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周王册命方国卿士之制初探

西周时期周王通过册命大中小诸侯方国主要卿士的方式,以达到控制诸侯方国特别军事力量的目的。这一现象,不仅在礼书文献中有所记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也得到有力证明。这一制度在春秋早期得以沿袭,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周王地位的下降和诸侯权力地位的上升,变为诸侯自己册命所有卿士,事后向周王报告。从现有的金文和文献资料来看,从西周到春秋中期,诸侯大国被周王册命且掌管军队的卿士应有两个,中小诸侯方国也有一到两个卿士获周王册命。然而,到了春秋晚期,诸侯的几位卿士都不再接受周天子册命,甚至也不再向周天子申报,这表明,周王册命诸侯方国主要卿士的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

由“卿士”源流说《厚父》的性质及周人的经典重建

“卿士”一词源于卜辞的“鄉事”,本义为“服事”。从卜辞及晚商金文看,商代晚期散文化的“鄉事”与职官化的成词“卿事(士)”并用,犹是过渡阶段。清华简《厚父》说夏初事却用到职官化的成词“卿事(士)”,只能是后人追记,故《厚父》绝不可能是《夏书》。为加强统治,周灭商后周人有意识地或借夏人后裔之口、或直接述说夏史以进行《夏书》的经典重建。这种经典重建本质上与文献学上的“依托”近同,虽不是当时人写当时事,但其绝对年代也并不晚。正因为《夏书》是“重建”的经典,故其典范性上远逊《周书》,这也是《夏书》较多亡佚的原因。

春秋卿士辞令与战国策士辞令异同论

春秋时期尊礼重义,战争频繁,外交激烈,内乱迭起,这种社会现状导致了卿士辞令的产生。卿士辞令对后世辞令特别是对战国策士辞令发生了重要影响。策士辞令不仅继承了卿士辞令,而且有创造性的发展。卿士辞令与策士辞令有许多共同点,同时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从总体上看,前者一般讲的是礼义,后者一般讲的是利害;前者多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充满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后者多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前者含蓄典雅,后者直白流畅。春秋时期天下尚处于统一状态,各诸侯国仍然维护周礼,崇尚德义,注重聘享;战国时期则处于分裂状态,捐弃礼义,国异政教,相互兼并。两种社会形态的不同决定了两种辞令的不同特色。

令方彝断代论

令方彝是一件著名的西周青铜器,1929年在河南洛阳马坡出土,同出器物还有令方尊、令鼎等。令方彝、令方尊和令鼎都有长篇铭文,其中令方彝和令方尊同铭。由于令方彝系联了一批青铜器,且内容重要,一经刊布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罗振玉、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等学者都先后撰文讨论,但对铭文的理解和铜器的断代结论却相差甚远。罗振玉以铭文中出现的＂成周＂及＂康宫＂字样,推断令方彝为成康以后物。

原典精神与近代化运动

有一種解釋中國近代化進程的理論叫做“衝擊——反應”論,認為中國社會本是一個封閉自足體系,只是受到西方衝擊以後,方被動反應,勉强走上近代化歷程,西方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影響是中國近代化的唯一動力。

说六卿

在西周王朝官制结构中,三公之下设有六卿;六卿源于"六政","六政"则本损益殷商旧制;《周礼》六卿分职"六政",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从厉王后期开始,出现了卿士执政的现象,即六卿之一成为西周王朝的执政者。西周卿士的含义,在时间前后上存在广、狭两义的变化,反映了三公地位逐渐下降,卿士地位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

试论西周王朝公卿问题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关于西周存在三公九卿的说法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西周王朝官僚体制中并不存在这种整齐划一的三公九卿的制度,其当为后人附会之说。而在西周时期,"公"和"卿"二者的涵义并不等同,"公"用作王朝执政卿士或德高望重的王朝长老的尊称,"卿"非官职,其代表位次,王卿泛称为"伯","公"与"伯"在一定程度上可相通称,但称"公"往往是为了突出其身份地位的尊贵,是仍不出尊称的范畴的。

论卿事寮、太史寮

卿事僚、太史僚两词见于金文,与西周官制关系甚大,近年许多研究古代制度的著作都加讨论,意见不一。这两词曾见于著录较早的番生簋、毛公鼎,但深入计论实始于令方彝发现之后。大家知道,令方彝是一九二九年在洛阳马坡出土的,有一方尊同铭,内容有重要价值,一出现便引起学术界重视,热烈讨论,迄今不衰。这种情形,在金文研究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试论东迁以后的周王朝

