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体到仁体——熊十力哲学及其与宋明理学的交汇

熊十力在20世纪上半叶建构近代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有突出的原创性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熊氏建构了颇具中国哲学特色的本体论,认为与西洋哲学割裂本体和现象的二元致思趋向不同,中国哲学的本体既非超脱于万物之上的“独存”亦非潜藏于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了“由体显用”“即用显体”的体用不二论。熊氏由此反对西洋哲学或佛教有宗的本体论所导致的“二重世界”或“二重本体”的理论弊端,显明中国哲学本体即“全体”、全体即“大用”的理论特色,构成其哲学的主要标识和理论贡献。熊氏在20世纪40年代更提出“仁体”说,揭示了仁体具有“生生之仁”和“一体之仁”这两项宋明理学“仁论”的基本义,使得熊氏哲学既有不同于西哲或佛学的创新性,又与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传统存在思想交汇点。熊氏继而将仁体论拓展至儒家经学乃至外王学领域,提出了“经学即仁学”的儒学观及“以仁为统”的政治观,揭示了仁学在社会政治学领域的应有理论意义。总体看,熊氏哲学作为近代“心学”的典型形态,对于接续儒学在近代中国的“一线之绪”以重建中国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熊十力体用哲学的展开及其取向

熊十力在其"新唯识论"思考中,将对真实存在的探求展开为"破相显性"、"即用显体"与"作用见性"三个逻辑环节,从而将传统体用哲学展开为一个过程。在此基础上,熊氏对于主体、实体与现象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有益的阐释。但他最终却走向了"摄用归体"的歧途,乖离了现实而突出单纯的超越性绝对实体。

欧阳竟无“体用简别”思想下的涅槃义辨正

欧阳竟无以"体用简别"思想为依,认为无住涅槃是用,无余涅槃是体。在"即用显体"思想下,重在以无住涅槃彰显大乘佛教的特质。在"即体摄用"思想下,则重在以无余涅槃含摄无住涅槃。在"即体求体"思想下,无住涅槃的地位被不断贬落,无余涅槃则成为唯一宗趣。如果以经典为据,可知欧阳竟无所理解的涅槃义,不仅违背了唯识学教理,也不是受般若中观学或涅槃学影响而有,而是他出于一己之见的理论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