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与历史和解——法德模式与中日模式探究

法德合作是战后世界双边关系中成功实现历史和解的典范。由于国情不同以及地缘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中日两国的历史和解道路无法像法德一样顺利实现,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但法德和解模式与中日和解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两大基本条件,即国力的平衡与地区合作架构的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正在为中日之间的历史和解建立一个良好的地区性平台,而根本的思想支撑则在于求同存异,共同编撰面向下一代教育的历史教科书。

中日“历史问题”的过程性结构与“历史和解”可能的原理

随着强征劳工受害诉讼案在韩国进入实质性司法阶段,东亚地区清算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责任运动到了决定性转折期。中韩同是受日本帝国主义伤害过的国家,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中日关系更饱受“历史问题”周期性发作之苦,中国对日外交似乎也到了考虑设置解决“历史问题”议程的重要关头。通过研究邦交正常化过程和“历史问题”发展史可知,《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的“反省”修辞遮蔽了谈判时对侵略加害历史做出口头谢罪的事实,“密约构造”导致日本侵略战争责任的暧昧化并演变为中日间围绕“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等的“历史问题”冲突。日本的有识之士在当时就曾提出战后处理的若干原则,或可为继续战后处理、实现中日“历史和解”提供启示。

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影响

美日"历史和解"经历了长期渐进过程,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这一进程以长期同盟关系下双方民意和解为主要基础,以强化美日同盟为主要现实动因。美日双方共同推进了没有道歉的"历史和解"。各自保守势力的反对以及美日"不道义的平等性",是双方不能相互"道歉"的主要根源。"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为日本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并将进一步削弱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赖以存续的历史认识和价值观基础。美日"历史和解"还有利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国际统一战线打开一个关键缺口,削弱对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国际制约力量。

二战后日韩历史和解程度解析

日韩两国的邦交正常化谈判历时长达14年。两国建交以后,历史问题亦是日韩双边关系波动的一大诱因。根据唐世平对两个国家和平与和解程度衡量的四个基本标准,即共同的(历史)叙事、加害国是否否认过去的罪行、加害国是否对过去罪行忏悔(道歉和补偿)以及受害国是否宽恕(加害国),对日本与韩国的"和解"程度进行分析和考察后可以发现,日本与韩国的"和解"仍然处于非常脆弱的、不稳固的"浅和解"状态。虽然日韩在历史问题(尤其是"慰安妇"问题)上一直存在政府层面的对话和民间团体的交流,但是两国很难达成一劳永逸的和解协议。日韩两国需要正视历史和解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共同探寻促进历史和解的方案。

“慰安妇”问题与东亚地区的“历史和解”——透视朴裕河《帝国的慰安妇》一书之论争

在《帝国的慰安妇》一书中,朴裕河打造出新的朝鲜“慰安妇”群像:她们既是被害者,又与日军士兵保持着“同志”关系,是“帝国”统治体系中具有“爱国志向”的对日“协力者”。此外,朴裕河挑战“慰安妇”历史叙事之中被视为不容置疑的公共记忆,全力解构朝鲜“慰安妇”=“纯洁少女”的叙事框架,进而批判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朴裕河试图超越“帝国”和冷战的负面遗产,摸索东亚地区“历史和解”的可能性,但在这种貌似客观公正的背后,时时浮现出其与日本右翼思想的精神连带,从而在“慰安妇”问题上引发了更为激烈的论争,这既折射出其理论整合性的严重缺失,也削弱了东亚地区“历史和解”的基础。

关于中日历史和解的思考——以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为分析框架

中日两国虽然在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于1978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是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解。战争责任、历史认识伴随着领土争端等现实性问题一直影响着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国家间要实现成功的历史和解,加害国和受害国双方都有必要关注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从政治学的视角对中日历史和解进行剖析,可以看出:日本要在战争责任以及历史认识的问题上有明确且深刻的反省,才有可能得到中国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宽容;同时,中日两国应该在坚持条约精神、原则共识的基础上,正确认知和解读双方的历史认识,在涉及侵略战争等历史记忆的问题上探讨共同记忆的可能性,才具备中日历史和解的前提条件。

关于中日历史和解的思考--以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为分析框架

1972年9月中日顺利实现邦交正常化,并于1978年10月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此后的中日关系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黄金时代”。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两国关系又陷入了“周期性恶化”的困境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战后处理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了中日关系的周期性恶化,也是中日两国历史和解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中日“历史问题”的过程性结构与“历史和解”可能的原理

