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般若“即色义”的内涵及相关问题

魏晋佛学名家支遁提出的般若“即色义”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但因为直接史料的匮乏,其含义一直众说纷纭。全面分析支遁的存世文献,发现般若“即色义”具有三层含义:色由于因缘无常、不能自有,有事用却是空(“色即为空”);色毕竟有事用,并非断灭虚空(“色复异空”);证悟般若要求以“凝神”状态打破“色”“心”二执,既超脱于色的事用,也不执迷于般若本身。“即色义”中色、心二分的思维结构不仅构成了支遁诠释“逍遥新义”的理论基础,还深刻地影响了其弟子郗超的般若空观。支遁“即色义”已然十分接近僧肇的般若中观理论,“色即为空”便意味着“缘起性空”,但“色复异空”不同于“缘起假有”,只是强调了色的事用。

支遁在魏晋玄学与般若学交融中的学术史意义

在魏晋玄学与般若学相互交涉和激扬的思想背景中,在与名士公卿交游清谈的学术环境下,具有名僧与名士双重特征的支遁在般若学上立即色义,在庄学上创逍遥义,在魏晋学术发展史进程中表现出过渡性的特征并成为关键性的一环。支遁即色义的理论水平介于僧肇不真空论和道安本无义之间,在玄学的影响下部分的掌握了般若学的原理;其逍遥义则是在般若学的影响下对庄学的理解,既不同于原来意义上庄子逍遥游,又不同于向、郭"援道入儒"所创建的具有儒学底色的庄子注中的逍遥义。支遁二重性的精神人格和知识结构使其成为在学术界引领时代潮流的旗帜。

从对逍遥义的阐释看支道林对向郭独化论的超越

逍遥义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时期对逍遥义的探讨风行不衰,向秀、郭象的独化义理尤为出众,而支道林,作为一名释者,引佛学入玄学,针对向郭理论提出"物物而不物于物"的逍遥新义。他对向郭逍遥论的超越,和他的"即色是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论支遁

本文抄撮史料，寻比按证，重新探讨了支遁的即色义、逍遥论以及名士风度问题。指出：即色义的理论基础并非因心起色，而是因缘起色；逍遥论作为“新理”超越向秀、郭象，乃在于增加了玄学理论内部的张力；而名士风度，则实为大乘教理实践的必然结果。

论支遁清谈——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支遁在《世说新语》中出现近五十次,是东晋名僧与名士交游的典型。支遁清谈形式多样,内容深刻。支遁在清谈中谈著结合,先后立逍遥义与即色义,又融合为《即色游玄论》,实质是以佛解庄。王羲之、王坦之、殷浩等名士各擅道、儒、玄,与支遁有长期论战。支遁清谈的目标是会三归一,促使学理佛教走入士族社会。

东晋玄佛合流背景下支道林的哲学思想

支道林是东晋时期玄佛合流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拥有着名士和名僧的双重身份。作为名士,他在庄学领域独到地阐发了逍遥义;作为名僧,他在般若学领域创立了即色义。无论是逍遥义还是即色义,都带有郭象玄学的明显痕迹,同时又呈现了超越郭象玄学的一面。玄佛合流是中国佛学摆脱玄学而最终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必经阶段。

支遁般若思想发微

支遁般若思想包涵般若空智与即色空。《大小品对比要钞序》论及般若智的"无"不同于道家玄学之有无相对的"无",而是超越有无相对而自成其无的"无"。般若空智是超越一切世俗智的最高智慧,是证道成佛断灭死生的要津,契证般若智的至人之心寂然不动而感通众生。考察吉藏的相关论述,对比支遁即色义文献与僧肇《不真空论》对于即色宗的批评,可以判定僧肇所破之即色宗非支遁即色义。支遁即色义有三层逻辑严密的意涵:为即色空提出原因、根据,严格确定即色空是何种意义上的空,即色空区分于断灭空和恶趣空。支遁先于僧肇解入般若空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