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般若“即色义”的内涵及相关问题

魏晋佛学名家支遁提出的般若“即色义”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但因为直接史料的匮乏,其含义一直众说纷纭。全面分析支遁的存世文献,发现般若“即色义”具有三层含义:色由于因缘无常、不能自有,有事用却是空(“色即为空”);色毕竟有事用,并非断灭虚空(“色复异空”);证悟般若要求以“凝神”状态打破“色”“心”二执,既超脱于色的事用,也不执迷于般若本身。“即色义”中色、心二分的思维结构不仅构成了支遁诠释“逍遥新义”的理论基础,还深刻地影响了其弟子郗超的般若空观。支遁“即色义”已然十分接近僧肇的般若中观理论,“色即为空”便意味着“缘起性空”,但“色复异空”不同于“缘起假有”,只是强调了色的事用。

“即色游玄”对谢灵运山水审美之影响

在支遁"即色游玄"的般若空观和"模山范水"的诗歌创作影响下,谢灵运形成了"融合玄释,模写山水"的山水审美观;开创了"以山水通于理道"的创作模式;形成了独特的景、情、理交融的艺术个性。通过山水之游,诗人暂时将身心从世俗中解脱,在"即色游玄"的思想引导下,进入一种自由无待的审美状态,在静观物色之美中更深刻地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即色与逍遥——支道林哲学思想初探

“即色论”的本质是不灭假色。在支遁看来 :“色不自色 ,虽色而空” ,缘来即来 ,缘去即灭 ,但另一方面“色复异空”、“非色灭空” ,色相又是客观存在的 ,只要因缘不曾散去 ,它们的存在就不是空寂。“物物而不物于物”是支遁“新逍遥学说”最基本的原则 ,这一原则完全是以“即色论”思想为基础的 :“虽色而空” ,故“不物于物” ;“色复异空” ,故又需“物物”(以物为物 )。东晋孙绰云 :“居官无官官之事 ,处事无事事之心。”“居官”、“处事”是官官、事事 ,也即“物物”的表现 ,“无官官之事”、“无事事之心”是不官于官、不事于事 ,也即“不物于物”的表现。支遁的“新逍遥学说”对当时士人的影响之大 。

支遁“即色论”般若思想解析

支遁法师是东晋时期著名高僧,是中国佛教史上＂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之一,创立了＂即色宗＂,主张＂色即是空＂的思想。不仅对当时般若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来般若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虽然般若学思想后来受罗什法师、僧肇大师、吉藏大师等人的影响,对早期＂六家七宗＂的般若学有所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支遁、道安的般若学思想对般若学在中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尤其是支遁的＂即色论＂思想非常接近于僧肇、吉藏等人的＂般若性空＂思想,这对后来般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就支遁当时的社会地位、＂即色论＂思想特点、＂即色论＂对当时般若学传播以及后来般若学发展的影响进行解析和论述,以说明支遁＂即色论＂般若学的价值意义。

对本无宗、即色宗、心无宗三家旧般若学派理论的再认识

"本无"、"即色"、"心无"是我国早期般若学中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流派.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僧肇《不真空论》中有关对此三家批判的内容.僧肇是东晋初的佛学大师、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杰出弟子.在我国佛教史上,僧肇被公认为是得印度大乘空宗学精髓的般若学大家.由于早期般若学理论所留下的资料不多,而僧肇对此三家的批评又相当的中肯和概括,所以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般若学理论介绍、分析,(除现代一部分理论工作者采取一种教条的方法,进行不着边际的"批判"外.)大多没有超出僧肇建构的理论框架.他们所进行的,无非是以传统的理论思维模式,使用一种较传统的哲学语言,对僧肇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一些具体的解释和展开罢了.今天。

