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创作中身体伦理的叙事呈现与重释现代性的历史化书写

如果说，1950～1970年代乃至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叙事体现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意义共同体的强烈布局欲望的话，那么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多元化语境的形成，文学开始逐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更加关注人本身的生存状态。因此，以身体伦理的叙事话语来呈现国家欲望与个体生存之间的复杂缠绕，重新阐释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就成为以莫言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学的基本叙述主题和重要叙事策略。莫言作品中对政治的“去蔽”与对身体的高昂实质是一种身体对政治的“身体置换术”，是对既往文学以政治指代身体的“政治置挟术”思维的反拨，是一种重释现代性的历史化书写焦虑。这种身体伦理的叙事呈现与重释现代性的历史化书写，常通过对作品人物形象生命本能力量的强化叙述、“旁观”与“后设”叙事视角下多重表意空间的建构，以及“由喜向悲”与“由圆而缺”叙事走向下的文化反思等来实现。

历史的记忆化书写——《刽子手之歌》创伤叙事研究

诺曼·梅勒的非虚构小说《刽子手之歌》以客观超然的笔触,真实记录了美国犹他州死刑犯加里·吉尔摩的人生历程和犯罪受审经过。本文通过分析作品中历史的记忆化书写,透过历史场景、细节脉络和创伤记忆反观个体创伤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揭示流淌在小说情节中的创伤本原,探讨创伤叙事呈现生存之原本状态与创伤之未知面貌的技巧问题,及其引导读者透视自我、整理记忆、反思当下的价值作用。

论《白鹿原》的生命化历史书写

陈忠实的《白鹿原》成功地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历史书写呈现出一种“生命化”的特征。所谓“生命化历史书写”,即作家在解读、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融入日常人性的生命体验。这种书写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强调作家以生命体验来感知历史,表达其个性化的历史观;二是在塑造人物时充分予以人性的理解与关怀,注重对人性的描绘。“生命化历史书写”是作家对历史进行独特处理的一次尝试,体现了人性在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复归,具有很强的启示性意义。

班宇小说与“80后”文学创作“去历史化”的背后

作为备受关注的“铁西三剑客”成员之一的班宇,其小说创作在对东北工业体制衰败的叙写中,通过对个体人物生存与命运悲剧的聚焦及叙事技巧、艺术风格的个人化处理和“后先锋性”表现,进行一种重构东北文化想象的实验,同时回归日常生活叙事,将历史作为一种思考的方式而不是容器的创作观念,呼应了“80后”作家特有的文学历史观,在“去历史化”表达的背后是这一代作家试图建立与历史对话的新方式的努力。这不仅回应了主流批评界对其历史虚无主义的质疑,也缓解了自身“历史匮乏”的主体性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