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村:一个历史制度论的阐释

20世纪50年代末,一大批麻风村在“大跃进”影响之下作为一种特殊建制的村落出现在各地,成为全面收容隔离麻风病人的中坚。麻风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病人在家治疗要比在麻风村集体隔离治疗更为合理,那么为何前者反被后者取代,本文基于历史制度论学说对这个问题展开解释。

中国台湾国民年金为何走向小整合体系？--一个历史制度论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政治体制的转型以及民主化的开展,台湾地区社会政策迅速地扩张。其中,两个重要的社会立法即是1995年实施的《全民健康保险》和2008年实施的《国民年金保险》。前者建立了普及式健康保险制度;后者建立了分立式的年金保险体系。为何在民主化之后,台湾地区的国民年金体系并没有朝向普及式的年金体系整合,而是采取了所谓的小整合模式?研究利用历史制度主义概念,指出由于受到制度的历史遗绪以及选举制度的影响,原本依照职业类别分立的年金体系,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国民年金保险体系的分立结构。20世纪90年代之后,民进党在特定的选举制度下,能够有效地利用年金议题在选举中争取台湾农民的政治支持;但是此政治策略却使得既有的年金体系更加分化,并且制造了新的政策既得利益者,限制了政策决策者在国民年金体系中的制度选择,因而使得国民年金体系逐渐地走向小整合模式。

英国职教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变革的内在逻辑与动力因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职教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是我国职业教育顺利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制度。从历史制度主义考察英国近30年来职教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形成和变革,经历了基于扩大教育参与的初创阶段、基于提高职教标准的转型阶段以及对接产业发展战略的新发展阶段,这一发展历程既体现出制度变迁对学术资格考试的路径依赖,也体现了渐进转型的过程,最终摆脱对学术资格考试的依附,形成独立的技术资格考试招生制度。对驱动变革因素考察表明:经济利益驱动与文化认同是主要的结构性动力;制度的自我学习与强化是内生性动力;政府、雇主和高校的利益博弈是推进政策演变的行动性动力。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度的发展脉络与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党内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期、曲折发展期、恢复发展期、全面发展期的百年求索之路。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是宏观环境、政治变量、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从严治党的政策理念等政治变量推动着党内问责制度的完善,关键节点决定了党内问责制度的走向,路径依赖使得党内问责制度不断强化。总体而言,党内问责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体系化、法治化的鲜明特征,展现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以抓住“关键少数”为指引、以全覆盖监督为途径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援疆政策的历史演变——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教育援疆政策是实现中央治疆方略和推进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检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援疆政策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教育援疆政策的演变脉络大体分为探索期、发展期、蓬勃期三大阶段;政策嬗变路径呈现从“依赖——突破”的特征;在动力机制上,政策自我学习机制、外界经验的示范效应、多元行动者的博弈的动力机制推动教育援疆政策的延续与改革。展望未来,教育援疆政策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教育援疆政策体系;体现价值多元,优化教育援疆的政策导向;协同共治,形成教育援疆的政策新合力。

当代中国规划体制的演进逻辑、结构要素与制度优势——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

规划体制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当代中国规划体制主要经历了初创探索、稳定调整、转型发展和深化改革四次重大体制变迁,实现了从计划管理体制向规划治理体制的转型。规划体制的发展变迁受到国家宏观制度背景、关键历史节点和路径依赖的深刻影响,其体制演进动力在于国家治理范式下的行为主体、政策观念和权力结构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规划体制的结构要素具有“一体两翼,双轮驱动”的特性。应该通过不断加强“一体”层面的政党领导体制建设,充分调动国家与社会“两翼”积极性,统筹推进市场配置与政府治理“双轮”驱动,规划体制能够有效破解国家规模治理难题,推动国家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持续推进中国强国家建设。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英国现代学徒制变迁:历程、逻辑与启示

现代学徒制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现代学徒制不断改革,逐渐发展成熟。英国现代学徒制的改革经验和发展历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梳理分析发现,英国现代学徒制经历了政府开始干预职业培训的奠基阶段,勾勒内外部发展制度图景的肇始阶段,规范化发展与雇主主导的推进阶段和范式转型与内涵提升的革新阶段。其制度变迁逻辑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文化偏好与观念转变等深层结构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政府的价值权衡和雇主的利益选择产生的路径依赖制约着制度变迁;场域内相关利益主体博弈与角逐、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张力,以及外部环境压力和学习示范效应等动力机制推动着制度变迁。面向未来,在中国的现代学徒制发展过程中,为增强适应性,应指向制造强国建设,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提升耦合性,应厘清不同行动者利益诉求,加强相关主体协同;为保证发展性,应明晰多重动力逻辑驱动机制,实现制度供需匹配,形成现代学徒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迈向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呈现制度本体变迁与持续探索共同富裕的双重特征,先后经历了萌芽冻结期、复苏重启期、发展巩固期、深化改革期、创新完善期等五个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由制度匹配下宏观制度的预设所决定,由政治驱动下价值理念的更新所推动,由利益博弈中行动主体的反馈所优化,体现多重变迁动力。纵观改革历程,关键节点下的渐进调适逻辑推动收入分配制度动态调整,路径依赖下的自我强化机制使收入分配制度得以持续巩固。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坚持渐进改革下的节点创新,构建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以合力推进共同富裕。

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历史、困境与出路——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经历了初创探索、政策确认、深化发展、跨越式发展四个阶段。教师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集权管理到分权尝试,从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转变,教师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付出了高昂的构建和固定成本。受原有制度自我强化的学习效应影响,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阻力增大;受合作效应影响产生的教师教育利益集团,阻碍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进程;受适应性预期影响,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因此,教师教育改革必须坚持师范院校为主、综合大学参与的基本立场,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政策支持要做到深化细化,加大教师教育经费投入,建立健全高校评价体制。