支遁“即色”思想的哲学省察

支遁造《即色论》,“六家七宗”之“即色宗”因此而得名。《即色论》固言“色即为空,色复异空”,然自僧和僧肇即怀疑此说之不究竟,僧尝讥其“迁而乖本”“偏而不即”,僧肇更判其“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惟隋代嘉祥吉藏却为之翻案,并许即色宗为般若学,由是引发历代之对净,至今仍余波荡漾。支遁从未明言缘起之说,且支遁之借道家“本无”以立“宗本”,此则误以“本住”为尚而有违“性空”之佛理,故其理当归属格义之林。支遁成也玄学、败也玄学,但支遁于弘法传道之伟业上毕竟功不可没,至乎能于玄学、般若间证得共法之交会,亦非泛泛所能及,故支遁诚不失为一代之高僧与名士。

支遁“理中之谈”及其诗学意义

支遁首次以"理中之谈"作为辨析名理的审美标准,并贯穿于文学创作中,对东晋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理中之谈"既产生于"即色游玄"的缘色证空的审美过程,又以"玄感不为"的审美心理为存在条件。从诗学发展上说,支遁融合玄释,将抽象之理引进诗歌创作之中,标志着东晋玄言诗的发展转向;圆融玄释、色空、二谛于山林物色的描写之中,追求色境与法境的统一,又标志着"山水佛教"的诞生,影响了山水审美意识的自觉和山水文学的勃兴。在审美范畴上,"理中之谈"与"象外之谈"、"神趣"说,构成了纵向的历史联系,既显现了东晋佛教美学的嬗变趋向,也显现了东晋以降诗学的嬗变趋向。

“六家七宗”新论

通过文献解读与学理分析可以发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六家七宗”中只有被僧肇批评的“本无宗”、“即色宗”、“心无宗”三宗才属于受玄学影响的早期般若学派 ,而“识含宗”、“幻化宗”、“缘会宗”三宗则属于受小乘佛教思想影响的思想流派。

论支遁

本文抄撮史料，寻比按证，重新探讨了支遁的即色义、逍遥论以及名士风度问题。指出：即色义的理论基础并非因心起色，而是因缘起色；逍遥论作为“新理”超越向秀、郭象，乃在于增加了玄学理论内部的张力；而名士风度，则实为大乘教理实践的必然结果。

支遁在魏晋玄学与般若学交融中的学术史意义

在魏晋玄学与般若学相互交涉和激扬的思想背景中,在与名士公卿交游清谈的学术环境下,具有名僧与名士双重特征的支遁在般若学上立即色义,在庄学上创逍遥义,在魏晋学术发展史进程中表现出过渡性的特征并成为关键性的一环。支遁即色义的理论水平介于僧肇不真空论和道安本无义之间,在玄学的影响下部分的掌握了般若学的原理;其逍遥义则是在般若学的影响下对庄学的理解,既不同于原来意义上庄子逍遥游,又不同于向、郭"援道入儒"所创建的具有儒学底色的庄子注中的逍遥义。支遁二重性的精神人格和知识结构使其成为在学术界引领时代潮流的旗帜。

论支遁清谈——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支遁在《世说新语》中出现近五十次,是东晋名僧与名士交游的典型。支遁清谈形式多样,内容深刻。支遁在清谈中谈著结合,先后立逍遥义与即色义,又融合为《即色游玄论》,实质是以佛解庄。王羲之、王坦之、殷浩等名士各擅道、儒、玄,与支遁有长期论战。支遁清谈的目标是会三归一,促使学理佛教走入士族社会。

从《世说新语》看支遁清谈

《世说新语》是晋人清谈总汇,所载东晋名僧支遁出现次数最多。支遁是东晋名僧与名士交游的典型。与之交游的名士有谢安、王羲之、孙绰、王坦之等,思想复杂。名僧有竺法深、于法开等,学说各异。支遁的清谈活动,在庄学上立逍遥义,在般若学上创即色论,一方面使玄学佛学化,另一方面促进了般若学的争鸣、佛学的中国化。

