诂学之迅速兴起,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论,以重建经史关系之视角,力图对周秦以来儒生所持“六经载道之书”的历史成规进行纠偏,进而为“史”正名,同时给予“经”应有之地位。章学诚之经史观,核心即六经皆史之经史观,周孔之分之圣人观,即器明道之方法论,学于众人之知行观。章学诚看似尊史抑经,实则为尊经前提下纳史入经,经史并重。由此,经立基于制度实践之史,史则随时撰述提升为经。信仰基于正史,历史亦有经训,历史提升为一种历史哲学,历史化为了信仰。

章学诚的文质观

'经世致用'是章学诚文质观的特色。其基本方面是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重视著述内容上的独创性,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同时又不忽视文章本身的审美作用。这种全面而辩证的文质观,在考据成风的乾嘉时代显得十分突出和可贵。

试论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生于公元一七三八年(清乾隆三年),卒于公元一八○一年(清嘉庆六年)。自幼爱好史学,“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章学诚遗书·家书六》)后师事内阁学士朱筠,得以博览众籍,交接学者名流。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戴震、钱大昕、邵晋涵、洪亮吉等,相与交接论学。清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此后毕生从事著述和讲学,著作甚丰。主要著作有《文史通义》和《校仇通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