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婴奔齐”事件解析——兼论晋国赵氏早期的族权、卿权之争

"赵婴奔齐"是春秋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目前学界关于此事的研究成果甚少,有者亦仅在论著中偶有提及,未有专文论述,尚待深入探讨。稽之史籍,赵氏自赵衰始即明显地分为两支:一为赵盾支,赵盾生赵朔,赵朔生赵武;二为赵同、赵括、赵婴支。赵氏两分支产生伊始,旋即围绕着族权与卿权纷争不已,后暂形成宗族权力归属同、括,赵盾一支专享卿权的平衡格局。然在赵盾支重要成员赵朔死后,其子赵武年龄幼小不堪其任,空缺之卿位推测由赵婴继袭,这恰是"赵婴奔齐"及尔后"孟姬之馋"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最深层次原因所在。

从栾盈之乱看春秋中期晋国君权、卿权之争

晋国在平阴之役战胜齐国后,其国际形势较为明朗,但随后即发生了栾盈之乱。实际上,栾盈之乱并非其一人所为,而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包括栾氏与赵氏、范氏结怨,栾祁谗言,齐国在背后插手以及晋国公室的剿杀,促成了这次栾盈的反叛,直至最后被灭族。这次栾盈之乱也折射出,春秋中期晋国的卿权与卿权之争逐渐进入到白热化阶段,而且采邑主依然是公室很大的威胁。

浅议虢季氏家族青铜器兼论西周晚期卿权

虢季氏家族是西周政治局势中占有重要的角色,尤其在西周晚期的虢季氏家族先后出现了虢宣公、虢文公等王朝卿士,他们在西周王朝统治格局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然而此时王权仍能驾驭卿权,周王还是占据主导地位,卿权在虢氏家族中交替。

论春秋时期鲁国的政治道路

周初分封制奠定了诸侯国制度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也导致了诸侯国政治道路的差异。鲁国作为周初分封的一种类型,其后发展与其他诸侯国不同,由于鲁国初封时在制度设置上体现了亲亲、礼乐的特殊性,使鲁国走上了独特的政治道路,即由“政在公室”到“政在三桓”。制度设置影响了鲁国的命运,其被挡在战国七雄的门槛之外,是历史的必然。

春秋霸政:合法性、合目的性和书写策略

郑庄公利用王朝卿士的身份,私自"以王命讨不庭",其滥用卿权会盟征伐是春秋霸政的起点。其后的霸主因无法获得卿位,只能通过周王临时授予会盟征伐之权,求得霸政的合法性。史官出于维护礼制的需要,夸大了霸主尊王攘夷、尊礼守信的意义,有意无意忽视了霸主争权夺利的本质。史官为从霸政中寻求历史意义,将"礼"的主体由周王改变为霸主,并相应地改变"礼"的内涵,形成如下书写策略:强调霸主的动机和人格,将霸主的行为放在政治伦理层面进行评价,以规避传统礼制;构建明君贤臣的政治模式,强调选贤任能、基于共同政治理念、相互信任的君臣关系;创新礼仪规范,将救患、分灾、讨罪当作诸侯的责任,并赋予争霸战争以"义"的性质;以言辞和评论确认霸政合礼。为此,史官多方虚饰,使得春秋霸政亦真亦假、充满了戏剧性。

春秋时期郑国氏族流变考

春秋时期,围绕君权与卿权的互动,同、异姓氏族间的博弈,郑国氏族的流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郑武、庄时期,郑国的氏族形态只是一氏一族,一世即亡,殆至文、穆时期,延及数世的大家族逐渐形成;郑悼、成时期,同、异姓氏族博弈,殆至僖、简公时期,异姓氏族消亡,同姓氏族膨胀,七穆世卿制形成;郑简、定公时期,七穆氏族繁荣发展,势力达到了顶峰,殆至献、共时期,印、丰、国、游四氏相继衰落,罕、驷两族共享了郑国政治。郑国政治与其氏族密切相关,其氏族的流变推动和影响着郑国政治的基本走向。

春秋晋国先氏之兴废

先氏一族在春秋晋国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晋国六卿之一辅佐晋文公、晋襄公建立并持续了霸业,经历了卿族的兴盛、中衰、再度崛起、被灭族。先氏的兴废反映、见证了晋国君权和卿权变化的过程。

子南劲取卫考

子南劲取卫是战国时期卫国历史的一件大事,此后卫国的卿族子南氏正式取代卫国大宗成为卫侯。子南劲即卫成侯,他取代卫声公成为卫国实际的君主,在其在位的第十六年正式被梁惠王册命为卫侯。子南劲取卫属于春秋战国时期最后一批卿大夫取代国君的事例,标志着卿权上升为新君权过程的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