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马克思最早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火花”

戴维·麦克莱伦认为,弗·梅林的《马克思传》中,少年马克思的头脑中就已经闪现着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火花”,是错误的。从少年马克思成长过程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中学教育环境以及个人因素等方面,可以看出少年马克思受到德国和法国启蒙思想,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朴素的唯物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产生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火花”是合乎情理的。戴维·麦克莱伦的判断是错误的。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表达与时代呈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它为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和精髓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立场,彰显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性、实践性、系统性要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社会发展观、社会矛盾观、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智慧,形塑了文化价值、文化发展、文化动力、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核。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思维方法,处理好文化的主体性与创新性、规律性与主动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聚焦城市的“照着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研究

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靠近,还是资本主义都市化实践的现实研究氛围潜移默化的结果,而《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则是他从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之后诸多文本中深入研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的成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转换节点。特别是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细读中,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找到关于城市的专题性研究,但他真的经历了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洗礼。列斐伏尔应该是第一次学会了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打开现实和概念。这是列斐伏尔思想中一次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折。虽然他仍然保留着人本主义话语的外饰,但那种从价值悬设出发的人学批判话语已经彻底失去了主人话语的地位。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在逻辑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把握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表达,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本质规定、重要根基、关键环节、价值旨向、根本依托、未来发展,形成了逻辑严密、自洽而内求的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社会形态运动规律为历史限定,在破除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中厚植中华文明底色,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的新时代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对人民历史主体性的深刻认知,习近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阐释其内在逻辑的个体结构,呈现其内蕴的丰富意涵,既有助于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更有助于站在世界历史维度,着力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指引。

历史与天命之间:历史唯物主义与儒家历史思想论衡

历史唯物主义与儒家在历史观上具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人类学转向。儒家的历史本体形成于中国上古时期历史与天命之间的分离与统一。而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原则的最终确立则经历了西方历史神学思想的漫长孕育,以及马克思对这种作为宗教意识的历史意识的颠倒。历史的首要地位最终才得以脱胎出来。儒家在历史与天命分离之际对天命的二重化理解,由此所带来的对超越之天的悬隔,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自然”概念的祛除是一致的。双方在各自排除了“超越之天”和“救赎历史”之后,也就不约而同地确立了在代际传递的历史人类学。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精准把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基础上,把文化的精神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置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凸显了“以文化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坚持人民立场,把尊重和保障人民文化权益作为文化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源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思想体系;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底蕴,强调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原则基础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要求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做出了独创性贡献。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自然地理环境的时代解读

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对自然地理环境的误读是产生环境危机的根源所在。历史唯物主义把自然地理环境和人结合到一起解读,指明了人和自然地理环境的辩证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自然地理环境进行了全新解读,认为人和自然地理环境是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必须构建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尺度,也是推动人实现自由解放的强大助力。

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贡献及研究启示

当今学界普遍认为,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解释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的必然性。1843年马克思所著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是探究唯物史观起源问题的关键,其中丰富的人类历史研究痕迹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对人类文明发展相关问题的长期关注,也使我们得以完整地窥见唯物史观的雏形--“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在MEGA2《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原始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曾以三个梯队的考察内容将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基本思想层层加以推进。他运用了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研究中常用的历史考察法和交叉笔记法进行考察,最终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哲学路径。总之,《克罗茨纳赫笔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起源的重要窗口,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脉络。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底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破解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形成和发展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具有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底蕴。该思想从人民主体论、社会矛盾论、社会动力论、社会革命论、社会意识论、社会结构论和共同体思想7大方面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以中国内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当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进一步深入研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从整体性、系统性上把握这一科学思想的精髓要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科学的思想引领与行动指南。

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开端、阶级本质和意识形态规律。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就是要以之为指导来认识和表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发展历史:现实的个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开端,这个开端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由此展开的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各种关系中,对于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登场,具有最终决定性作用的是一定社会时代的物质利益关系,正是围绕这个根本利益进行的生产和分配引起了阶级分化、孕育了阶级思想、导致并激化了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行动中被构建和确立起来,尽管这个过程不乏个人寻求委身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渴望和发展愿望,但只要社会制度还采取阶级统治的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始终遵循意识形态生成运行的一般规律。

青年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遵循——评唐正东《青年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近年来,学界对恩格斯相关重要文本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国内外学者在恩格斯哲学的地位与作用的解读上仍存在较大分歧,相对于持续聚焦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而言,对恩格斯哲学的研究仍有很多理论问题尚待深化。

恩格斯住宅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阐释与发展

恩格斯住宅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城市空间维度的延拓与发展。恩格斯早期就曾关注城市工人居住状况,后期专门针对当时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移带来的住宅问题,结合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分析进行了深度剖析,对资产阶级改良派停留于现实层面寻求解决方案进行了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其根本原因,揭示资本逻辑制造了城乡对立与城市住宅短缺。这是对唯物史观从社会历史的时间向空间向度的阐释延拓,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逻辑在多重维度上的解释力,提升了唯物史观的空间开放性。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命政治思想研究

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以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人的生命权益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对造成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生命权益普遍被剥夺、异化并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进行了深刻批判和否定,进一步阐释了劳动解放促进生命解放、实现生命正义的科学路径,形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命政治思想。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深入研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命政治思想不仅是同西方生命政治思想展开深入对话的需要,而且是建立“当代作者”与“当年马克思”的对话关系,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性,系统总结、理论提升中国生命政治实践经验,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

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建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从历史总体的视角看,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继承发展体现在从历时性到历史性、从共时性到国际性。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第三层次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人类社会具体阶段的运用,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为“六个必须坚持”,六个方面分别观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在当下表征其新时代属性。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思想及当代启示

当代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反映着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生态思想。在中国推进生态文明构建的历程中,厘清并深入挖掘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生态思想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研究——兼论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马恩关系进行论述,大体可以分为一致论、对立论、差异论。要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关系问题,需重新深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开展艰苦细致的文本研究,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文本的研究,找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统一之处,即历史唯物主义,以从根本上回应所谓的“马恩对立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作为马恩思想关系争论的缘起文本,同样也是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经典文本,研究这一伟大著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的探讨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的几点思考——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为例

实践证明,只有通过“两个结合”和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问题,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因此,本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为例,提出了如何系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旨在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与贯彻应用。

新时代开辟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新境界的逻辑前提及理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的要求使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必需,“新时代”的内涵规定使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必然,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解决时代任务、加强理论武装、批判错误思潮、大历史观构建中,创造性地将历史唯物主义转换为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论指导,在实践与理论双向互动中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对其逻辑前提与理路的澄清与揭示,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创新上的必要性、必然性与自觉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断发展的理论创新成果,它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法治思想遵循人类社会历史运动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创新发展于当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潮流中,坚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变化而推进法治建设;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真实映照;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最新动向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加强习近平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研究,是理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脉络、明确其思想内涵和实践指向的重要举措,使我们对其认识更为深入和透彻,并极大地增强贯彻和践行它的自觉性。已有研究或对习近平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作了系统性的探讨;或从六个具体论题展开研究:人民主体观与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动力观与全面深化改革、社会结构论与五位一体、历史规律观与三大规律认识的升华、社会矛盾观与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仍有三个方面内容亟待拓展:其一,从研究内容来看,系统性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其二,从研究的实践价值来看,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现实实践的结合研究将是更具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的探索;其三,从研究视野来看,需要更加开拓世界视野。