我国高技能人才评价政策的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高技能人才与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一并被列入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之中,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核心,而高技能人才评价政策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我国高技能人才评价政策经历了从模仿借鉴、调整完善到构建中国特色的多元化技能评价体系的历程,政府在政策变迁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政策变迁受经济体制、政治结构及文化观念等深层结构因素影响,变迁动力主要来自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以及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变迁过程呈现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整体构建国家高技能人才评价制度体系,重构高技能人才评价质量观,优化基于职业院校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实现政策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变迁逻辑与未来展望——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是党和国家为发掘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所制定的一系列措施和方案的总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经历了试点探索、理性反思、巩固发展三个阶段。经济发展需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价值观演变等构成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变迁的深层结构,政策变迁在核心理念和学科范围上呈现路径依赖特性,政府、高校、社会三者的互动构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展望未来,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需通过观照宏观制度情境、明晰路径依赖规律、加强关涉主体协同以及完善人才成长机制等来增强政策适应能力、激发政策优势潜能、促进政策系统整合、确保政策效能提升,以此全面提升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乡村精英变迁历程、逻辑与展望——兼论乡村振兴中乡村精英主体的发展变化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积极引导乡村精英投身乡村振兴,是人才得以回归的重要途径。研究传统社会中乡村精英的变迁历程,对回答当今社会“谁来治村”“怎样治村”的问题可以提供历史镜鉴。通过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对乡村精英治村的变迁历程进行分析,将乡村精英主体的变迁历程划分为传统时期、混战时期、集体化时期、后集体化时期以及新时代五个阶段,揭示不同时期乡村精英与制度的关系,可以对“谁来振兴乡村”提供一种制度自信。

新中国成立以来师德师风治理的演进逻辑与实践路向: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师德师风治理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师德师风治理经历了以政治认同为导向的师德师风治理初肇成型阶段、以德法并重为导向的师德师风治理健全完善阶段和以立德树人为导向的师德师风治理系统推进阶段。研究发现,教育改革与知识生产所构成的深层结构、立德树人与德法共治形成的路径依赖、职业认同与尊师重教所构成的动力机制等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了我国师德师风治理的演进逻辑。而全面深化师德师风治理,应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旨归,遵循建立教师全方位发展支持服务机制、建设师德师风治理共同体、健全师德师风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践路向,提升育人实效。

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我国技工教育演进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技工教育的变迁历经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新世纪时期四个阶段。从结构观来看,宏观的制度背景、相关政治变量及制度与行为互动等因素深刻影响着技工教育的变迁;从历史观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技工教育的变迁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和关键节点。未来,在制度推动技工教育发展的同时,应重视主体人的价值,在制度与主体双向互动的前提下,促进制度变革与创新,进而推动技工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我国信息素养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

信息素养教育政策的制定事关我国信息化、现代化人才培育工作,对其政策发展过程进行整体把握,有利于未来信息素养教育政策的完善与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信息素养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探索期、初步形成期、全面发展期与深化创新期四个阶段。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归纳其政策变迁类型,并识别其中制度、利益、理念三种变量对信息素养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力作用。由此得出,我国信息素养教育政策在变迁过程中不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引发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实际上是社会主体受教育权的一次深化机会。

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变迁:脉络、逻辑与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政策是引导和调控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的变迁历程,其经历了明确方向的破冰阶段、走向法治的规范阶段、完善监管的转型阶段和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在社会结构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呈现出渐进式的政策变迁特征,在协调效应和改革成本两方面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产业转型升级、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个人价值诉求是促进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变迁的外部推手和内源动力。未来,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应当优化政策设计,突出彰显政策变迁的新时代因素;强化路径创新,出台专门指导政策,完善质量保障体系;细化政策内容,明晰政策表达,具化政策话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经历了三次变化,以维护发展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教育形成期、以推动综合安全为内容的国家安全教育奠基期、以突出实践特点为导向的国家安全教育完善期。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价值取向、制度背景、利益选择等深层结构是其变迁过程中的主导要素;党自身国家安全教育理念的转变、政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是其变迁过程中的动力来源;权利失衡与国家安全教育的边缘化等路径依赖效应是其变迁过程阻滞的原因。在未来政策的续接中,应当明晰责任边界,形成部门联动;发挥制度优势,突出渐进性政策特点;扩大行动者数量,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模式。

环境、市场与观念: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中国高校广告实践教育的动力研究(1983-2023)

自1983年厦门大学传播系开办中国高等院校首个广告专业以来,中国高校广告教育历经了40年的变革与发展。作为应用型学科,广告实践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变迁与社会环境、市场制度和教育者观念等密不可分。本文视广告学科的实践教育为制度,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将高校广告实践教育40年划分为四个时期,从环境、市场与观念等角度总结不同时期实践教育的发展路径及动力体系,分析未来广告实践教育的可能趋势。

中国社会政策的历史演进和路径依赖——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社会政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升民生福祉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社会政策依据重要历史节点划分为渐进发展、渐进转型和渐进融合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呈现出单一性、交替性和融合性特点。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社会政策演进产生以上特点的原因。研究发现,福利供给制度中的自我锁定效应、外部效应、协调效应推动了中国社会政策变迁。而以上变迁是利益选择、效率公平转化以及社会政策系统内部制度体系和外部制度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

新中国普通高中教育功能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功能的政策变迁,认为在扎实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新背景下,我国普通高中教育功能的政策发展要把握好新的历史关键节点,推动普通高中育人方式的转变,突破原有路径依赖,回归育人本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