谢灵运与宗炳——围绕《画山水序》

一、六朝时期山水诗登上了文坛,山水自然作为描写主体开始进入诗歌创作,于是中国诗史画出现了一个新时期,自然观方面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风貌。那么。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演变逻辑

佛教进入中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为沉浸在儒、道思想中的魏晋思想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道路。人是历史的人,中国哲学如今的现状,很大的原因应归结为佛教的传入。即色派理论作为佛教初入中国时最为接近佛教原始理念,其发展可以说承接了玄学和之后禅宗,因此从即色派的理念可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发展作一个大致的叙述。

从对逍遥义的阐释看支道林对向郭独化论的超越

逍遥义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时期对逍遥义的探讨风行不衰,向秀、郭象的独化义理尤为出众,而支道林,作为一名释者,引佛学入玄学,针对向郭理论提出"物物而不物于物"的逍遥新义。他对向郭逍遥论的超越,和他的"即色是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寻求逍遥：庄周郭象支遁合论

寻求逍遥：庄周郭象支遁合论刘德春基于对超越生命困顿的渴望，中国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逍遥的理想。对这一理想的追求，首倡于庄子，继之以魏晋名士，完成于佛家禅师。庄周、郭象和支遁逍遥义的承接和发展，则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对这一环节的探究，能够揭示出...

东晋玄佛合流背景下支道林的哲学思想

支道林是东晋时期玄佛合流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拥有着名士和名僧的双重身份。作为名士,他在庄学领域独到地阐发了逍遥义;作为名僧,他在般若学领域创立了即色义。无论是逍遥义还是即色义,都带有郭象玄学的明显痕迹,同时又呈现了超越郭象玄学的一面。玄佛合流是中国佛学摆脱玄学而最终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必经阶段。

魏晋佛学三大流派之判教

在魏晋时玄佛合流的大潮中所形成的三大佛学派别“本无宗”、“心无宗”和“即色宗”,由开始的借老庄和玄学来“格义”到逐渐摆脱玄学影响而更多地吸收印度佛学因素,接力棒式地走过了一个“由玄入佛”的过程。其中,支遁的“即色宗”作为最后一站,容纳了道安“本无宗”的观点,但去掉了从老庄接过来的“生”之比喻,将“无”理解为“空”;继而又把“心无宗”(连同它的各支脉)也当作自身的一个环节,但并不把“幻化”、“梦觉”和“缘会”等等看作仅仅是消极的东西,而是看作进入“本无”境界的必要的环节。这就完成了对所有六家七宗的综合和总结,在这一逻辑进程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和作用,最终则是建立起了一个层次丰富、解释合理、内容全面的大乘空宗学说。但其中仍然不够通透之处在于,在对“色”的理解上仍然是外在地为它找根据,而没有从自否定的眼光把它自身理解为“不自色”的根据,受到僧肇的批评。

论支遁即色思想与其诗歌创作的背反

东晋名僧支遁在其《即色论·妙观章》及《逍遥义》中展示了他对于大乘般若中观双遣显中思想的高妙解悟,提出了"色即为空,色复异空"的非一非异之论。但在其诗歌创作中,却显示出了色、空两边的断灭之态,其抽象说理方式树立概念名相而非荡相遣执,有偏执真如而捐弃色法之嫌。本文讨论支遁思与诗中所出现的背反,并试图敷演此种背反所产生的原因。

立象尽意与即色游玄——谈谈中国书法的基本原理

『通感』『立象尽意』『前见』『即色游玄』四个概念可以大致构建出一个中国书法基本原理的理论框架,书法的意图意义(即『意』)、文本意义、解释意义(即『玄』)及其相互关系是其重要支撑。通感的构建过程导致『意』与『玄』的相互生发。『伯牙鼓琴』『伯牙移情』『雍门鼓琴』『食辨劳薪』等故事蕴含的思想理念有助于理解书法。系统性思维的整体把握、事实逻辑与审美逻辑的区分与统一是理解中国书法的重要法则,合理附会的前提是『真』,核心则是作品背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