随着强征劳工受害诉讼案在韩国进入实质性司法阶段,东亚地区清算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责任运动到了决定性转折期。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也饱受“历史问题”反复发作之苦,为了思考“历史和解”的外交议程,有必要追溯中日“历史问题”的起源,提出基于实证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范式。

历史问题的和解:构想与实践——以安倍政府对韩政策为例

日本与东亚各国间的历史问题是东亚地区国家间合作的重要障碍,而日韩历史问题争端是其重要代表,其影响逐渐从政治、历史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转移。安倍晋三作为保守主义政治家,始终致力于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在其执政期间所实施的推动历史问题和解的政策,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安倍政府为解决日韩历史问题,分别采取了“金元外交”、国际司法解决、共同历史研究以及搁置争议等方式,但均因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笔者认为,要想促进历史问题的和解,需要重点在和解时机、和解主体以及和解过程等方面努力,其中政府接受历史事实、承认历史责任是必要基础,做好历史问题的事实性、政策性研究是重要条件,发挥媒体、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作用是重要补充。历史问题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实现历史问题和解最有效的路径是在历史进程中通过历史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解决。

性别叙事与历史记忆的建构——以高满堂的年代剧作品为例

重述历史是新世纪重要的文化症候,影视剧既参与了这种建构、重述历史记忆的过程,同时也是这一文化症候的表象。在编剧高满堂的一些重要年代戏作品中,特别是在那些性别色彩鲜明的段落中,在作品人物谱系背后,有着相通的书写规则和叙事模式,不同类型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叙事功能,实践着不同的表述策略。当情节被结构为相似的性别场景时,它就负载了某种历史意识与文化逻辑,中心/边缘、胜利/失败、自我/他者的二元结构寄宿在大众文化的性别叙事中,作为一种新的暴力因素,它转移、遮没了历史的狰狞与创痛。

东北亚和解中的美国角色

2010年8月6日，美国驻日大使罗斯受邀参加广岛原子弹爆炸和平悼念仪式，这也是二战后美国首次参加悼念仪式：，美国的这次参与暗示着美国总统或许将史无前例地访问广岛。鉴于美国一直在亚洲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总统若访问广岛，不仅将弥合美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隔阂，而且还会对东北亚的历电和解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果美国总统广岛之行确能成功，那么在历史和解的连锁反应出现端倪后，日本领导人就应当到亚洲各国仿效，内阁首相应当到中国南京向1937年的屠杀暴行中的遇难者哀悼。

“慰安妇”问题与韩日关系:协议、争议与影响

韩日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及其后续争议,对塑造两国关系的新近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争议的根本原因在于协议内容与所称效力间的落差,即未就双方既有法律争议和史实争议取得本质进展,却宣称问题已获"最终和不可逆的解决"。在演变机制上,争议先在两国国内围绕本国得失、协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协议的有效性问题各自展开,尤以韩国批评者的集体行动为主要推动力;朴槿惠弹劾案后,争议以釜山少女像事件为转折点,升级为外交层面的国际法之争,两国围绕协议有效性和局限性各执一词。未来协议难免走向名存实亡,两国的历史和解因本轮争议更添复杂性。

面对灾难,诗人何为,诗歌何为

从灾难∕诗人、灾难∕诗歌两个角度入手可以发现:现代诗人在灾难面前热情参与或刻意回避的背后,折射出知识分子与历史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同时,灾难诗歌只有在艺术上坚守"真"与"情",才可能发挥诗歌在灾难中的独特功能。

安倍政府的“慰安妇”问题认识与日韩关系的困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以来,在"慰安妇"问题上拒绝承担法律责任,试图否认有关史实。2015年12月,日本和韩国通过外长会谈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确认该问题得到"最终和不可逆的解决"。虽然日本政府表面上取得了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但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韩国新政府主张不能接受"日韩‘慰安妇’问题协议",使得韩日关系再次陷入困境。"慰安妇"问题将成为长期阻碍韩日历史问题和解的一枚"定时炸弹"。

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与中国的对应

安倍试图努力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修改宪法以适应作为政治大国的需要、“修补”对华关系以改善亚洲外交的意向以及他顽固的历史观和其外交现实的矛盾。中日双方应该本着向前看的态度,从战略大局出发,互相理解,互相让步,共同发展。