平王东迁洛邑以后,虽然周王朝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它仍是天下诸侯的共主,对社会发挥着不小的影响。然而,许多论著却对此有所疏忽,仿佛随着宗周的覆灭,周王朝也就寿终正寝,剩下的只是请侯争霸与大国称雄了。因此。

《宫之奇谏假道》总图解

晋候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亲以宠偪,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论《洪范》篇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纲领

《尚书》除晋人伪造部分外,其余篇目均可作为研究古代史料的依据。《周书·洪范》尤富史料价值。据本篇《书序》对照《史记》的《宋微子世家》、《殷本纪》等书,武王养老尊贤,“释箕子之囚”,载他回国,向他问政,箕子即以“洪范飞畴”告诉武王。“九畴”总括了商代奴隶主国家哲学、道德、官职、天文历法、君主专制、施政手段、宗教卜筮、气候征象、法律赏罚等九个方面的“彝伦攸叙”,堪称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纲领,而以王权和神权、即政教结合为其中心。本文拟将全篇归结为阴阳五行、自然科学、君主专制、施政手段、设官分职、王权神授、道德规范、天人相感,卜筮决疑等九个方面试加论述,以就教于高明。

郑庄齐桓宋襄的霸政

春秋时期,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无力控制诸侯;任何一个强大的诸侯一时又难以全数吞并诸国。因此,诸侯只能做全国范围的霸主,不断兼并其邻近的弱小国家。霸主就是诸侯之长。他们可以利用霸主的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向弱小国家勒索贡赋,战时发号施令,令弱小国供给军队和给养。在这场争夺天下霸主的角逐中,首先登场的是郑国。

秦汉郡县制浅析

秦汉是我国郡县制国家全面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在中国这片广大的区域内建立起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大一统国家,源于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全面分析其形成和确立过程,对于理解中国特色政治和行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高中语文注释辨正三则

一、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采,遘疫死,皆不应重罚。(高二册《狱中杂记》)其中“同官”,课本注释为;“县名,在现在陕西省铜川市一带。”将“同官”作如是解,我们认为很值得商榷。首先,从文章的语言环境看,“同官”当释为“同僚”。《狱中杂记》作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的代表作之一。

中学校应建立班主任工作档案

国家教委1988年8月20日颁发并于当年9月1日施行的《中学班主任工作的暂行规定》第六章第十五条明文规定,“学校建立班主任工作档案,作为考核晋级、评定职务、评选先进的重要依据。”据了解,目前建立或准备建立班主任工作档案的中学校并不多。因此,必须强化档案意识,尽快建立班主任工作档案,把《暂行规定》落在实处。一、提高认以,把建立班主任工作档案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家——单穆公

单穆公,春秋末年人,生卒年不详。周景王、敬王时的卿士,名旗。单穆公即单靖公之曾孙。他继承先君,做了周王朝卿士。也保持了祖上淳美家风。政声远颂,周景王二十一(公元前五二四)年。景王将废轻币,改铸大钱,他向周景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子母相权

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货币流通理论。公元前524年周景王要铸大钱,卿士单祺(史称单穆公)反对说:“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拯救民,民患轻,则作为重币以到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币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国语＊周语》)这就是单祺的“子母相权”货币理论。

试论郑庄公

郑庄公(公元前757年——前701年)姓姬名寤生,河南新郑人。郑庄公是郑国第三代国君。庄公之父郑武公,名掘突,是郑国第二代国君。庄公的祖父郑桓公,名友,是西周厉王之少子,周宣王之庶弟。桓公姬友,起初是周王朝的司徒,因为几次同外族入侵者作战有功,被周王朝封作郑桓公,都棫林,即今之陕西华县的西北一带。从此,郑国就作为诸侯国之一,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桓公作了郑国第一任国君,同时郑桓公仍作周王朝卿士,即朝廷执政官,总掌西周大权。公元前八世纪,周与西戎入侵者作战。

关于《左传》中“於”和“于”的用别

《左传》是先秦历史文学中的一部名作,它在我史学、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杰出地位。学术界对于《左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及实词等方面的文章很多,我通过学习对《左传》中虚词的“於”和“于”的用法,作点简单的归纳,以就教于老师和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