21世纪中日侵权行为法的诸课题——以中国的法制定为契机

进行中日侵权行为法的比较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课题,因为侵权行为法在中日两国都是极富争议的法学领域,而这种争议性集中体现在侵权责任法的目的论以及侵权损害赔偿方式上。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的实例来进行中日两国侵权行为法的比较研究: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责任、公害与环境问题、灾害问题以及战后补偿问题。本文认为,在21世纪侵权行为法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1)在许多公共侵权案件中,法和政策之间存在交叉作用的关系;(2)侵权法的新近发展,例如,经济性侵权、网络侵权、性骚扰、儿童虐待以及一些发生在家庭和学校中的所谓密室侵权等;(3)侵权案件所造成的对于个人人格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并不同于普通的身体伤害。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环境侵权法的发展。其次,在交通事故处理的案件中,有关在传统的侵权法领域之外建立综合救济体系的讨论已经开始展开,但是还有必要将这一救济体系应用在有关于自然灾害的处理过程中去,如最近频发的震灾救济和水灾救济等。而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讨论建立一整套更加广泛的公共救济机制。再次,东亚邻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在环保等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在对公共资源(诸如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的保护与管理中,这些环保领域的合作有助于防止"温室效应"的进一步恶化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利用。最后,关于战后补偿问题,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之后遗留下的有关战后补偿问题的讨论仍显不足。重新审视战后补偿问题中存在的法律与道德性责任,重新考虑战后补偿问题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救济方式这些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这关系到如何防止两国人民之间仇恨心理的延续,关系到如何寻求受害人内心的宽恕,更关系到如何寻求两国之间历史性的和解。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抚顺进行的对日本战犯的效果显著的"认罪"实践,为学术界在此问题的研究上提供了宝贵借鉴。

历史创伤与文化失忆症——从《归来》等反思当前国产电影的文化功能

电影《归来》试图用家庭内部的和解来处理历史的创伤,这种暴露创伤与文化和解的故事也成为近些年以现当代史为主题的国产电影的重要命题,并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弥合个人与家庭的创伤,以《集结号》(2007年)、《唐山大地震》(2010年)为例;二是把现代中国的灾难书写为"民国"的国殇,以《南京!南京!》(2009年)、《金陵十三钗》(2012年)、《一九四二》(2013年)为例;三是完成历史的去历史化,以《山楂树之恋》(2010年)、《归来》(2014年)为例。随着中国崛起和国家转型,这些电影充当着回收、整编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化意识形态功能。

关于落实“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

历史问题是改善中日关系的长期性障碍。安倍首相来华访问后,中日双方决定“年内启动中日学术界共同历史研究”。笔者认为,应将中日共同研究历史与改善教科书相结合,才能真正落实两国共同研究历史的活动。但二者的结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艰巨性与快捷性并存,困难与机遇同在。克服艰巨性、抓住快捷性的关键在于,为中日共同研究历史活动制订双向改善教科书原则,即通过共同研究改善中日两国的教科书。此活动具有促进战争受害国与战争加害国之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积极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德国的经验--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二战结束后,德国寻求与欧洲国家进行历史和解,尝试与法国等西欧国家以及波兰等东欧国家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努力,在和解道路上取得了进步。将二战后德国修订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政治框架和条件与1945年后的东亚局势放在一起比较,尽管东亚在过去20年间也出现了一系列就中学教科书开展合作的倡议,为何迄今仍没有出现与西欧相似的发展趋势?值得探讨。

《神秘的河流》与澳大利亚“历史战争”

《神秘的河流》是凯特·格伦维尔2000年后回归澳洲殖民史题材的主要成果。小说通过挖掘白人与澳洲土著的“初次接触”来引导读者思考导致殖民暴力的种种复杂因素。小说家对历史材料的处理方式和在“土著再现”问题上的立场,使该作品成为该国文化生活中影响深远的“历史战争”的焦点文本。围绕其展开的论战从不同角度增加了澳大利亚集体文化记忆的广度和深度。这些论战表面上是“挪用”历史题材的小说家和试图维护历史学科纯洁性的历史学家之间争夺历史阐释权的斗争,实则是该国延续几十年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新领域的发展和延伸。部分历史学家受到主流的新右翼思想的影响,试图在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占据主要席位,从而恢复往日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力。处于风口浪尖的格伦维尔并未就此退缩,其积极应对的姿态鼓舞了其他致力于挖掘澳大利亚历史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